本站原创摘 要：在此分析了译作,特别是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分别从译作的创造性叛逆、译作对原作价值的异国传播的重要作用、译作对源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译作对译入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 键 词 ：文学作品 译介 作用
中图分类号：G613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Roles of Translation of Literture Works
SUN Jian-guang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Huai’an 223003)
Abstract: It explores from the creative treason of translated works, tranission of the original value in translated countr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ed works to the their own count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other countries, so it will be accepted that translated works must he their own roles 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of target languange.
Key words: Literary works, Translation, Significance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翻译都存有误解乃至偏见,认为翻译只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语言符号的转换,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懂得一门外语拥有一本双语工具书,任何人都能从事翻译工作.事实上,他们看不到,或者根本就不承认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过程中复杂的再创造事实,从而也看不到翻译作品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由于这种误解与偏见,文学翻译家的劳动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也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前者被鄙薄为‘翻译匠’――他们不能在国别（民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连他们的稿酬都明显地要比作家、诗人的稿酬低；后者则同样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既不是中国文学,又不是外国文学（尽管在某些人的眼中它是外国文学,但实际上外国的文学史家们,例如英美法俄等国的文学史家,是决不可能让中国的翻译文学家及其译作在他们的国别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它的地位,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没有它的地位,翻译文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弃儿’.”[1]208-209
这种对翻译作品的误解和偏见,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长期以来对翻译工作,特别是文学翻译的真正性质尚不明了,因而也就无从谈起翻译文学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绝大多数文学词典里,我们还找不到作为专门术语的“翻译文学”的词条,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令人欣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已有少数比较文学书籍收录了该词条,并且随着学界对文学翻译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了文学翻译的价值.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文学翻译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对译作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
一、译作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叛逆性
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研究,虽然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价值,也从理论上确认了翻译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翻译家所做的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性的语言转换工作,而是一种赋予一种艺术以另一种面貌、让艺术作品在跨越了时空、语言、民族的界限之后继续保持艺术魅力、让产生于某一民族和国家的艺术能为其他民族和国家、甚至能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的创造性工作.文学翻译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正如茅盾在一次报告中所说的,“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2]10翻译家与作家一样,为发展国别（民族）文学作出了巨大的、不可抹煞的功绩.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特别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变形以及满足特定读者阅读期待等问题.通常以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仅仅是译者,其实不然,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例如,一部严肃的政治讽刺读物,通过译者的翻译传到了另一个国家,居然成了一部轻松愉快的儿童读物,一部在本国默默无闻的作品,通过翻译传到另一个国家却成了一部经典性的著作,这其中固然有译者的作用,但怎能离得开读者和接受环境的作用呢“创造性叛逆”一语是对译者所从事的文学翻译事业的认可,是对译作的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说：“它（翻译,笔者注）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3]137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说：“在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等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字对字的翻译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翻译抒情诗时）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把一首诗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只有当它能投合新的听众（读者）的趣味时才能站得住脚.”他还进一步援引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Escarpit, Robert)的话说：“由于（译作）使作品与广大听众有可能进行新的文学交流而赋予作品一种新的现实,使作品在下述意义上更为丰富,即它不仅产生了效果,而且获得了第二生命.”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幸男的话说得更为强烈,他说：“对于这种‘创造性叛逆’,原作者应予以尊重.岂但尊重,原作者简直还得致以谢意.因为它延伸了作品的生命力,扩大了阅读的范围.退一步说,即便没有达到‘创造性叛逆’的地步,原作者也需要感谢译者.”[4]101德国大文豪歌德对《浮士德》的法译本译者曾寄去赞辞：“读了您的译作,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还对艾克曼说,“我对《浮士德》德文本已看得不耐烦了,这部法译本却使全剧更显得新鲜隽永.”[1]216比较文学家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肯定,由此可见一斑.这的确是对从事翻译工作的学者和工作人员的一种鼓舞和认可.
二、译作对原作价值的异国传播的重要作用
译作的首要价值在于对原作的介绍、传播和一定程度上的普及.这种介绍和传播并不局限于一国、一民族对另一国、另一民族的关系上,它往往还对第三国、第三民族、甚至更多的国家、民族发生作用,产生影响.譬如,中国读者在本世纪上半叶很早就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兴趣,然而当时中国懂俄语的译者其实寥寥无几,所以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是通过英译本、日译本转译过来的,英译本、日译本发挥了传播俄国文学的媒介作用.又如,人们常常说,“拜伦受到歌德很大的影响”,“普希金受到拜伦很大的影响”等等,但拜伦是不懂德文的,普希金也不能读拜伦的原作,他们都是通过法译本才接触到歌德和拜伦的著作的.在俄国翻译史上,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对外国文学（包括英国文学）的介绍都是通过法译本、德译本完成的,而并不根据原文翻译.目前世界上的语言有好几千种,仍在使用的、并有文字创作的少说也有一百多种,我们不可能指望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如此众多的外语人才.因此,译作作为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文化的媒介体,必然还将长久地存在下去.除了介绍、传播原作外,译作还有帮助读者认识原作价值的作用.一部严肃、认真的译作,往往都由两个部分组成,即“主件”―― 原作正文的翻译和“配件”――译序、译后记和译注等.无论是原作正文的翻译,还是译序、译后记和译注,它们都是译者对原作细心研究的结果.一部原作之所以会有几种不同的译本,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译者对原作有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译者各自对原作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莎士比亚一句To be or not to be在中文里引出了五六种不同的译法,在俄文里也有十几种译法,就是这个道理.一位懂俄语或汉语的英国人假如能读一读这些译文的话,肯定能加深他对莎翁原文的理解.这就像一位懂外语的中国读者在读了译成外文的中国古诗后,能从中得到启发,并因此对这首中国古诗认识得更加全面一样.可以说,大量的译作对原作在异国的传播,极大促进了更多的人对原作关注,同时也丰富了原作的内涵和在本国的地位.
三、译作对源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
译作还能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某部以前被忽视的作品的价值.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翻译史上不胜枚举.寒山,这位富有神话色彩的唐代诗人,曾经一度被世人冷落,在中国本土几乎不为人知,在文学史上更无地位.但是他的诗在1954年被译到美国,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寒山热”,让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诗歌.可能正如其诗所写：“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对他的认同由不为人知到得到世人的重新审视的最好注解.再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版,但直至七十年代它在国内还一直鲜为人知.后来西方各国以及苏联对它的大量译介,使中国读者重新发现了它,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围城》热.同样国外的一些作品也因为不同原因也经历过上述中国作品同样的经历.菲茨杰拉德对《鲁拜集》的翻译,不只限于向英国、向整个西方介绍了一位东方的诗人,它还极大地提高了这位波斯诗人在其本国的地位.小说《牛虻》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而闻名,并得到大量译介和广泛传播,由此英国的读者才知道并认识了他们的同胞――女作家伏尼契.正如斯坦纳所说的,“有些作品,原作可能被人们忽视了,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通过翻译可以显示出它的价值,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但的确是有这种情况.福克纳的作品译成法语,受到称赞,消息传到美国,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5]115
有些译作本身就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并且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金和萧乾、文洁若伉俪翻译的《尤利西斯》在中外翻译史上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庄昆良说,“总的来说,金的译文不仅显示了他对《尤利西斯》的深刻的理解,也显示了他跨文化用汉语‘表演’《尤》书的能力,他对乔学的贡献不可低估.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任何一位态度严肃的汉语读者决不能错过金译《尤利西斯》.”[6]62Cait Murphy对萧、文译本也给予高度评价,“很难相信,作品中一点狭隘地方观念都没有的乔伊斯,会对萧和文的劳动表示不满.因为,如果《尤利西斯》是文学的终极的话,那么,这种不变的永恒就必须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邦中国包括在内.”[7]27德国大文豪歌德在读了法译本《浮士德》之后给译者写信说：“读了您的译作,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还对其助手爱克曼说：“我对《浮士德》德文本已看得不耐烦了,这部法译本却使全剧更显得新鲜隽永.”[1]216可见,好的译作本身就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通过译者的不懈努力,融合了自己的心得,用他那独特的生动、风趣的语言,往往给目的语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可能是为什么大学者钱钟书尽管精通数国外语,但当他翻出少儿时读过的林译小说时,仍能一本本读得津津有味的缘故吧.著名翻译家方平说得好：“忠实而又传神的译文有时甚至比原文更容易激发本国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的.”他说：“读者的接受原著,也许停留于感受这一层面上就满足了；而一位严肃的译者接受原著,必须通过感受而深入到作品的思想意蕴,努力以他独到的体会和理解进而给予有表现力的阐释.这样的译品对于读者接受原著（即使直接阅读原文吧）是会有帮助的.”[8]王佐良先生翻译培根的《谈读书》,如果不说明这是一篇译文的话,又有谁能看出这是一篇翻译作品呢 略带古奥的、浅近的汉语文言文体,高度凝练而又极其准确的用词,流畅简约的行文遣句,通篇浑然一体的风格,令人不仅得到思想的教益,而且得到美的艺术享受.事实上,这篇译文除了思想是来自原作者英国著名哲学家、英语语言大师培根（Francis Bacon）的外,其余已经都是译者的贡献了.显然,一部优秀的译作,自有其独特的、即使是原作也无法取代的艺术价值,它的魅力同样是永存的.正如我国的文学大师郭沫若要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
四、译作对译入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
译作还有一个更大的价值,即作为国别（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对丰富和发展国别（民族）文学所起的巨大作用.以中国为例,外国文学的译作,第一、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小说在社会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小说历来被视作出于“街谈巷议”,是“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君子弗为”的.但是,随着翻译小说的大量发表出版,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再加上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的大力鼓吹,中国人对小说的看法改变了,“承认小说是可以跻身于诗古文辞作品之间,纳入文学领域了”,并由此开始重新挖掘整理中国自己的小说传统,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写入了中国文学史；第二、翻译文学的兴起还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的文学语言和汉语语料库.虽然也使用白话,但这种白话实属“书本白话”,有些更是文白相间.正是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版,才给中国文学引入了一种新的白话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吴祷于1907年翻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忧患余生》（现通译《该隐》）时的译文语言：“他来往贩卖的那条道路叫做西汉街,乃是人世上积污秽的地面.街道很狭,屋宇很高.旧败的贫苦人家,都聚集建屋于此.什么旅店啊,酒家啊,面包铺啊等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白话”相比,这种白话显然更接近真正的白话,而且与我们当代的白话简直都相差无几了.大量的译作创造了中国词汇,例如,镭射、休克等大量外译词在译者的贡献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库.第三、翻译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丰富了小说的题材样式,同时还引进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一个缺门――话剧.一般说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方法多比较简单,总是先交待人物的身份、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然后按时序叙述情节,不会用倒叙、插叙、推理、旁白、独白、心理描写以及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等手法,小说的题材也多局限于史和传奇等有限的几个类型,没有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等类型,至于话剧则更是闻所未闻.翻译文学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第四、翻译造就了中国一代代文学巨匠.资料显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主要作家,无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郁达夫,还是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毫无例外地都有很高的翻译造诣,并有大量译作传世.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几个主要文学样式的诞生与发展,如白话小说、新诗、话剧等,翻译文学都起了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所指出的,“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就是由鲁迅以自己的介绍翻译和创作实践来奠定了基础的”.众所周知,鲁迅之所以能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之所以能创作出像《野草》这样独特体裁的散文诗集,都是与他大量的文学翻译实践分不开的.当然,还有很多的文豪受益于译作,不胜枚举.
可见,我们绝不能把翻译作品简单地视为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它也是译者付出无数艰辛的创造之作.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价值,无论是它的创造性、还是对原作的生命再续、源语国文学价值的再认识还是对和译语国文学的创作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应在译语国国别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