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进积淀而成的,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对所处时代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作了全面的审视,反省和批判了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特点以及所面临的困境,旨在重塑民族文化心理性格.本文对鲁迅就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认识和批判进行了分析,进而探究鲁迅小说中对民族文化心理刻画的文学价值所在.
关 键 词 ：鲁迅 民族文化心理 文学价值 刻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定义为作为社会一名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全部能力与习惯,而文化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现实.人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将折射在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而民族文化心理是指特定民族每一时代都有的基本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如人们的风俗习惯、人生态度、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等.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等条件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差异性,每一个民族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殊精神面貌和气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里的自然基础就是指人们的生理特性和自然条件.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的思考立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整个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旧社会时期,中国遭遇了文明失落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给整个民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本文以鲁迅的民族文化刻画心理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反省与批判,进而探讨其文学价值.
一 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认识
1 主奴根性
主奴根性是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认识和批判.鲁迅认为,“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种循环.鲁迅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认识渗透着他对民族历史的忧思.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创建了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这一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很大.比如,周公所制定的“周礼”有上下等级、长幼尊卑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这些礼仪对每个社会成员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这便成了中国的意识形态,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的社会礼治秩序.由此所带来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正如鲁迅所描述的：“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失去个性的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被规定着,性格的表现往返于既可以此也可以彼的两个极端.鲁迅在《阿Q正传》中刻画了一个时羊（奴）时凶兽（主）的阿Q形象.面对着假洋鬼子等“凶兽”样的人物时,阿Q便成了“羊”；面对着小尼姑时,阿Q便是那“凶兽”.在这样病态的文化氛围中,一个人的完整人格被分裂开来,即做主和做奴.由此可见,这是鲁迅对礼治秩序下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这种主奴根性凝聚成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灵魂的主宰,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以及灵魂深处的“劣根性”.
2 民族自大病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既有地理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的中心文化,这反映了国民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逐渐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盲目自大的病态文化心理.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这种民族自大病的病因作了分析：由于长期的自我封闭,使中国自处于“屹然出而无校雠”的状态,这无疑就种下了走向没落的祸胎.由于没有受到威胁压力,人们连看到别人的长处也不想去学习了,这就逐渐形成了以民族自大为中心的病态文化.鲁迅把这种民族自大病称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使整个民族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3 个体与群体
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稳定的,孔子所创立的一整套的“仁学”模式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之中,构成了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结构.所谓“仁”是通过一种“自觉的投入”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而儒家文化中强烈的群体主义性质使“个性的张扬”成了无源之水.鲁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实现统治,他们在思想上趋于一致,时常“以独治众”,从而泯灭个体的独立思考.为此,使得中国少有“独具我见”之人.这是民众对独异者“以众虐独”的恶果.对此,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为女子鸣不平.同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阐述了他所理想的长幼关系原则,要求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合理地做人,其目的在于恢复人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4 关于“静”的人生主张
鲁迅认为,“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使人消除缺陷和不平,达到稳定的心理平衡状态,形成“静”的人生主张.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较为全面和深刻.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写道：“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在鲁迅看来,在这些中国书中,多的是“古训”,而“古训”就是教人“不要动”,“沉静”下去或者“苟活”下去.“撄人心”的概念就是鲁迅提出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摆”.这首先是“帝”所需要的,“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同时,也是国民“撄人心”所需要的,其意在安生.为此,鲁迅呼吁“摩罗诗人”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目的是为了“活动”.
二 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批判与反思
在鲁迅看来,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大病,使中国人丧失了主体人格,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机会和能力.对此,鲁迅对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展开批判,进而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首先,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发展之困境.中西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一旦交汇,不可避免地造成骚动.19世纪,随着西方帝国势力的入侵,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遭遇了接连失败,这让当时原本自豪的“安、足、静、定”变成了“苟安、保守、退缩、落后”.这种突变,使国民对眼下的处境产生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促使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走上一条艰难而又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之路.鲁迅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开始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自由等的向往和崇尚.比如,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列举了尼采、施蒂纳等一批崇尚个性自由的英哲之士,表现出对“人各有己”主体性的向往.鲁迅认为,中西文化冲突中民族文化心理发展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是“国粹主义”.所谓国粹,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这所谓的“国粹”多是中国人的一些病态的嗜好,如女人的小脚、食等.第二是“文化同化”.鲁迅认为,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文化同化”实际上是在为历史上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失败寻找心理依托.正因为中国受西方的压迫,有人才不得不高举一些所谓的精神价值作为重塑民族自信的基点.这在鲁迅看来,正是“国民性”中最典型的“瞒”和“骗”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国粹主义”和“文化同化”本质都体现了中国人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度自欺.
其次,“立人”的反省.鲁迅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作出了一个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反省.这是他对中国人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不断思考的结果,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影响.鲁迅认为,要建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正确对待“固有之血脉”和“世界之思潮”,这显示了鲁迅独特的文化观.鲁迅以“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个时代的交替与循环对中国历史进行剖析,提出了“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理想.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立人”之道,即在“尊个性而张精神”,形成了由“立人”而“立国”的思路.鲁迅选择从揭示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入手,对民族性格进行梳理,形成了以“立人”为起点,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达到“立国”的目的.
三 鲁迅民族文化心理刻画的文学价值
1 启蒙者的焦虑与命运
鲁迅揭示了传统文化对国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他强调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消除抹杀精神自由的奴性.因此,鲁迅在文本世界中塑造了另一类形象――“启蒙者”,比如“狂人”、“孤独者”等.这些启蒙者是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真正本质是“吃人”的“狂人”；在《孤独者》中,鲁迅勾画了一个对别人有真爱、不失赤子之心的“怪人”；在《在酒楼上》中,刻画了善良而温情的吕纬甫的人物形象,等等.在鲁迅的笔下,这些人是时代的先驱,具有初步的主义思想,是最先觉醒的.同样,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启蒙主张.然而,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每个国民都自觉奉行着“从来如此”的规矩.因此,在鲁迅的文本里,启蒙者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社会环境的扼杀.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遭受着敌视和冷漠的大恐惧,病愈之后“赴某地候补”去了.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杀伤力,它造就了一批“庸众”,也让一批“战士”在无物之阵中老衰或寿终.这些是鲁迅文本世界中关于启蒙者自身的焦虑,也是鲁迅内心深处焦虑的反映.这些是鲁迅小说文本中提出的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进而走向现代化的命题.
2 揭露出国民的病苦
文学是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总是要表现一个民族的意识、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鲁迅以文学的方式来实践他对民族文化心理改造的主张,这遵循了文学特性.鲁迅认为,从小说来看,民族性就是一个好题目.他的小说也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进行着国民性问题的探索.鲁迅以超常的勇气和深刻,艺术地展示了国人灵魂病态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个具体的“病理标本”.鲁迅的《阿Q正传》无疑是最为著名的,阿Q的劣性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鲁迅笔下的未庄是一个“老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在其中的人视现有的一切为当然,他们满足着眼前的一切而痛恨变动.这里充满了习惯与惰性、愚昧与无聊、闲人与看客.从某种层面上说,阿Q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他让我们从“这一个”中读出了“这一群”.再如,在《药》中,鲁迅写出了华老栓们的愚昧和麻木；在《离婚》中,写出了爱姑精神上的奴性；《祥林嫂》、《孔乙己》中,写出了主人翁的冷漠与无聊,等等.由此可见,鲁迅冷静地勾画出了国民的精神状态,写出了国人的“魂灵”,真实地展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状,由表及里,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参考文献：
[1] 黄健：《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 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王希恩：《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
[7] 董靖保、王尚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8] 王晓初：《论鲁迅思想与艺术的越文化溯源》,《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