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7年9月14－18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和聊城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青岛大学等20余所研究机构和高校的40余位知名学者,就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 文学史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
近年来,围绕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与对象、形态与范围的认知和界定,屡起争议,从文学史料的角度去应对该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杨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往往采用西方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是用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文学,这样就容易忽视史料的发掘、搜集与整理工作,没有史料的学科是空洞无力的.因此,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不应是封闭的,要旁及历史、地理、文化,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曾经在全国旅游.一路上搜集了很多的资料,改变了自己的不少想法,为《史记》的撰写做好了准备.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周围学科、地方史料相结合,可以极大地扩展我们的视野.朱德发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则从学科与文学史资料的关系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强调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文学史料应与学科进度紧紧联系在一起,史料建构是学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要认识到新文学的多元化构成,通俗文学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完全以“现代性”作为学科的核心理念,史料的搜集整理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我们应更新学科理念,以“现代中国文学”的理念来建构学科.其次,有了史料,只是一个良好的基础,要想出新的成果,还需要对它进行认真梳理,需要用敏锐的眼光重新解构,发现问题,要敢于提出质疑.中国现代文学30年正是由于观点和史料的局限,还没有达到经典化的程度,相信今后会有很大的突破.关爱和教授(河南大学)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文献史料问题越来越多的受到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今后,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由专门化到综合化的过程中,史料研究的价值会不断凸显出来.宋益乔教授(聊城大学)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要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从文学的实证和史料入手,进一步加强和严肃学术规范.刘增人教授(青岛大学文学院)指出,近来史料学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文、专著很有分量,冲破了传统体制的桎梏.二是期刊的研究进入学术领域.今后的期刊研究应当重视编辑的主体性,还应关注政治、经济发展对期刊的制约,战争军事对期刊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相信这些研究一定会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帮助.张学正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则就当下文学史料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学风浮躁,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史料工作具有细致性和渐进性的特点,高科技只是手段,不能解决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的工作.现在门户之见、因人废文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要倡导、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打破学术禁忌,客观全面地对待史料.
二 文学史料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
文学史料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密切相关,与会学者就近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史料问题和重写文学史、期刊与报纸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和译作版本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王保生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部)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史料工作逐渐受到重视,史料的发掘成为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关键所在.例如,关于新文学发生的研究,过去,凡涉及新文学的发生,都是简单化地谈《新青年》创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内容,实际上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今后应从大量的史料入手研究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如学堂设置、印刷业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对新文学发生的影响.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使得人们比较重视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新世纪以来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左翼文学思潮,这与当下社会关心民生、以人为本有着很大的关系.但目前,左翼文学的史料支撑还不够,尚需发掘.关于经典创作、经典重读.进行经典重读的基础就是做好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工作.王先生以《阿Q正传》为例.指出史料工作不但需要转变观念,同时要从其它学科广泛地吸收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为我所用.范伯群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围绕当下人们普遍比较关注的“乡下人进城”话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一百多年前,小说家就开始关注移民,“乡下人进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都市化的进程.研究文学现代化的最初历程,就要对史料进行普查,就像进行人口资源普查一样.“五四”时期对于清末民初小说有所冷落,重视程度不够,我们应对此予以重视和关注,大家可以进行合作分工,深入研究一些报刊、作品,以建构多元化的文学史体系和多元化文学史的理论体系.陈子善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认为,在史料研究中,我们要少一些锦上添花,而多一些雪中送炭.东方啜竦的创作近来受到重视,被称为“男版张爱玲”,需要进一步挖掘史料.石兴泽教授(聊城大学文学院)以老合对于学潮的认识为例,说明史料短缺的地方往往也是研究不深人的地方,在今后的老合研究中,应加强史料建设,辨别史料的真伪,从而正视历史的存在.同时,张桂兴教授(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就加强和严肃学术规范、黄万华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就史料与战争文学、金宏宇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就广告对于史料的作用、李文平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就《抗战文艺》的编辑、杜运通教授(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就“我们社”、胡全章先生(河南大学)就邱炜菱的小说、廖久明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就鲁迅资料的考证工作等学术问题,分别发表了个人的见解.
三 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
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与会学者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陈漱渝研究员(鲁迅博物馆)认为,20世纪以来史料的范围不断扩大,回忆录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它以丰富的素材和生动的细节弥补了文字记录的不足.但是回忆录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不可全信.陈先生以鲁迅、胡适、丁玲的回忆录为例分析了其存在的缺陷.他认为,造成回忆录不准确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三方面：(1)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作者立场和情感的影响,(2)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中的某些细节会遗忘(3)作者往往采用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资料进行选择判断.这就需要我们以“二重证据”来互相印证,去伪存真.蔡震研究员(郭沫若纪念馆)根据自己对于郭沫若生平史料 的研究心得,指出搜集、整理、考订近现代文学史料.本身就隶属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畴.目前的史料研究有待加强,例如,目前对于郭沫若生平的历史描述仍不是很完整,对于郭沫若的建国后的评价仍是建立在推断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充实的史料.徐鹏绪教授(青岛大学文学院)则从中国学术史和文献学的角度,论证了史料的重要价值.他认为,中国学术史就是搜集整理文献的历史,文献本身就是研究成果.它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是原始史料,包括别集、丛书、手稿、阶段性选集等,第二级是作家生平史料；第是研究文献,即原有的研究成果.张大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搜集整理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但现在的史料大多是分割的,像徐、台静农、叶灵风等作家隐居海外,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他们的史料就不是很全面,如何将两岸三地的史料整理工作整合起来,使得研究成果能够让大家分享,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秦贤次先生(台湾明台产物保险公司)则根据大量史实考证出徐志摩于杭州一中毕业的时间不是1914年,而是1915年6月.1911年,徐志摩读中学,本来是五年制,由于民国之后学制变成四年,实际上,他只读满四年半.同时秦先生还考订出徐志摩与林徽因认识的具体时间等细节问题.张小鼎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发言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党史研究很有价值,但是仍存在不少缺点.例如,瞿秋白的《饿乡记程》文字优美,但在出版时删去了一部分,在80年代重编时,才得以恢复原貌.
本次会议上,部分学者还谈到了近期有关文学史料的出版计划.徐乃翔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谈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重新出版发行的事宜,刘跃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则在发言中透露,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目前正筹备出版一套《中华文学史资料全编》,拟把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文学史料成果汇总,将已经出版的100多种著述进行统一包装出版,先发行近.代文学,然后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并由此整理出一套真正的中华文学史料全编.蔡辉振先生(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近年来从事如何将文学史料的研究成果与电脑的先进技术相结合的课题,本次会议他带来了关于《文学史料资讯化之研究》的最新成果,今后,大家在“天空家族”网站上,阅读作品与原始文献,将非常便捷,可以翻页、放大,做全文搜索,既可免费下载,也可网上.而该网站除了资料汇编外,还有研究回顾、版本分析等多个栏目,可以帮助研究者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本次会议就以上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形成了不少富有启发性、建设性的学术理念,既展示了近年来文学史料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又显示了文学史料研究的蓬勃活力.
(刘东方 石小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