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王鼎钧文学创作成就广被海内外.不论从其家乡的兰陵文化到儒学的发扬,或从家国情怀的抒发到中华文化的阐释；不论从其多类作品的撰述或美学价值,或宗教文化的传承发展与艺术特色,正是当代的华文文学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适逢当代华人遍布五湖四海,华文文学逐渐成为显学,如何从华文文学的视角,探讨、研究、确认王鼎钧作品的时代意义,正逢其时.
关 键 词 ：华文文学；兰陵文化；王鼎钧作品
中图分类号：I1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12）1－0036－05
DOI编码：10.3969/j.issn.1008-0163.2012.01.010
王鼎钧在1978年3月完成《碎琉璃》一书,后记中他这样说：“在这本书里,我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戏剧之间兼收并蓄的表现技巧渐能得心应手.重要的是,我觉得生命的酸甜苦辣已调和成鼎鼐滋味,心如明镜,无沾无碍境界可望可即.”［1］就这本以少年时代的生活为底本的书,他很明白地表示说：“只因为我个人生活的背后有极深的蕴藏,及宽阔的幕,我想以文学方法展现背后的这些东西,为生民立传,为天下国家做注等”这时已经年届50的王鼎钧,以前是为生活而写作,现在开始,则是为自己而写作.前一段话表示经过几十年的陶冶、锻炼,作者写作的火候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后一段话则呈现作者在创作《昨日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这四部回忆录整个过程中身历其境的体验、启发、省悟、洞见,开始为他深沉的使命感付诸行动.王鼎钧运用整整30年的时间（从1978出版《碎琉璃》到2009年出版《文学江湖》为止）,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做到了当年他所期许的崇高使命.
王鼎钧的人生历练,加上个人天生的秉赋,以及从小家乡兰陵文化对他的陶冶,更重要的是他们家族所传承的正气凛然的操守、知识分子的儒教风范,当然,诚如他自己所感慨的,上天的眷顾,给予他从容的时间,终于不辱使命.
对王鼎钧作品的整体观照,研究王鼎钧的作品,必要考虑到评论的广度和深度,因为王鼎钧的创作历程,历经半个世纪以上,他行过万里路,读过万卷书,尤其阅人无数、历尽折腾,在在皆化为文学的结晶,令人眩目耀眼.
本篇论文的题旨,立意从宏观的文化视野、从华文文学的视角,对王鼎钧作品作整体性的观照,探讨它在当下的时代意义.当然,本文提纲挈领式的点睛,只是一种初步的导论,尚待有心的学者,共同持续探索,以踵增华.
以小见大,旧命维新
蔡文甫先生见微知著,在《碎琉璃》九歌版序中说：“他把‘个人’放在‘时代’观点下使其小中见大,更把‘往日’投入现代感中浸润,使其‘旧命维新’”.［2］他认为王鼎钧的散文超脱了“身边琐事的窠臼”,风神出类,“不仅是一人一家的得失,更关乎一路一代的悲欢”.《碎琉璃》出版的当年,王鼎钧迁徙到美国,开始真正“为自己而写”的生涯.30多年来,他“著作等身”.吊诡的是,一如蔡文甫所说：“《碎琉璃》书名的涵义,等它代表一个美丽的业已破碎了的世界,作者从那个世界脱出,失去一切,无可追寻,而今那一切成为一个文学家创作的泉源.”［3］因为有所失,才能有所得.《碎琉璃》成为蔡文甫心目中“真正的文学作品”,可以流芳百世,一如作者自况,到美国多年以后,物移境迁,“心肠非故时”,“《碎琉璃》成了我不可复制的文学梦幻”［4］.
中国山东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王鼎钧家乡兰陵传统文化渊源尤为深厚.战国时,兰陵属于楚国,荀子当过兰陵令.兰陵乡贤二疏――疏广、疏受――“轻利尚义”的风范,颇受王鼎钧的崇拜,他说：“多年以后,我在外模仿他们的轻财尚义,也曾将他们的事迹写成广播剧本.”［5］而且,王鼎钧自幼,父亲对身为长子的他（两个兄姐身故）寄望特别重.这些,形塑成他后来“轻利尚义”和“有守有为”的人格情操.他认为人的一生,除了名利以外,还有情和义这两样东西,他写回忆录就是要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他还接受过扎实的启蒙教育,例如“疯爷”在传统国学诗词方面的教诲,上小学时候的苏老师送给他夏尊的《文心》、以及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对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都有一定的影响.
自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纷乱不止.王鼎钧出生后四年,日军侵略东北,1928年发生“五三惨案”,日军攻破济南城.1938年1月,日本空军轰炸兰陵,王鼎钧全家开始逃难［6］.
从此,那个在门里“一方阳光”中与母亲相处的美好时光不存在了；那一种被他拯救过的、以怨报德的雀鸟,再也看不见了；令人锥心怜惜的红头绳儿,尸骨都没有留下；而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头,竟只是为了作秀娱乐.还有,游击队员对罪犯执行死刑用“活埋”表演、敌人的朋友恩将仇报、传统知识分子的固执寻死、现代中国愚昧的乡姑等王鼎钧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遇到日军空袭,当时只有他独自在一处,看到玫瑰花在飞机俯冲下来摄人心魄的噪音刺激下,花蕾迅速膨胀,一口气怒放盛开.事后,他把这人间难得的奇景讲给人听,却没有人相信他的话,都认为他在说谎［7］.
《昨日的云》所展示出来的这一幕幕,就是他在通过个人的亲历,用文学手段来“为生民立传、为天下国家作注”.从中可见,王鼎钧从少年时期,就必须面临一个美丽但业已破碎了的世界,并且经历后来坎坷的命运,背井离乡,脚步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回归.他固执地不肯还乡,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曾离乡：“我并没有失去我的故乡,因为,当年离家时,我把那块根生土长的地方藏在瞳孔里,走到天涯,带到天涯.”那个美得像“金流眼迷”的故乡美丽的景色,那夕阳黄昏,也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肌理中.更重要的是,“失去这些比拥有这些更能增加生命的意义”［8］.
《昨日的云》中反映出来的他所见识过中国30、40年代的图像,那些众多
生灵涂炭的景象,只要是有心的人,如何不感受到心灵上的震撼?!这样的作品,骨子里那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凸显时代意义,值得全体中国人省思和深思!
怒目少年的山里山外
抗战期间为数众多的流亡学生,历经颠沛流离的生活磨难和苦中作乐的读
书生涯,对王鼎钧而言,在他人生成长的过程中,提供了非常深广的生活体验.
在《山里山外》他如是吟颂：“等我一寸一寸的看过,一缕一缕的数过,相见不易,再见为难,连牛蹄坑印里的积水都美丽,地上飘过一点云彩都是永恒的.我的家国情怀这才牢不可破.”［9］证诸中国历史,整个中国各地的族裔人口,在抗战期间产生有史以来最大幅度地迁徙、流动.民众对“中国”的国家概念,这时才真正落实到中国人的心坎里.
这种际遇,因缘际会,乃是形成王鼎钧移民美国后,经过多年沉淀、回思,成为充沛的写作动力和题材动因［10］.这种不幸的境遇又是何其有幸?!
在1940年夏末初秋,16岁的王鼎钧跟随他的父亲参加家乡王氏家族组成的游击队第十二支队,并开始他的新闻工作,为抗战地下刊物《新闻》写“游击队员的家信”专栏,开始崭露头角.1941年他的父亲引荐“疯爷”,教他四诗五经和唐诗.来年,王鼎钧远离故乡,到安徽阜阳读流亡学校,国立第22中学.
流亡学生的生涯,就如王鼎钧自己说的：“做流亡学生扩大我关怀的层面,这份关怀,多年以来是我的精神上的郁结,纾解之道,对我来说只有写作.”［11］《山里山外》在1984年王鼎钧60岁时出版,2003年再增删改写重新出版.王鼎钧在新版序言里这样说：“我中年以前崇拜英雄,中年以后把感情交给无名的苍头众生.所以致此,是因为我发现了‘英雄不仁,以群众为刍狗’.我不能控制情感的转移,我的机遇、处境、文学旨趣都起了变化.”那段流亡学生的生活,在心灵上是一个无可磨灭的刻痕.由于造化弄人,那时候的同学,彼此数十年来音讯断绝,他们的遭遇使王鼎钧惊疑忧念.然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抗战经验,对那时候的题材没有兴趣,也不想去理解.这,也许就是时代变迁的无奈吧?
同样以流亡学生生涯为题材的回忆录《怒目少年》则晚到1995年,他71岁时才出版.在这之前,为了查证工作,从1982年起,他以通信的方式向中国大陆搜索、查证、汇整资料,同时还要阅读各类战争史料、方志、名人的回忆录,包括后来发现中国大陆各省各县印行的《文史资料》,再透过各个地方朋友的协助,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历尽艰难,终于写成.无论如何,这本个人著作即便不是一部信史,也确确实实是当时中国流亡学生的历史纪录.
当然,《怒目少年》除了具有史学价值外,同时也具有文学作品的地位.
王鼎钧经历人生三大转折：1、做流亡学生,受军事训练,过集体生活；2、退出军伍,从事民间的新闻工作,过自由生活；3、移民美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生活.当时的流亡学生,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是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是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王鼎钧是属于第二梯次.一边读书一边受训,物质条件很差,睡在水泥地上画好的格子里,操场就是饭厅,菜饭碗筷都摆在地上,米是发霉的糙米,混合着小石子、稻谷、老鼠尿、蟑螂腿一类的杂物,人称“抗战八宝饭”,几乎人人都生出一身的疥疮,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需要用里面的治病,因为那个时候“有医无药”.每个学生的医药费预算只有一块钱,一颗治疟疾的药就要一百块.精神层面也很匮乏,没有什么课外书籍,偶尔得到一本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下册,辗转传阅,直到一本书像一块冰一样融化,才罢休.所以王鼎钧说：“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人应该融会贯通各种不同的学说,欣赏不同流派的艺术,承认不同地域的风俗,容纳各种不同的个性,读各种政治立场的报纸.”［12］这些观点,当学生的时候都没有人教他们.
那时,也有几个令王鼎钧印象深刻的经验.比如,一位老师说：“哲学研究神的意思,科学研究神的方法.”这两句话维系了他对基督的信仰,也强化了他对科学的尊敬.又如“少年喜欢窥探成人的世界”、“中年喜欢窥探要人的世界”、“老人则努力窥探上帝的世界”的格言也让他铭记在心.那个时代,风气未开,男女授受不亲.对自己喜欢的异性,只能默默地喜欢,很难开口.难得有一次和一位女老师畅谈学问,王鼎钧接受她的启迪,理解白话文学是未来中国文学的主轴,因为在这之前,王鼎钧获得一点名气正是写之乎者也得来的.
从他们学校所在地阜阳观察,地方的民众,都要对军队提供眷属住宅,营房,柴草,马料,差夫,慰劳伤患,修筑防御工事等还要接受征购粮食,然而,为了抗战,地方民众也都是牺牲贡献,当时的口号是“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王鼎钧说：“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朦胧中还以为国家和百姓不能同时两利,有益于国难免有害于民.后来到陕西,到东北,到台湾,越是忠贞之士,这种秘密的想法越牢固,直到70年代才觉悟.”［13］他认为他们这些当时的流亡学生,同样自以为是,不懂得和当地人沟通、交会,有一种传统中国官吏和的习气.在30、40年代,因为整体文化的环境处在持续动荡、战乱、混乱的社会生态,缺乏行政安定的环境,若果要从事教育和改革,必然不容易.当然,王鼎钧的针贬是对的.当时,还流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两句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是在号召日本青年对异地有憧憬和向往,鼓励他们侵略中国.正因为日寇的恶行,使得重视“安土重迁”的中华民族,不得不因为反侵略,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前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客死他乡.40代前后,整个中国,不论天南地北、沿海或内陆,男女老少,整个动起来,所牵动的人口,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40、50年代,中国境内天翻地覆的动荡、史无前例的族流,文化互动为20世纪上半叶赋予全新的意义；王鼎钧为我们抓住了其中的一部分.王鼎钧所属的第22中学,经过一再迁徒,直到抗战胜利,未能迁回山东,反而搬迁到汉中.除了早期毕业的校友遍布海内外,后来的在校生,大部分散落在陕西和四川,只有几十个回到山东,事实上粉碎了每一个人曾有的梦想.后期的学潮、政治事件纷纷扰扰,有些人不得善终.严酷的现实,使很多青年的理想落空.对王鼎钧而言,在60年后,沧海桑田,成为他写作的一笔资产,为怒目少年的山里山外留下一个曾经青春、永恒的纪录,为那个伟大的时代留下历史的刻痕.
关山夺路再造左心房漩涡
王鼎钧说：“如果觉得一生不够,唯一的办法是观察别人的生活.没有前生,没有来生,更是有‘兼生’,让别人同时为他活,替他活.”［14］这是他的文学观之一.
在2005年尔雅出版的《关山夺路》第一页,出版社特别推荐说：“第二册自传《怒目少年》出版后,十三年后他才能写出来.情感升华,‘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产生了优秀的文学作品,鼎公感谢上天给他时间.”
文学作品的创作,所谓“美感”就是要有距离.经过时间的沉淀、作者的反思,创作的作品必然更洗练、更完美.王鼎钧写作《怒目少年》在他71岁（1995年）出版,而这本《关山夺路》直到81岁（2005年）才出版.他说：“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奔驰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后还要写第四本,等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15］
王鼎钧有坚毅的意志,要完成“为生民立命,为天下国家注”的使命,尤其鼓励年轻的一代要懂得“兼善天下”,像前面他所提到,人没有“前生”,也没有“来生”,因此在这有生之年,要多了解、多体会别人的“兼生”,这才能够丰富自己的人生.目前,他终于完成四部回忆录的写作和出版.这在华文文学的领域里,甚至在当代中国史上,都称得上是一种壮举,能够经得起现实和时间的考验,可以永垂不朽.
王鼎钧这样认为：“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16］他强调《关山夺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他避免落笔之时有政治立场、阶级立场,或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
王鼎钧在流亡学校末期,参加了宪兵连,这是他有生以来,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一次选择.在流亡学校参加学潮,穿越秦岭,报到参加新兵训练,发现当时的军队素质有待提高；有机会到南京、上海,接触当时的都市文明,惊叹柏油路的光鲜亮丽,还有自来水的方便,同时看到等待、解送回国的日俘、日侨,依然保持低调和纪律等他还见识过当时干部的精明干练.他认为那套儒家人生哲学,“一直用宋明理学对付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没占上风”,“西方人说,国共内战是美式人和俄式人的战争,我不同意,我看是中国孔孟文化与马列文化的战争”［17］.
这段期间,他读过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月牙儿》、茅盾的《子夜》,以及其它一些短篇小说.他还邮购一本《全国青年代表作》的选集,认真阅读,初步认识中国的新文学.在沈阳期间,利用工作之余写作,在当地《中苏日报》、《新报》、天津《扬子江》月刊上发表.这个阶段,他写成中篇小说《伶仃脚》.
1949年1月,天津失守.王鼎钧一度被俘,三月脱险逃到上海,途中经历各种艰险.还好,后来他和父亲等人搭船逃到台湾,这时他才25岁.
《关山夺路》中作者所经历的时间,虽然只有几年,不过他写得很细,就自己亲身经历,逐一叙述,但是,都是单一观点的视角,有时空的局限,不像《怒目少年》中人、事、物的宽广.不过,王鼎钧在写作之前,经过多年的的思考、琢磨,书中的各种论述、评量,已经不是以当年才20岁出头的年轻人的思维落笔.书中,叙述了许多在大时代激流冲刷下被淹没的人,后知之明,除惋惜慨叹之外,莫可如何,只能激起他的“左心房漩涡”.
文学江湖域外牵挂
在台湾,历尽沧桑,终于安定,到了可以自由发展、可以安身立命的时期.他在这里成家立业,也在这里功成业就.然而,他却说：“内战结束前夕,我人格已经破碎,台湾三十年并未重建完成.”［18］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就是刻录台湾这段生活经历.这一部书得到第三届“2011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是最新的一项殊荣.
在《文学江湖》中,整个生活历程的种种叙述,因为客观条件的不同,汇整的资料更为翔实,确实印证了台湾从50年代一路发展到70年代末的整个历史景况,令人回味无穷.
在《文学江湖》中,写到初临台湾的前几章,王鼎钧夹议夹叙,对于国民党政府为了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外省人”（注18）［19］.其中,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可能会有争议,至少,“二二八”事件一直到今天的台湾,仍旧是执政者和在野者的政治议题,经过几乎60年,延伸为族群斗争的筹码和政治板块、意识形态歧异、国家认同的病灶.而烟台联合中学冤案,终究得到平反.固然,作者要表达的是当时政治黑暗面、当权者的丑恶的嘴脸,站在同为山东流亡学生的立场,给予关切.或许这个案子得以平反,所呈现的意义,以及作者移民美国后,台湾政经环境的变迁,时移物迁,已经是不同景况,无奈已经过去的时光,谁也无法补尝.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王鼎钧移民美国,能够真正地自由写作,才有从80年代起创作许多新作品,尤其是四部回忆录的完成.对他个人是心愿的完遂和使命的达成；对华文世界的华人言,是历史见证者,是当今华文文学的重要资产之一.他的文学理论、写作技巧、人生启发的书,在当时十分畅销,对当代台湾艺文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兼具可读性和开发性,道人所未道,见人所未见,具有文学和学术两种特质,既是生活的导师,也是时代新思潮的领头羊；既因为通俗而畅销,也因为甚具影响力而立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那一种从小养成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他从张道藩先生那里领悟到,“取法乎下”和古人的“师造化、法自然”合成一个系统,“所谓自然,并非仅仅风景写生,所谓人生,并非仅仅悲欢离合,人生和自然之上、之后,有创作的大意匠,总法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作家艺术家从天地万物的形式美中体会艺术的奥秘,这才是古人标示的诗外、物外、象外”［20］.作家不是“望门投止,而是升堂入室”,要能够自立门户,具有自己的品格,这才是“上”.
这就是王鼎钧的哲学观和文学观.他把“取法人生自然”拉高到宗教层次,70岁后写成正式论述.他认为自己对文学,只有想法,没有研究,用佛家的说法,是有顿悟而无渐修.
《文学江湖》浓缩了王鼎钧在台湾三十年的生活历练、辉煌腾达、纵横天下,然而,终究敌不过“特务”的隐性或显性的骚扰,远适异国.
一个人曾经从年少时候不得不接受一个美丽的业已破碎了的世界,历经成长过程颠沛流离的折磨,当青年时期在台湾落户、成家立业,又必须自我隔绝、远适他乡,一个悲凉的故事.王鼎钧,给我们当代的中国人这么多,然而,中国啊,中国啊,你给了他的却是,一个只能摆在瞳孔里的故乡.
注释：
［1］、［2］、［3］、［7］、［8］王鼎钧：《碎琉璃》,尔雅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四印,第268、13、15、21、45页.
［4］详细的心理转折,见尔雅版《碎琉璃》新版后记,第272页.
［5］王鼎钧：《昨天的云》,尔雅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四印,第12页.
［6］参考亮轩著《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书后附有王鼎钧写作年表及当代大事.尔雅出版社2003年4月4日初版.
［9］、［11］王鼎钧：《山里山外》新版序言,第11页.
［10］王鼎钧真正“为自己而写”,除了1978年在台北出版的《碎琉璃》外,后来的四部回忆录、比较特出的《左心房漩涡》、《随缘破密》等十数本著作,都是到美国后的三十年间才出版的.
［12］详见《怒目少年》中《小说女主角会见记》一文.
［13］文见《怒目少年》134页.
［14］王鼎钧：《左心房漩涡》序文,第4页.
［15］、［16］、［17］王鼎钧：《关山夺路》第429、434、116页.
［18］、［19］、［20］王鼎钧：《文学江湖》第6、31、93页.
作者林静助,男,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