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文学的经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气质如何.以上世纪50年代为分野,后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才华,还是思想高度都不应该逊于此前的那一代作家,问题是,这一代人最为先天不足的是,无法将其天马行空的文学才华,同那种高山仰止的艺术气质相结合.在无法做到天衣无缝,又不得不像时行的形象工程一样强行上马时,各种各样的作秀也就难免了.一旦被人们,也就是各种身份的读者看出其破绽了,就难免会有前些年甚嚣一时的零视角和零度情感写作,甚至更进一步地发展到这几年以腰部为水平线的负角度与负情感的写作.这类写作无论有多红火,都不应该成为文学的经典高度.
必须让所有人明白,高贵是文学的重要标准,这可以从俄罗斯人和他们的文学来印证.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当我开始遐想高贵是如何与文学互存时,曾经因高尔基的出身与他的写作而困惑不已.关于高尔基,中国文学一直是这样介绍他：“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一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些话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写作的那部著名的三部曲,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国学生来说,影响更大的是那部似乎更能体现其灵魂风范的《海燕之歌》.那只高贵的海燕,无疑就是高尔基的人格写照.很多年后,到儿子也像我当初那样年轻,有机会去到高尔基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学留学,我才了解到一些关于俄罗斯人的生活真相.喀山当地治安情况十分糟糕,走在街上被暴徒抢劫的事,多得就像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随地吐痰的情形.在那所大学里呆了十几年的中国老师向新来的中国留学生传授一个秘诀,男生们如果有事出门,一定要请一位女生做伴,因为,俄罗斯男人可以在家打老婆,也可以抱着酒瓶醉卧街头,却断断不会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抢劫另一个男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罗斯文学高尚无比的地位,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回头来看,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的不同步,故且不从文学本身来看,仅仅是生活本身就已经落伍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如果文学中真有什么输赢的话,赢者也好,输者也罢,是成者为王,还是败者为寇,一切皆由起跑线上那一步所决定.
就《圣天门口》来说,不懂书中的雪家女人,就会误读这部书,也进入不了这部小说的世界.不少人反复问我,为什么要在一个小地名前加上一个“圣”字,《圣天门口》的“圣”是何种意思?这部小说是要表现――人伦的高贵,才是潜藏在历史最深处的中华文化神奇而伟大的动因.现当代中国文学一直在片面地强化文化传统中的种种灾祸.近代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成了一部苦难史.提及苦难时,人人都是如此理直气壮.导致少有人去想,能够走出苦难,使之生生不息的正是被苦难当成天敌的人伦的高贵.
从文化的一脉相承上,《圣天门口》由女娲杀共工至孙中山任中华民国总统,这是一条虚的线索,从辛亥革命后期的乱世至文化大革命迭起则是一条实线.通过这样的梳理后,就会发现许多所谓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只是龙舟上的两排浆,如果没有摇橹者的指挥与把握,注定要乱作一团.在人的进化史中,贪欲和施暴,正是这样的两排桨.过去一百年,文学承袭了太多《水浒》习气,口称最伟大的《红楼梦》只不过是场面上少不得要耍一通的花.社会这条大船要前进和不被沉没,核心还是因为我们的理想是要追求理想的人性.
长篇小说更是如此,不仅要有语言的优雅,还有骨子里的高贵.为什么说《红楼梦》之外没有好长篇,就因为《红楼梦》骨子里的是高贵,是一种高处不胜寒,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写的生活也好,是写作者的精神结晶.缺少这个根本点,仅靠道听途说的模仿是靠不住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起作用.就像生活中,有的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吗?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同样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清洁的精神,崇高的气节,仍然活在文学里,曾经嘲笑和唾弃以此为文学灵魂的一些人,却不见了.更有认为这样的文学是有毒的人,自己却真的成为毒品的吸食者.
真理有时候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些借以文学名义的离经叛道,就像当年搞反右和大跃进,将自以为是的东西,无限地浮夸.再用不惜消灭肉体的办法,消灭那些自以为不是的东西.一切为了,再将作为一切,包括替代当年那些屡屡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手段.这种疯狂追逐暴利和决不放过任何蝇头小利的趋势,所考验的不仅是文学,而是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具备的那种大智慧.
文学在某些特定时期,就像是一条过度使用的公路,（譬如盛产铁矿的湖北大冶,那里的人很富,却一年到头都在修路,因为许多人家都有载重量达几十吨的卡车,往往一条新路刚刚建好,就要开始规划一条更新的路,钱再多,也走不上一段让人觉得舒适的路.）只要用经典的尺度来衡量,就会发现,文学是一门气定神闲的艺术.文学界实际上还是心平气和的.这正是当代中国文学成熟而走向伟大的出发点.在文学中投机讨巧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在将文学作为谋取功利手段,也就是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职业的那一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谁也不能苛求大家都写好的小说,假如人人都能写好小说那还得了?
在民间里,曾经盛行的民间故事与民间文学,它所表达出来的,是人在内心潜藏着的种种不满与反叛.以著名的《刘三姐》为例,过去流传的民间文学几乎千篇一律：愚蠢的有钱人总被聪明的穷人所戏弄；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也就是后来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塑造成一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模样,吟诗不行,对歌也不行,就是将孔圣人抬出来,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正是这一点,透露出民间中一直涌动着潜在的暴力倾向：当一种东西无法得到时,百般无理的抹黑与诋毁就开始了.既然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就休想独自占有.这种流民无赖心态所带来的恶果,不仅屡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当今世界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是还在层出不穷.
文学所需要的高贵,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写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识到高贵之紧要,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贵起来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矫情,或者是反过来,将矫情当成了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人的心灵质量的一种标志.人类的高贵,在过去时期需要借助诸多奢侈品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在物质生活差异正在变小的当下,精神气节的关键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在生存质量将会变得越来越高的未来,这一点就难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了.
有一个问题从小到大一直让我受着困扰.在我们的文化传说中,日常当中的鸟类,为何独独只有喜鹊是那样的招人喜爱?2005年春天,《圣天门口》完稿不久,一对野斑鸠,飞到我家窗台做窝,至今还在那里安营扎寨.每天隔着一道玻璃与它们打照面,免不了也会进到我的小说想象中.小说这种被人当做俗物的文体,本质上决非俗物,只是因为写作的人低俗了,审美的人低俗了.小说精髓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就像那种与斑鸠迥然不同的喜鹊.小说的模样,正是喜鹊的模样.小说的声音,正是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迫害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怵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那种为了哗众取宠的写作.
还有一种高贵,犹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华丽表象.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那时候,我们家附近就住着这样一户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人家.在那种时期,那样的人家是没有政治地位的.奇怪的是,我一直对他们一家有着深深的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来自小学课文上偷辣椒的老地主将少年刘文学活活掐死.那户人家住着两间搭建在别人家墙边的破茅屋,一家四口,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童年时的那种敬畏,来源于那户人家的大人小孩,衣服破得再厉害,那上面的每一个补丁都是整整齐齐的.还有他们仿佛总也弄不脏的手脚与脸庞,总是洁白得没有丁点牙慧的口齿.如此等等.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临到写作了,我才明白,那种记忆竟然一直在左右着我的情感.我不认为,“圣”是可以升华到高天之上的精神控制,我景仰的“圣”可以小到记忆中,那户人家的孩子将一块洗净的旧布叠得方方正正装在荷包里,作为清洁自己的手帕.所以,才有小说中的董重里,因为随身的一块手帕始终保持着洁白,才被在肃反运动中杀人如麻的欧阳大姐法外施恩.我要强调的是,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这样的角落正是高贵的启蒙.
《圣天门口》不存在“基督立场”.不能因为小说中出现“福音”和“小教堂”,就往这方面联想.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所谓福音,也只是一种日常说法.她所表达的是相比普通爱与仁慈的那类大爱与大善.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才是我一直所看重的.中国文化中缺少宗教信仰,这是事实.当下“基督”在我们周围的流行,更像是某种时尚.客观来看,有没有信仰和信仰什么并不会导致社会生活出现重大分野.譬如,泛神主义者可以认为“圣”就是我们的敬畏之心,环保主义者可以认为宁可走路也不坐汽车就是一种“圣”.就小说来看,我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能力救不了全部的人,那就救一部分人,再不行就救几个人,还不行就救一个人,实在救不了别人,那就救自己,人人都能救自己,不也是救了全部的人吗?上个世纪的文学训练,使得太多的人,将爱之深、恨之切等等过于简单的性情当成唯一的审美.这种十分根深蒂固的审美态势,也影响了中国文学向着博大精深进步.在《圣天门口》中还有一个秘密：我使用“敌人”这一概念.纵观历史,莫不是以他人为敌、以异类为敌.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世上最大对手是自己时,小说中人用一点一滴的圣洁来改造或者改写自己,改造身边的人与事,就应该很容易地理解为,这样做才是改写文学史的正途.
“问题意识”是从50年代的旧文学理论中提出的,是文学沦为工具后的一种意识形态变异.“忧患意识”则是这种变异的变异,它只是貌似文学,骨子里仍旧由“工具论”所操纵.当前的小说实践,早已超越了.好的小说已从单纯的批判,寻觅到从文化到人性的深入认识.小说能做到的是对在人性背景下的人与社会的审美.小说就是小说.那种说某某作品是宣言、檄文和判决书的时代,应该永远成为历史.
任何历史,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学的,距离远,视野总会相对开阔一些.后来者总是幸运儿,因为有前辈们用灵与肉来探索.当然,那样的前车之鉴,也还需要善于理解和运用.文学总会首先与她所处的时代共命运的.当社会苦难太过深重时,文学自然难以幸免.从现代文学的出现,到当代文学的兴起,许许多多的作家一直在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重责,这是由阶段性的历史决定的,后来者应该向作为亲历者的那些作家表示足够的敬意.文学经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到我们这里,文学的环境已经改良,无须再用负重百十来斤的能力,无奈地承担两三百斤的分量.我们这一代人如此三生有幸,究竟有何德何能?那么多的大师在前面披荆斩棘,为我们争取到一派豁然开朗.剩下来,就看个人的文学造化了.
（作者单位：武汉市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