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小说在1985年》① （以下简称为《新》）是由吴亮、程德培选编的一个小说选本,其入选对象为1985年在公开的期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整个选本一共收入二十个中篇小说,每篇小说前面附有由吴亮、程德培（其中七篇由李持笔）撰写的带有“导读”性质的千字短文.虽然编者在“前言”和“后记”里面毫不隐瞒这一选本编选的“个人趣味”甚或“个人偏好”,但二十年来的文学史／小说史证明,这一带有“个人性质”的文学行为,因为置身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文学历史语境和中国当代小说特殊的“变迁发展史”中,而具有了其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这或许也是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一选本的起点,我们不再以一种“纯小说／纯文学”的眼光来打量这一标榜“小说本体美学”的选本,而是试图将其置于“历史的现场”,去探究这一选本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美学趣味、小说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纠缠、互为抵牾.
从“现代派”到“新小说”
从1978年开始,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逐渐越出“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围,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本来,在一种文化和文学交流的意义上说,对“现代派文学”的引进和讨论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但关键在于,80年代初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远非是单纯的“知识”介绍和普及,而是关涉到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意识形态的价值趋向,甚至是微观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敏感话题.徐迟1982年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集中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文化／文学思路.在这篇文章里,徐迟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把西方现代派文学看作是与西方现代生产关系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派,作为西方物质生活的反映,不管你如何骂它,看来并没有阻碍西方经济的发展,确乎倒是相当地适应了它的”②.他的讨论集中在两点,其一是把文学艺术看着是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把“现代派文学”等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一种；其二是强调一种进化的“文学史观”,“现代派”是比“过去派”、“近代派”更高的社会、意识、文学发展环节.这种将文学与意识形态紧密无间地“捆绑”起来讨论的文化／文学思路实际上和50年代茅盾《夜读偶记》中的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在茅盾那里的负面评价在徐迟这里被完全颠倒过来了,“现代派”不再是“颓废的”“堕落”的艺术形式,而是“适应西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文学艺术.因此,徐迟才热切地盼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③.
非常有意思的是,徐迟把“我们现代派”定义为是“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基础上”,这种把“现代派”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理论资源嫁接在一起的做法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使“现代派”的“出场”有一个合理的历史文化逻辑,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在80年代初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文学”的问题,徐迟的这样一种思路实际上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们的理解中,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并不是天然“排斥”“现代派／现代性”的,恰好相反,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学”最终指向的也是一个“现代派”的远景,这种“文学现代化”的远景和经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是一致的.
徐迟为代表的这种思路其实是相当谨慎和节制的,它小心地回避了“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在当时遭遇到的“尴尬”处境,把“文学／文化”看作一段“不正常”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从叙述中“删除”,重新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文学”嫁接起来,既维护了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的合法地位,又给“现代派”的讨论开辟了比较有利的空间.
与徐迟这种温和的试图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姿态”不同,在80年代一些更具有“激进”姿态的人看来,“现代派”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技巧和知识,更是具有“启蒙”色彩的思想资源和批判武器,它一方面是文学的发展的“方向”和“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它也是表现自我、解放思想的有效形式.徐敬亚1983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崛起的诗群》④ 就集中表现了这些观念.在他看来,当时具有现代趋向的“现代诗歌”不仅是“新诗自身的否定”,更是“一次伴随着社会否定而出现的文学上的必然否定”.这种强调断裂的“姿态”在1983年左右并不显得突兀,它是整个80年代初越来越趋向“激烈”的“思想解放”的产物,与美学思潮上以“康德”代替马克思、哲学思潮上以青年马克思代替老马克思的潮流以及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争论密切相关⑤.在这种文化／文学思路中,1949年以来的文化／文学实践即使不是被全盘否定,也是乏善可陈的.因此在徐敬亚的“诗歌谱系”中,中国新诗的现代倾向是“五四新诗的一个分支的复活；是三十年代新诗探索的继续；也是五十年代民歌道路失败后的再次尝试”.徐敬亚等人所在在关切的,不仅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最终也指向以何种文化来重新建构个人意识和国家身份,以何种更具活力的意识形态来消解统一僵硬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他特别强调“独特的社会观点,甚至是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
“现代派”话语作为80年代的诸多新话语之一种,它所蕴含的“新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为80年代初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到微观层面的制度建设中去,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对主流的“社会主义话语”的合法性构成“威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作为一种危险的有影响的社会思潮,讨论的焦点就成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⑥ 安德森曾经指出：一种神圣语言的解体会带来文化上巨大的真空.虽然在80年代,作为“神圣语言”之一种的“社会主义话语”在中国谈不上是解体,但也是相当脆弱、敏感的,它对当时出现的各种新的“思想动向”采取了非常犹豫的态度,一方面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重申了“百花齐放”和“创作自由”的不可动摇性,而另一方面对于“威胁”到“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思想又采取了“批评教育”的方针,试图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调和、引导各种新思潮,以确定社会主义话语的威权地位.因此,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派”讨论,在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遭到批判,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主张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现代主义文艺；就是反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针,强调表现自我,主张诗人应有独特的社会观点,甚至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凡此种种,连同出版界的商品化现象、创作表演方面的低级趣味等等,直接危害着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⑦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以及“清污运动”的展开,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至少从表面上看在1983年左右“结束”了.但80年代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这种“结束”其实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终结”,而是“重心”发生了转移,不过是将对“现代派文学”讨论所具有的“启蒙”色彩进行了“抑制”,而它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资源”和“方向”反而是得到了加强.事实是,在1985年前后,如洪子诚所言：“现代派文学作品至少在表面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⑧ 因此,在1985年,批评界所面对的一个很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不能谈论“现代派”的语境中去界定、评价这些“现代派”作品⑨?
我想吴亮在使用“新小说”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1985年中国当代小说的“非凡实迹”并不是一次任意命名,吴亮清楚地意识到1985年的当代小说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⑩, 但继续使用“现代派”来命名这样一种文学现象明显已经不太合适,“现代派”所具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含义不仅会带来政治上的直接压力,而且,它很容易遮蔽当代小说在1985年所表露出来的“新的精神层次、新的经验、新的叙述形式”,从而不利于“文学自觉”观念的确立.在另一个向度上,1985年开始的一场关于“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争论也可能使当代小说的讨论陷入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忽略了1985年当代小说的复杂内涵.我们可以认为,“新小说”这一命名的提出,实际上是在这一系列问题的纠缠、辩驳后的谨慎选择,它一方面是对当时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的描述,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批评者在面对这些“现象和事实”时候的姿态和观点.
我在这里用如此长的篇幅来描述从“现代派”到“新小说”的位移过程,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新小说”的命名提供一段“前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种谨慎地提醒：一部文学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问题史,正是在对各种问题的回答、解释、规避、区别之中,文学史才得以生成建构.如此看来,即使今天我们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不断重申80年代文学的“建构性”,但也不能一味地“颠覆”、“解构”,而忽略了历史本身具有的问题意识和逻辑关系.
新的小说“阅读”观
在《新》的前言中,编选者之一的吴亮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自我检讨,在他看来,1985年的小说不仅以其“实绩”宣告了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正悄悄到来,更关键的是,这些小说创作对既往的批评和理论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往年,几乎没有无法评论的小说,但这种情况在一九八五年不存在了,评论感到了无法言说的困难.”正是在这种几乎“失语”的状态下,吴亮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来不断检讨理论／批评的有效性,把批评家和小说家,理论文本和小说文本,评小说和读小说进行一种二元对立的叙述,并以不断地贬抑前者来强调后者.最后,吴亮要求自己“以一种陌生无知的态度来进入小说的阅读”,并进而认为：“小说第一是供人阅读的.”(11)
吴亮的这样一段“夫子自道”其实大有分析的余地.虽然1985年批评界在面对当时的新小说时确实有一定程度上的“失语”现象,但也没有严重到如吴亮所言的这种程度,再者,“阅读”作为小说的功能之一虽然不可或缺,似乎也无须抬到如此“极端”的地位.因此,吴亮对“阅读”的近乎偏执的“强调”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吴亮的意图何在?吴亮所言的“阅读”在此有何涵义?要理解这些,还得回到文学史的场域细细道来.
王德威曾有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始,即与教育与知识的主题息息相关.”(12)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是建立在对晚清以降的“旧小说”批判的基础上的,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其立论基础即在于把“小说”与“群治之改良”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梁启超而言,小说之所以成为改良群治之关键武器正在于其可“阅读性”,这种“阅读”并非指向一种对小说文本的接受和欣赏,而是通过阅读达到改造人心和社会进步的目的(13).虽然“小说界革命”并没有遏制住小说在现代中国的多面向发展,但以小说作为“启蒙”载体的传统却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主导潮流.进入当代以后,由于执政党高度关注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作用,小说作为教育和启蒙的功能被无限地放大,黄子平在研究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一类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时就发现：“这些作品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等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构建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14)虽然黄子平把他的论述仅仅限定在“革命历史小说”,实际上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基本上所有的当代小说都负载有此类的“教科书”功能.在此,“阅读”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读者通过阅读所要获得的并不仅仅是本文意义上的情节、人物,而是此情节、人物所要展示的“主题”、“典型性”等一系列富有意识形态内涵的“知识”.如此一来,“阅读”在当代其实是一种教育、规训和整合,意识形态、作家、以及读者构成这一阅读的层级体系,被整合进关于“革命”和“生活”的统一的叙事之中.但是,由于“阅读”所天然具有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如何将“异见分歧”的读者整合进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这就有赖于文学批评的巨大“调节”作用,正是通过文学批评对充满异质性文本的批评、阐释等“再创造”,小说（文学）的教育、规训功能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地位一直远远高于文学创作,批评家远远高于作家的重要原因.
吴亮在1985年重新提出“小说是用来阅读”的这一常识性的问题可能正是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切反思.“阅读”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伤害”显然是深刻的,它不仅带来了创作和批评上的概念化、教条化和公式化,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长期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束缚之中,而且也使文学的接受自动化和程序化,读者长期以来对小说（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似乎和小说的“本体”、和文学的“文学性”无关,正如一个批评者所言：“读者往往只是去抓一个作品的主题.”(15)虽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对文学的“文学性”、小说的“本体”等一系列本质化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当代小说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缠的“合理性”,但是,对于1985年而言,如何祛除附着在小说（文学）上的庞大意识形态,如何还小说（文学）以“真”面目却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历史的焦虑感,对“阅读”这一小说功能学的强调背后就隐藏着一种对新的文学批评观念和一种新的小说美学观念的诉求.对于前者而言,“小说家们创造了艺术中的新事实,而这些事实以及由此而来的纠纷在旧法则中又无适用的条款”.很明显,对一篇小说进行简单的价值、道德以至政治正确的判断的旧文学批评法则已经不再适合来“进入”这些“新的事实（小说）”,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纠纷”,虽然“清污”运动在1984年年底由于高层的变故已经宣告结束,但它所造成的“精神氛围”却有可能影响到对“新小说”的正确批评和估量,与新诗潮开始时有的学者呼吁大家看一看,等一等的目的有相似之处,在这里,吴亮“以身作则”,要求用一种不带“先见”的态度对小说进行仔细的“阅读”,实际上也是在为“新小说”的确立和发展提供足够开放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其“合法性”张目.对于后者而言,“小说是用来阅读”的这样一个命题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种小说美学的转变,从以往的强调小说的主题、典型等“意识形态命题”回归到小说的语言、结构以及“内在的生命意识”,也就是吴亮所谓的“小说的本体价值”,这一切,和1985年所倡导的“主体性”和“向内转”的美学思潮遥相应和,构成当代小说变革的最强音.
由于80年代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刻,它一方面高扬理想气质和人文精神,而另一方面又高歌猛进地向世俗世界进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两者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中是现代化的一体两面,它所带来的分裂和痛苦只有在以后的历史中才显影出来.正因为这些复杂的历史面向,因此,对“新小说”“阅读”的讨论如果仅仅停留在批评观念和美学观念的转变上似乎还不够.实际上,在1985年前后,新小说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求新求变,扭转中国当代小说强大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党性方向；另一方面在这种求变的过程中,还面临着由于市场化和消费化带来的通俗文学对严肃文学的渗透和撞击.消费思潮和通俗文学的勃兴在1985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吴亮在《文学与消费》这篇文章中说：“消费浪潮的兴起,不仅拓展了人们多种选择的范围,而且也大大拓展了人们活动的范围.”更重要的是,“消费浪潮对文学的渗透,一个明显的征候就是通俗文学的勃兴”(16).但是很多的研究者要么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一味强调新小说“向内转”的本体特征,要么把“通俗文学”和“新小说”进行一种对立叙述,认为后者在“形式和叙述”上的“实验”是出于对前者的“反对”(17).这种种“追认”的研究可能过滤掉了很多细微的东西,实际上,“新小说”和“通俗文学”在当时的关系远远不是这么泾渭分明,从大的方面来说,1985年通俗文学的勃兴以及各种通俗期刊的出版发行实际构成一个力量巨大的“解构场”,没有这种力量对固有文学场域的冲击和“洗刷”,可能仅仅依靠严肃文学的“实验”和“探索”还无法改变主流文学的面貌(18).在另一个向度上,吴亮提出“小说是供人阅读”的观念实际上也潜藏着“新小说”的“消费面向”,在吴亮看来,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实际上都有“娱乐群众”这一功能,在这一点上,如何提高新小说的“可读性”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实质上在1985年,“新小说”不仅没有拒斥通俗文学,反而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吸纳了后者的许多因素,正如吴亮所指出的,“从1986年起,马原的小说明显地增强了可读性等马原小说的可读性因素是狡猾地利用（或娴熟地运用）了如下的故事情节核――命案、、珍宝,他还在里面制造出各种悬念,渲染气氛,吊人胃口也是他的惯用伎俩”(19),这一段话如果用来描述另一位先锋作家余华的作品也可以说是恰到好处(20).不管是“利用”还是“运用”通俗小说的因素,“可读性”的增强都是一个让批评家和作家都感到兴奋的事情,虽然这种“阅读”并不指向与通俗文学同一的目的,但是,对于一定范围内的读者群体的呼应和互动无疑也是“新小说”在1985年的“动因”之一.
总而言之,“阅读”这一小说功能学的概念在1985年具有异常丰富的内涵,它既指向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批评观念和阅读观念,又指向关于小说的本体美学,而且还暗含了新小说在80年代隐而不现的“消费意识”.如此种种皆见证了一种新的小说观念建构的复杂,这种复杂性亦同样体现在新小说的多种“样态”之中.
“新小说”的多种“样态”
《新》一共收入二十个中篇小说.虽然程德培在“后记”里谦虚地表示“我们不敢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都是好小说,更不敢说1985年所有的好小说在这里都囊括无遗了”(21).但是,从这二十个篇目看,《新》确实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1985年中国当代小说的“新变化”.粗略地统计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二十个篇目囊括了后来的文学史(22)指认的全部“新小说”,包括：寻根小说,如《爸爸爸》、《归去来》、《天狗》等；先锋小说,如《冈底斯的诱惑》、《一天》；现代派小说,如《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公牛》等,其中以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占的数目最多,这也说明了这两类小说确实是当时最具有“强势”的小说潮流.但最能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的,可能还不是这些能被文学史轻易“归类”的小说,而是那些无法被“归类”、“定位”,甚至被文学史有意无意“忽视”的作品.在《新》中被选入的刘心武的两篇小说《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就属于这类“无法被归类”的新小说,因此,编者对这两篇小说的意见、态度可能更能凸显“新小说”的丰富所指.
在《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前面附有表达“编者看法”的短评数百字.分别摘录如下：
这篇纪实性的小说《519长镜头》以小滑子为中心,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这一事件参预者真实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它是可信的等看来问题小说并没有过时.只要它体现了一种真实,一种民意,它就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23)
不管《公共汽车咏叹调》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这并不影响它拥有的社会内涵.――显然,文学并不是提案,它不能直接起着推动城市现代化改造的作用.不过,《公共汽车咏叹调》仍然可以起到它另一方面的作用：促进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同情和原谅.(24)
从这两段“评语”可以看出,“社会不可缺少的”和“拥有的社会内涵”是编者选入这两篇小说的首要理由.在编者看来,这两篇小说所体现的社会内涵主要在于“体现了一种真实,一种民意”、“促进了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同情和原谅”.正是在此意义上,编者断言：“看来问题小说并没有过时.”
在一个标榜小说“本体”观念的选本中选入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纪实性问题小说”,这一看来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并非来自编选者观念上的混乱,而恰恰说明了《新》的编选者在最大程度上尊重了历史的“事实”,而不是用自己的“观念”去修正“文学事实”.
实际上,在1985年,“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虽然生机勃勃,但是,“非现代派的”、“非先锋的”、“非寻根”的文学依然在严肃文学场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文学的“主流”.虽然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断言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1983年左右已经“终结”(25),但在当时却不一定有如此清晰的判断和感觉,至少带有性质的杂志、出版社、评奖制度还在继续维护一种“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主流地位(26).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无论是何种力量都意识到了“主流文学”必须进行调整和转向,以适应变化着的现实.其实这种“调整”在1980年“伤痕文学”成为经典以后就已经开始了,伤痕文学的经典作家刘心武在1981年给冯冀才的信中就说“我这第三步的想法,便是坚持头两步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逐步地从写‘社会问题’转为写人生,写人的灵魂,写人与人的关系,说得高一点,叫做从事人的心灵的建设”(27).作家高晓声也在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面对着人的灵魂,面对着自己的灵魂,我认为我的工作,无论如何只能是人类灵魂的工作.”(28) 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写“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面临的局限而要求对之进行“突围”,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拘囿于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准则,只是借助“人情”、“人性”、“心理描写”等因素进行小范围内的调整,因此,到了1985年,虽然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确实“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这一事件参预者真实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但是,在新的批评家吴亮和程德培眼里,它依然只是属于“问题小说”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如果考虑到刘心武和高晓声们的动机,可以说这实际上暗示了“主流文学的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
但吴亮等把刘心武的这两篇小说选入并非为了“立此存照”,来昭告主流文学的“失败”以显示“新小说”的“强盛”,实际上,新批评家们对“主流文学”的调整可能同样充满了“期待”,在1985年,新小说的异军突起当然是建立在对旧有的文学成规的规避之上,但并非一定有某种所谓的“排斥”机制,“新小说（现代派小说）”与“旧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之间也不是你死我亡的“刀锋相见”,相反,它们可能对彼此的调整、探索、实验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在强调小说的“本体美学”之时,为“社会问题小说”留出一席之地,正显示了新批评家们一种历史眼光,毕竟,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强大的文学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终结.可能正是在这种期待和视野中,有些“不伦不类”的刘心武的两篇小说也被贴上“新”的标签,赫然跻身于1985年的“新小说”之列,并获得了有限度的赞赏和理解.同时,因为这两篇小说的加入,“新小说”的“样态”在1985年也进一步放大了它的边界：它既指向一种“新”的现代派,也可能指向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结语：“选本”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新》这一选本的研究,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新小说）的发生史其实是一个复杂纠缠的过程,它既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又受制于一时一地的小圈子,在中国当代文学复杂的生成过程中,小说始终是属于社会文化工程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各种力量规划、较量、妥协和重新分配的结果,在这其中,“选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到,在80年代,各种选本是非常之多的,仅仅以1985年为例,影响比较大的选本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探索书系”,小说方面的《1985年小说在中国》、《新小说在1985年》,诗歌方面的《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等等(29),我们会发现,“选本”在很大程度上蕴涵了文学史生成建构的各种复杂性,选本首先是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批评力量的对象物,选本一旦形成出版,它又起到了传播文学观念、形塑读者阅读趣味、对作品经典化等一系列的作用.各种文学力量正是通过“选本”来自觉地参与了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通过对“选本”的仔细甄别、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揭穿文本的秘密性、私人化的现象,（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30),从而为80年代文学史提供一个更具有“物质性”的现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本”的研究可能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只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我对《新》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它充其量只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初稿于2007年1月8日
再稿于2008年1月7日
【注释】
① 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②③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见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65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④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见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69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⑤ 1983年周扬发表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见洪子诚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72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⑥⑧ 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94、101页,北京出版社,2001.
⑦ 《西方现代派文学论争集》,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⑨ 这些作品包括《无主题变奏》、《兰天绿海》等等.
⑩(11)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前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2)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三联书店,2006.
(1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4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15)路晓冰编选：《莫言研究资料》之《有追求才有特色》,5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16)吴亮：《文学与消费》,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
(17)季红真：《形式的意义――论“寻根后”小说》,载《上海文学》1990年第6期.
(18)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84年12月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19)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20)余华在80年代的一系列小说如《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都借鉴了通俗小说（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的形式.
(21)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后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22)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2章“八十年代后期的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3)(24)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526、54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25)参见程光炜：《文学的紧张》,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
(26) 以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为例,包括李国文《危楼记事》；苏叔阳《生死之间》；张炜《一潭清水》；梁晓声《父亲》；何立伟《白色鸟》；史铁生《奶奶的星星》；铁凝《六月的话题》等在内的十八篇作品都是现实主义作品.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也主要是现实主义作品,只有很少的几篇如《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狗日的粮食》属于现代派作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1985―1986）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获奖作品中除《北岛诗选》外的其他九部诗集都是属于现实主义作品.
(27)刘心武：《写在水仙花旁》,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6期.
(28)高晓声：《且说陈奂生》,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
(29)上海文艺出版社编：“探索书系”,包括《探索诗集》、《探索小说集》、《探索戏剧集》、《探索电影集》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王安忆、扎西达娃等编：《1985年小说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唐晓渡、王家新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徐敬亚、孟浪等编：《中国现代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
(30)薇思瓦纳珊编：《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36页,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6.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6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