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上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些新景观,如后现代批评、后殖义、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它们使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更加丰富与活跃,带来了新的视界和话语,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因此,对这些批评流派进行考察分析,发现其成就和不足,对于认识这个阶段的文学批评以及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现状,显然都是必要的.
关 键 词 ：90年代；后现代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左派批评
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兴流派.有的流派虽然早在80年代已经出现,但却在90年代的背景上才蔚为大观,如后现代主义、后殖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它们与固有的批评派别一起,造就了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众声喧哗”.这些批评使文学批评更加丰富与活跃,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界、新的方法和新的话语.
90年代文学批评的新景观首先是后现代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相继登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就随同现代主义一同被引进中国,但在当时,它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迅速走上前台,而且很快不再满足于理论介绍,而是开始尝试运用后现代的阐释模式,向批评实践发展,寻求西方视界与中国视界的融合.从对“先锋文学”的阐释到“后新时期”概念的提出,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迅速扩张开来,终于成为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重要现象.
80年代后期开始,当文学叙事从讲述话语的时代过渡到话语讲述的时代,当语言和形式成了新一代作家眼中的写作主角,当固有的人的价值和历史意义被虚拟的语言游戏所消解,一种革命的、先锋的写作方式真正诞生.面对先锋文学这种迴异于传统文学经验的新创作,当时许多批评家失去了言说能力,是后现代批评家得风气之先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适时地作出阐释与命名、言说和定位,指出其深度模式的拆除、叙事圈套的设置、对幻觉与暴力的迷恋、意义的缺席等诸多特征.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先锋作家,今天已蜚声文坛,这自然与他们的创作实绩有关,但后现代批评家们对他们适时的文化阐释和竭力举荐,同样功不可没.不仅对先锋小说、对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王朔现象、新状态文学等诸多新兴的文学现象,后现代批评都曾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读.后现代主义批评通过对大量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状态文学的批评阐释进而扩大到对整个90年代文化的阐释,断言90年代文学已经进入到了完全不同于“新时期”的“后新时期”阶段,这是一个以消费文化为主导、反精英主义的众声喧哗的时代,并宣布,80年代“新时期”文化已终结,“现代性”伟大寻求彻底幻灭.到了90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能力丧失崩解”,随着“后现代性”的到来,蕴含着“启蒙”和“现代性”的“新时期”的终结已经无法避免,社会历史文化已发生根本性断裂,我们处在一个启蒙、人道主义神话破灭的“后新时期”.
可以说,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对先锋小说、对“新写实”小说、王朔现象的解读,揭示了新时期文学的转折特征,并有效地应对了当时文学批评的理论匮乏和对于创作的阐释危机.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与研究以及全新的批评话语无疑也给理论界提供了一种观照文学的新的话语系统和价值体系.“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批评家敏锐地抓住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文化与80年代“新时期”的不同变化.这些概念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制高点和开阔的世界性眼光,其阐释也为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历史想象融人了许多新的因素,并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
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只是有限的现象.如果说文学中存在着某些后现代性,不过是文学艺术的审美走向的部分变迁,而不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和文学发展中不可逆转的总体趋势,也不是创作主体的刻意追求.而后现代批评家显然夸大了它的存在.他们对先锋小说的“后现代”阐释中极力挖掘“后现代的”“微言大义”,更多的是出于批评家的某种阐释策略的需要.无疑,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学发生了某种相当引人注目的变化,然而,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的来临.而现代性终结论者夸大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的差异性以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的来临作为基本标志,将当代文学划分为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不断宣告“某某时代已经终结,某某时代已经来临”,他们对现代性死亡的武断宣判,对一个时代已结束、一个时代将来临的预言,这种“整体论”的论述,和后现代所标榜的反对独断、主张多元的价值立场不能不说自相矛盾.他们将“启蒙”与“后现代”视为水火不容,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为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是复制着它所批判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本质主义观念.他们不断揭露“启蒙神话”的“虚幻性”,消解“深度模式”的“”体现出的这种求真意态,和他们强调批评语言的游戏狂欢性质,不能不说构成了一种反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此,中国的后现代批评还需要不断地反省、自察,这不仅是文学批评的需要,也是后现论弥补自身矛盾自圆其说的需要.
与后现代主义批评一样,后殖民理论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而且在学界影响曰隆.受其影响,在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后殖义,第三世界批评,世界体系理论等依次出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弘扬国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反思启蒙主义、重估‘现代性’的思想史研究‘新时代’.这与80年代文化与学术界继承‘五四’传统、批判传统文化、高扬西方现代性的精神气候形成鲜明对比.”由此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及理论界的整体话语又一次转型.一场大规模的反思现代性思潮,奠定了90年代以来学术界话语指向的一个基调.后殖民话语的引入也使得中国近现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几乎所有重要话题(比如传统与现代化、中国与西方等等)全部被重新讨论了一遍.一时间中华性、失语症、国民性、张艺谋电影问题等被讨论,本士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成为学界关 键 词 .
一些批评者从指责西方文化霸权人手,质疑西方价值和现代化模式,并认为近现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将正常的文化交流视为文化侵略,一味以文化霸权、他者、从属、献媚等词语评价中国某些文学艺术及文化现象,而且从一开始就延续了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思维定势,把文化交流定位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把现代性与民族性对立,其引导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后殖义批评一向以倡导东西方平等对话为目的,而中国后殖民批评者在理论身份上均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把自己定位于后现代世界的边缘人.这在客观上加强了西方的中心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眼中充满后殖民色彩的“东方神话”与“东方寓言”,西方人的居高地位、中心意识,中心范畴、话语权力,不完全是西方人构造出来的,也是东方人构造的,并且东方人的“东方神话”、“东方寓言”及异国情调远远超越了西方人的后殖民想象.这种语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后殖民理论认识使用的不全面及误读所形成的.这也昭示我们,如果后殖民批评只是将东西方文化冲突作为学理背景,热衷于意识形态的分辨,把所有的话语关系都不恰当地视做权力与占有关系,就阻断了后殖民理论在更宽阔的层面向中国语境的深入,使后殖民批评停留在一个浅表层甚或走人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