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对于我们1977、1978级一代而言,1980年代是真正的价值观形成期.中文系的学子更是沐浴在80年代文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1978年,笔者走出大兴安岭,入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南返,于浙江省级机关待了两年,请调高校执教文学.如今回首80年代的文学,恍如隔世,提供一点“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或为资料.
【文学：第一个跃出战壕的冲锋者】
80年代起始,中国仍处于“”后的解冻期.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理论界缚绳尚紧,文学则因形象思维拥有较大“解放”的余地.当年的文学热,仅从文科录取分数线就可窥一斑.黑龙江大学1977、1978级的本科录取线中,中文系分数最高,哲学系次之,经济类最低,历史系则在“”中被“革”掉了.
80年代兴起的文学热,并不是因为那时特别偏爱文学,而是文学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背负“不能承受之重”,社会需要文学传递“风起末”的信息,民众也只能从文学中触摸感知“解放到哪一步”.刚刚走出“政治第一”的80年代,国人只能继续关心政治,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别的可关心、值得关心.
百年中国文学,五四时期与80年代成为两大亮点,社会转型的时代需求乃是托举两大时段文学的价值基座.两大社会转型期,文学都是第一个跃出战壕的冲锋者.80年代的中国,无论生产经营、生活方式、思维逻辑甚至审美标准、习惯用语,都在一点点挣脱束缚,提供给文学的新鲜素材特多——哪儿都需要改革,哪儿都需要开放.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巴金的《随想录》、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等从诗歌到小说,从散文到杂文,从创作到理论,文学星光闪耀,十分热闹,还不时惹引公案,甚至耸动天听,需要最高领导人为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定性.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白烨与彭宁的《苦恋》、戴厚英的《人啊,人!》、汪雷的《女俘》、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等 哪次折腾出的动静都不小.
1980年前后,全国形势乍暖还寒,心存余悸者众,敢于解放者寡.此时,文学的“第一要素”已不是技巧、语言,而是见识、突破.只要稍微大胆一点,便是“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如《伤痕》《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西线轶事》《人到中年》《陈奂生上城》《干校六记》《棋王》《老井》等一诗新成,全民诵读；一文甫出,举国争阅.《诗刊》发行量达百万份.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稍稍涉及了一点性,可不得了,严重“涉敏”,戳击社会的神经.
80年代的文学热一浪接一浪,一波连一波.一下子可以突破“大我”,能够“小我”后,突然遍地鲜花,来不及采撷.黄子平有句俏皮话：“小说家被创新之狗追得连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王蒙则说作家“各领三五天”.国人讨论文学慷慨虔诚,如同信徒讨论《圣经》.80年代的学界有共同话题,青年学子甚至有“世界主义”情怀.刘再复演讲“文学主体性”、“性格二重性”,竟有上万听众.《读书》编辑部每月一次的“读书日”,参加者甚多,不少人骑车几十里赶来.而90年代以后,“学界共振”不复再现；2000年以后,作家耻谈文学,学者耻谈学术,北大同学聚会最起劲的话题是房子、装修.
【80年代的文学教学】
笔者记忆中,1977级、1978级的现当代文学课绝大多数是“三无”——无教材、无作品选、无讲义.我的当代文学教师乃系副主任周艾若先生（周扬长子）,第一堂课他一落座便宣布：“教材,没有!作品选,没有!教案讲义,也没有!”我心下揣度：那么遥远的西方文艺理论、欧洲文学史倒有正规教材,怎么近在眼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却没有?如今青年怕已很难理解——恰恰因为现当代文学的“近”,才造成它的“远”.
当时的中文系教师都不愿接“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的活儿,因为太贴近现实,讲授时要冒风险,周先生作为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只好自己顶上.反右后,文学教师以政治排序：最红的讲理论,次红讲当代,再次讲现代,最次讲古代.（如今完全倒过来,此谚现代版：“一流学者搞古代,二流学者搞现代,三流学者搞当代,四流学者搞港台,末流学者搞理论.”）成分不洁者还真上不了“现当代文学”的讲台.没有教材皆因谁敢写?写谁、不写谁可是重大政治问题.丁玲、艾青、萧军等延安大家,都在打倒之列,谁敢“与狼共舞”?那时的中青年现当代文学教师,大多只知“鲁郭茅、巴老曹赵”.报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仅须再了解艾青、丁玲、郭小川等数人,就算齐活儿了.沈从文、路翎、钱钟书、萧红等,教师们大多仅知其名,未读其文,图书馆也很难找到他们的作品.至于张爱玲、林语堂、朱湘、施蛰存、废名、穆时英、穆旦、李金发、苏青,教师们大多连名字都没听说过,遑论我们这些“青涩”的后生?
作家作品评析,一仍50年代的旧腔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至多打打擦边球,指出郁达夫后期“沉沦”、胡风文艺理论未跟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丁玲《三八节有感》写了不该写的阴暗面等“阶级论”是不能突破也不敢摇撼的铁框.最麻烦的还是“基本建设”方面的问题,黑大中文系一位高年资的文学副教授居然嘲笑学生的“作家梦”,痛批“成名成家”,认定想当作家是白日梦,要求我们必须甘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当时的我万万想不到自己日后也会吃“现当代文学”的饭.1984年,我从热气蒸腾的省级机关主动请调人气散淡的一所大专.80年代的高校（尤其大专）仍是“知识分子收容所”,因而不少人为我惋惜,甚至无法理解.
【讲授郁达夫名篇《沉沦》】
郁达夫名篇《沉沦》既是第一本现代白话小说集,也是第一篇现代涉性小说,为现代文学史的“必经车站”.除了打破性禁忌的轰动效应,还有文学史方面的价值,不能删,也无法跳过去.大学阶段时我第一遍读《沉沦》便大为惊讶：“这个郁达夫,五四时咋这般开放!”给我们上《沉沦》的老师,半遮半掩、吞吞吐吐,还未怎么开口,自己就先脸红了——1921年的郁达夫敢写,1981年的文学教师却不敢讲.至于“窥浴”、“听幽”,更是讳莫如深.尴尬之中,这位老师扔出一句当年文学教师的经典语——“你们自己看去!” 80年代中期,轮到自己讲授《沉沦》,我便切身体会这篇小说对教师的心理考验.性教育当时一片空白,《沉沦》几轮讲下来,我意识到有性启蒙意义,既然是现实中每个人都得面对的事,应该有勇气大方拿上桌面,将这方面的经验传递给学生.不过,饶是有了理性觉悟,真当讲到关键处,还是缺乏直面的勇气.至少四五年,我也停留于琵琶半抱的“你们自己去看”.这一阶段,学生作文凡涉及《沉沦》,无论男女生,大致与我相同——点到为止、欲言又收,生怕惹人耻笑.只是《沉沦》激起的涟漪一年年波纹渐小.8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已不会为那点性描写发出70年代的惊呼了.
不容易讲解的竟然是进行时的80年代文学.一方面尚属时鲜,分析与解读、意义与认识,评论界刚刚展开；另一方面不时传来高层的管束性分贝,不敢轻易臧否作品；最麻烦的是已经养成50年代思维定势的学生,对质地别异的80年代文学理解上有隔膜.如此这般,教师析解80年代文学,十分吃力.今天想来不可思议,80年代大学生怎么会反而容易理解50年代文学?这是因为80年代学生看50年代就像孩子看亲妈,因贴近而理解.
【回眸沉思：期望出现“史学热”】
1991年,本人入杭大攻硕；1997年入复旦攻博,均为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重心除了五四文学,就是80年代文学.攻博撰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重点也在这两段,篇幅最长,论述最力.
80年代文学与整个“拨乱反正”同步,不仅国家重回历史理性,重新迎回一系列五四价值,托举起90年代的经济大转型,也使我们这一代学子最终走出逻辑,松开裹束思想的缠脚布,开始学习用“天足”行走,学着运用现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进而用现代自由的精神思考历史,成为整个思想界“理论创新”的一翼.无论如何,80年代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直接发韧,直接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逻辑通道与历史可能.
就我个人而言,80年代文学是我思想解放的催化剂,从“原来可以这么写小说”,到“这么写的原因”,再到“老外早就这么写”,认识到自己的井蛙之限,最后不满足于只能形象思维的文学,研究兴趣渐渐拐入史学,追求更精确更深刻的历史思考.没有80年代文学研究的起点,我就不可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用历史眼光来看,我们这一代学子的脚印,也是后人或许会关注的“历史留迹”.
80年代的文学热,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当年中国只能用文学思考,或者说只准用文学思考.形象思维给予文学的“活动空间”,反过来也说明80年代国人思考的模糊性,用单向度的想象去拥抱多元的现代化.民众的思考水准、士林的论述能力,乃是综合国力之地基.需要文学包涵史、哲、政、经等功能,当然不是文学之幸,而是社会之偏.
80年代出道的文化人,大多有余,学养不够,但由于社会大转型提供的历史机遇他们赶上了,“表演”得还可以.历史不会等他的“演员们”什么都准备好、化好妆,总是将一些正在化妆的“演员”直接推上舞台.据说不少欧美人文知识分子羡慕中国当代文化人,他们那儿人文传统承传平稳,没有需要拨乱反正的历史机遇与时代落差,人文知识分子无法凸显自身价值,无法向公众一展身姿.当然,老外可以这么调侃我们的80年代（甚至可能包括当下）,我们自己则不可以忘了80年代拖着的涩重.
虽然我从80年代文学走来,虽然莫言新获诺奖,但我还是希望2010年代出现“史学热”,只有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国家才可能真正回归历史理性,历史教训才可能真正成为防堵下一轮偏误的闸门.只有用历史进行思考,而非文学承担史学的任务,20世纪所缴纳的各种“学费”,才能真正多少收回一点“利息”.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