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文学的多重文化基因复合

庄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拥有独特而超然的地位,其独特的文学魅力数千年来为人津津乐道,究其原因在于庄子能破除文学与哲学的樊篱,寓深沉的生命哲思于浪漫的诗意言说,将超现实的艺术形象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融为一体.对庄子文学品格成因的讨论,一般多从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等方面入手,其整体的研究思路值得肯定,但研究者往往以偏概全,得出庄子文学是单一文化产物的结论,或主张楚文化说,或主张宋文化说,或主张齐文化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等结论均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难以服众,依笔者见,庄子的文学品格应是多重文化基因复合的产物.

殷商文化的遗民

关于庄子的文化基因,首先需要讨论他的籍贯故里.对此典籍中最早、最权威的记载是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1]司马迁虽然明确指出庄子是蒙地人,但并未指明其为何国人,致使后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而言,两汉时期学者如西汉刘向、东汉高诱、班固、张衡多主张宋人说,其后魏晋皇甫谧、初唐成玄英、南宋陈振孙、林希逸亦持此观点.[2]

作为周朝的三恪之一,商王纣庶兄微子启被周成王封于商族祖地河南商丘,国号为宋,以“兴灭国,继绝世”.宋国其实是周王朝为了显示对前王朝的敬重,特意留给殷人以“奉其先祀”的封国,这使得宋国在周朝列国得极其特殊.作为周天子治下的封国,宋国“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而作为殷商的后人,宋国子民则“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所以宋国文化的本质是殷商文化,其民俗民风具有强烈的殷商遗风.

殷商盛行神巫文化,而且是其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使得宋国子民作为殷商文化的遗民继承了殷人喜好巫术、敬重神鬼、崇尚玄想的艺术气息和超现实的文化气韵,这种文化倾向与当时周朝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周文化具有比较鲜明的分别.作为史官文化之祖,周文化崇敬天命、尊祭祖先、喜好事功、讲求实用、重视历史、崇尚理性.两种文化矛盾在宋国得到集中展现.殷商文化散发着神秘的自然气息,周文化则是理性的礼乐文化.宋国作为周王朝的属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附周文化,但作为殷商后裔,却又在更大程度上抵御着周文化,极力保留着殷商文化的特色.

西周时期,宋国尚能保持三恪的地位,而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夹在大国诸侯间的宋国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不时遭受争霸战争的侵扰.宋襄公虽能斡旋于晋楚之间,成就春秋霸业,其主盟天下诸侯的用意不外乎复兴殷商,但其实力却难与齐桓公、晋文公等比肩,宋不过是一个中等的诸侯国罢了.到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宋国与齐、楚、魏、赵等强国接壤,在诸雄的厮杀下,不断地割地,国力日渐衰落.作为一个在大国政治的夹缝中生存的弱小国家,宋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与此同时,宋国内部的统治集团却在不断地自相残杀,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弑君逐兄事件.内忧外患的宋国给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战争苦难,经常出现“易子而食”的现象.而庄子时期的宋国国君正是其末代国君宋王偃,他并不是宋国的合法继承人,而是通过战争攻袭其兄剔成自立为君的.在其治内,宋国曾经屡次发动对外的扩张战争,攻打齐、魏、楚三国,与强邻结怨.宋王偃的对内统治同样残暴,他“射天笞地”,招致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终于在宋王偃四十七年,齐、魏、楚三国结盟伐宋,杀王偃,三分宋地而灭之.宋的灭亡固然有宋王偃荒淫统治的个人因素,但更多应是自东周以来大国杀伐的必然结果,而齐、魏、楚三国却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通过讨伐“桀宋”,将宋国灭亡瓜分.这种亡国之痛让庄子看透了战争时期“礼乐文化”的虚伪本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他构建了自己的“至德之世”、“建德之国”,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鸟兽为伍,与万物共存,逍遥于天地之间,遵从着自然的本性,感应着生命的意义.这种生命观渗透着浓重的殷商文化色彩,从这个层次说,庄子是殷商文化的自觉继承者,是殷商文化的遗民.

荆楚文化的契合者

殷商文化是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对殷商文化的继承使庄子思想透露出厚重的幽古之意,而庄子哲学绚丽、浪漫、热烈的文学外衣则是荆楚文化所赋予的.


对庄子籍贯的考证,至北宋以来方出现楚人说,但因其主张者在文学史上多是举足轻重之人,故楚人说影响甚大.如北宋王安石、苏轼均持此观点.南宋朱熹更是主张“庄子自是楚人”,依据便是“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3]这种推断不过是想当然,他们主张的蒙城在安徽蒙城,汉朝时称为山桑,和庄子出生地河南商丘一带的蒙泽并不是同一个地方.

庄子不是楚人,但其文学风格却深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这既是楚国不断向北扩张,南风北渐的结果,也是商宋文化与荆楚文化彼此交融、相互契合的结果.荆楚文化与商宋文化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均与殷商文化相关,这是两种文化可以融合的基础,但是二者仍存在一定的差别.商宋文化是殷商为姬周所灭后,为存其宗庙而特意保留下来的.周将殷商的宗室封于其祖地河南商丘,是为宋国.宋人为殷商遗民的身份使得宋文化得以保留了殷商文化的传统,但受制于周朝的现实又使得宋文化在与周文化的对抗中不自觉地接受周文化的影响.所以商宋文化同时兼具殷商文化尚巫喜玄的浪漫精神和周文化崇理重思的现实主义,作为被姬周文化改造过的殷商文化,它与单一的殷商文化是有区别的.

荆楚文化则与商宋文化有不同的发展际遇.楚人的先祖属于祝融部落,在殷商时期居于朝歌的南方.先祖季连的后人鬻熊曾经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对于周灭商有辅佐之功,他的曾孙熊绎在周成王的时候,被封为蛮楚之地的子爵,即楚子,成为楚国的开国始祖.熊绎率领部族,筚路蓝缕,跋涉山川,成为汉江流域最早的开创者.在创业的过程中,祝融部落与南方的三苗九黎不断融合,发展壮大.熊绎时楚是地位低下的蛮夷小邦,要时刻谨记“以事天子”.通过多年的艰苦创业,至熊通时,楚国完成了对汉江流域众多姬姓小国的兼并,成长为南方大国,在得不到周平王册封的情况下自立为王,并发展出一套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荆楚文化,成为南方文化的滥觞. 荆楚文化由于楚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因而并没有受到周朝礼乐文化的压制,而是在与姬周文化的分庭抗礼中不断壮大,它不以中原文化所称“荆蛮”为耻,坚持“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其个性张扬自由.楚国处于潇江汉水之间,具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神秘莫测的神农架和变化无穷的巫山云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滋养着楚人的社会风俗、思想传统与生活习惯,相对复杂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楚人不会像中原人那样接受刻板的礼乐教化,因而“远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4]

荆楚文化与商宋文化一样散发着神秘的自然气息,浓郁的原始宗教氛围滋养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浪漫的超现实主义文风更适于庄子幻游思想的表达.庄子文学大量采用了楚地的神话传说,并且对神话世界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改造,同时使用了许多楚地的方言俚语和特有称谓,如《逍遥游》中的“蜩”、“学鸠”等,这些都是庄子文学深受荆楚文化影响的明证,也是后人误认为庄子是楚人或者认为庄子文学直接源于楚文化的错误思想的主要诱因.

荆楚文化与商宋文化比较,具有细微差别,它更加注重文思情采但理性精神相对较弱,是浪漫的,但也是非理性的,所以真正能代表荆楚文化的是屈原等人的楚辞.当我们分析屈原的汨罗投江甚至是项羽的乌江自刎时,体味到的就是荆楚文化悲壮因而也是非理性的因素,而这恰恰是与庄子文学要表达的思想主旨背道而驰的.庄子不过是借助荆楚文化的文学意象来表达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用这种葱茏玄想和瑰丽辞采来超脱万物,忘却生死,达到自在逍遥的理想境界.从这种层面上,庄子文学与荆楚文化也是契合的.

燕齐文化的吸纳者

荆楚文化为庄子文学披上了绚丽的文学色彩,而燕齐文化则赋予了庄子文学海纳百川、气吞万里的文学胸怀.

关于庄子的籍贯故里,除了宋人说和楚人说外,亦有齐人说,这种说法源于南北朝时陈朝的释智匠编撰的《古今乐录》,该书为一本乐书,其对庄子籍贯的考证可信性并不高,故不必为求标新立异认为庄子为齐国人.事实上,宋国是被魏、楚、齐三国所灭(一说为只被齐所灭),而宋王偃死在了魏国,而之后一段时间庄子就去世了,可见庄子死前不久宋国才灭亡,怎么可以轻易言说庄子为齐人呢?最多不过是“生为宋人,死为齐鬼”罢了,故本文仍坚持庄子宋人说.

庄子不是齐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庄子与齐文化毫无关系,宋国作为一个与齐、楚等国毗邻的弱小国家,不仅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燕齐文化的影响.

燕齐文化是典型的沿海文化.战国时期的齐国疆域辽阔,“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山东半岛的自然条件使得燕齐之地时常发生海市蜃楼的现象,聚而成形,散而成气,来去无踪,变化不定.这种幻象在当时无法用科学解释,致使燕齐文化与荆楚文化一样盛行神仙传说,幻想海上住着不死的神仙.如《山海经》内就对蓬莱、方丈、瀛洲等三座仙山进行过详细描述,齐威王和燕昭王都曾派出船队赴海寻仙.燕齐滨海之地成为方士文化的中心,这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庄子显然对这种传说心向往之,在他的寓言里记载了大量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所具有的神通,如《大宗师》里所说的“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逍遥游》里转引《齐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又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些都说明庄子深受盛行神仙传说的燕齐文化的影响.

燕齐文化与荆楚文化都是神仙传说的发源地,对庄子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细细品味仍可分辨出燕齐文化的波澜壮阔与荆楚文化的烟波浩渺间的区别,这种动辄“水击三千里”的胸怀气度是处于潇江汉水间的荆楚文化所难以具备的.

庄子除了从燕齐文化中吸收了神仙传说的奇幻色彩,涵养了“游乎四海”的文化胸怀外,更直接吸收了齐文化的贵齐论,发展齐物论,完善养生全性说.庄子主张“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因而人应该顺应自然本性,遵从天德,而不能对人的自然本性杀伐而任意妄为.总之,庄子的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进而万物齐一、等却生死的生命观念与齐国的稷下学者如彭蒙、田骈、慎到等人的贵齐论具有明显的思想渊源.

综上所述,庄子文学的特质不是某种单一地域文化的产物,而是战国时期在生产力提高和战乱频仍的背景下,以被姬周文化改造过的商宋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和以燕齐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三者彼此激荡、相互交融的文化产物,是多重文化基因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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