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草创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当时的文学家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意义,文章试初探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流传等.
一、文学现代性的深化
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课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是由宗教或者宗法主导的传统等级制社会,经过市场化、契约化等途径,逐步转变成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五四作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一座桥梁,文学思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举足轻重.
个人意识的觉醒直接推动五四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其中的纲领性文件是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的《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便是以人为本的文学,周作人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特别强调作家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这已明显和世纪初的启蒙有了区别,从“国民文学”变为“人的文学”,人的解放摆在了首要的位置.正如《胡适文选》的自序里说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等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文学观念不再像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文章中那样朦胧,它开始高高竖起人道主义的旗帜,本着“改良这人生”的态度进行着生产.于是五四前后出现了一大批问题小说(如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之后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成立也是这种文学现代性深化的展开和体现.
二、彷徨与消亡
五四启蒙后,中国的社会现实依然残酷,觉醒了的中国现代文学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竟然无路可走.实际上,新文学自诞生那天起就背负了沉重的使命,启蒙者们看重的是它巨大的启蒙宣传功能.鲁迅肩扛黑暗的闸门,文学也承载着力不能及的重担开始了征途.反封建礼教、个性解放这些如今盖棺定论的观点在当时的目的很明晰,就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独立.难怪有人说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这句话对于文学来说同样适用.只是不管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其他的什么,文学或者说主流文学始终作为时代的跟班.由此引发的后果可以借比较周作人和陈独秀的文学观加以说明.
很明显,陈独秀立足于国家和政治,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而周作人则立足于人性,主张文学为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人的解放服务.这两种文学观都具有启蒙性质,但陈的“革命论”很容易使文学丧失自主性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只有人才是历史的主体,对政治的评价最终也只能以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包括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等）这个基本尺度来衡量.
“最初,文学革命的要求是人性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成法,剩下的便是原来的人,等大约十年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作家都成了革命文学者.”鲁迅先生一语中的,指出文学向左倾的历史必然性.这时期再提个性解放似乎早已不合时宜,因为革命需要的是集体、纪律,而不是自由.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中的人由小写的人变成了大写的、集体的人,而这种“集体的人道主义”离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越来越远.
三、先锋与大众
五四文学的核心部分在于它的先锋性,这其中自可包括人道主义的因素.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在他出版的《先锋派理论》中认为“‘为艺术而艺术’不是先锋运动等先锋运动的出现不是针对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恰恰是针对唯美主义”他首先批判了唯美主义,企图将文学重新拉回到生活,对生活发生推动作用.因此,五四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倒成了颇具先锋性的东西.
应该如何看待“五四”的先锋性首先,“五四”发生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政治困境.短短几年,白话文、新标点符号等改革等都取得了成功,白话运动的倡导者也纷纷成了学术明星,胡适等人都参与了各种政治活动.但是,真正的先锋精神却没有了.鲁迅是一个非常具有先锋意识的人,永远与周围的人合不来.鲁迅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始终保持与主流文学的距离以坚持先锋.所以,在“五四”期间,先锋文学有一次大的分化,这次分化既有政治困境,又有美学困境和其他困境.事实上启蒙民众是一个异常艰辛的过程,因为知识水品较低或者不感兴趣,他们往往并不欣赏这些启蒙作品.
因此,先锋文学一旦平民化、市场化后,它的影响和精英立场就消解了很多.比如,巴金小说在当时非常流行,那么多人都读过他的小说,作为一个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家,本应很得意.他却一直在说：这违背了我.当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发在一些小报上,名字和一些不喜欢的人列在一起,自己的作品如此流行,很失望.先锋和大众其实是矛盾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