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具有人民性、历史性的倾向观,在实践斗争中发展.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中面临的问题,是理论上成熟的重要表现.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倾向性不分势必造成思想迷失、是非混淆、方向模糊.
文学理论的倾向性是文艺意识形态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肯定文学理论的倾向性,与尊重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相一致,因为它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文化斗争的一种现象.意识形态倾向性随着文化的传播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人的意识中,影响、支配着人的思想行为,进而促生整个社会的演变动态.由于意识形态倾向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特征,文学理论在反映、揭示文学特征和社会现象时,必然以其特有的表现手段,或是直接与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冲突,或是旁敲侧击地进行消解,极为曲折隐晦地表达着特定社会、集团和阶级之间的争斗与利益并在斗争中更新着内容.不同社会、阶级与集团的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倾向是鲜明对立的.不正确的文学理论倾向也是某个集团、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上的反映,这种落后的倾向性将被淘汰,而为广大人民利益和历史方向张目的倾向性则表现了批判性的建设意义.只要有矛盾的人类社会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倾向性斗争就不会停止、消亡.
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全球输出,极大程度地瓦解了原有的审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尺度.苏东剧变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肆虐地涌入中国.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多元化,追逐感官刺激的直接性的消费文化价值范式泛滥,强烈冲击着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否定革命和领袖,抛弃唯物主义历史观,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曲解或否定党的文艺政策的文学理论.这些文学理论名为“反思”,实则是“反人民利益和历史本质”.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嗜好文学,但他对自己的时代能否产生伟大作品并无兴趣.”这种贬抑革命领袖的话语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性,同时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其实,早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就思考并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以及“中国怎样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问题,他指出：“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不但要为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等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随后因之产生了一大批无愧于民族和时代倾向性要求的作品,如《白毛女》、《钢琴协奏曲黄河》、《红色娘子军》、《红岩》、《青春之歌》等.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在远离意识形态的呼唤声中,却被裹挟着再次进入时代意识形态场域.杜勃罗留波夫强调,人民性的文学理论“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人民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颠倒了几千年剥削阶级垄断的话语权,人民大众没有文化权、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列宁说过：“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挖掘有生命力的潜在理论因素,廓清纷纭复杂的文学表象,为理解过去、认识当下、探求未知世界指明了方向.从当下意识形态斗争演化的时代意义上说,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这也是文学理论研究无法避开的历史课题.欲亡其国者,必先去其史.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歪曲或否定、贬抑党的历史、领袖或文艺政策,是“和平演变”的渗透策略之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理论和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理论和作者都蕴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倾向状态,“自觉地、明确地为一定阶级、集团、政党的政治路线、阶级利益和理想愿望服务”,它对某种社会体制和个体存在都具有架构或蚀解作用.如某教授在一次文学理论学术研究报告中“闲扯”一句：“我不是员,我对共产主义信念也不那么真诚.”这是当下研究者主体政治倾向的混浊迷乱,戏谑中流露出深刻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是“”的一颗畸形的果实,不知不觉中使人成为消解意识形态的俘虏.一些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审美立场、艺术价值倾向、政治意识形态无一不是处于“丢魂失根状态”.由于文学理论的倾向性,不同的阶级会根据作品是否有利于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推崇、宣扬,或贬抑、查禁、销毁等不同的态度或行为.对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错误倾向放任自流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成长与战斗的品质.
文学理论与政治倾向性是相互作用的.认识文学理论研究的倾向性及其效应是一个艰苦而无止境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是在倾向性论争中诞生、发展的.研究者因其阶级立场、政治态度、道德、审美理想等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必然在文学理论中显露或体现出对于社会文化历史生活的不同思想评价和表达倾向.如毕生反共的夏志清就有着十分反共的倾向性.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连中国革命的基本历史事实都不顾,任意歪曲从辛亥革命到新主义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以障眼法模糊中国人被殖民的屈辱历史,主张不能执着地为理想奋斗,不能太“关心人类的福利”,甚至认为既不“感时”又不“忧国”才算没有精神毛病.可是像这样的颠倒黑白的小说史观竟然迷惑了国内不少人,而且还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国内也有人把文学史与社会史的联系扭曲割断,这是意识形态倾向性遮蔽和暗含的基本策略,完全抛弃了文学理论是鲜活的历史客观存在.文学理论与人民性、进步政治历史倾向性的断裂,由其导致的共性“无知”,赋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消失,从而使批判力趋于萎弱,正面倾向的驯力软化、丧失,这是当下文学理论的理论之痛.没有正面的价值观与理想信仰的支撑,文学理论研究就像断线的风筝,就会失去控制和方向,就会丧失理论研究应有的思想意义和生命活力.
在全球化语境下,“纯学术”也会向“学术政治”转变,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如软实力、文明冲突论、去政治化等恰恰体现了意识形态倾向性正左右着文学理论研究的动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彻底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潜作用,毫不掩饰对各种倾向性的警惕反思.反思倾向性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和转向,而是一种由倾向性斗争产生的螺旋上升,展示出一种动摇错误政治倾向根基的新生力量.
探讨文学理论的倾向性,是对提升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境界、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方式与策略已转向“生活政治认同”的演变,以生活化意识形态方式来建构某种被人们无形接受的意识形态体系,进而促生社会的演变,因此坚持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人民性,应当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只有坚持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正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才能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清醒的感应能力和深刻的辨证思维能力,才能始终站在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动态理论前沿,及时洞察并抵制各种错误倾向,吸纳最新的有益的理论成果,丰富、发展自己,推陈出新,永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青春和生机活力,使之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理论实践上深刻鲜活地反映21世纪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生活的伟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