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林纾翻译的“讹”与创造性叛逆

摘 要:英汉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主体的参与使得翻译创造性叛逆成为必然.翻译在富有创造性、缺乏完整性的不完满的状态下给英汉语言、文化、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可或缺的财富.林纾的译作中出现的“讹”也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产物.

关 键 词 :历史语境 创造性叛逆 林纾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1]翻译即是创作,创作的结果就是叛逆.叛逆可以体现在语言、文化和文学等多个方面,几乎无处不在,引起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很多,如原语和目标语之间巨大的语言文化差异;为了达到信息的传达交际功能的实现译者对原文的增益或删减;译语读者及其主体阐释交叉作用的结果.林纾(1852-1924),清末民初中国有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的译介工作,虽然他不懂外语但与其好友合作,凭借合作者口述,再经其整合和创作,译作颇丰且独具风格、自成一家. 盛名之下,学者对其译作争论不一,“忠实”还是“叛逆”,抑或两者之间,难下定论.他的译本中存在大量的“讹”,备受争议.但是,在历史语境下,从创造性角度再次审视林译小说,不难发现林纾的“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林纾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和行文功底,在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作用下,主体经过深刻理解后的阐释下,对原著的细微之处进行不断推敲和琢磨,产生的译文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情趣,极尽奇妙,甚至出于原作却更优于原作.判断一部翻译作品的好坏、真实与否,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和审美眼光来进行剖析和评价.林纾的译作将特定时期异域文化和文学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之中,无疑为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


一、林纾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对“五四”时期文化的影响

翻译不是一项纯粹的语言活动,还牵涉到各种非语言因素,特别是种种文化因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渗透在不同的语言中.因此,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赋予世界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深层形态的多样和不等,文化的交融和渗透是通过各国之间在各个层面的不断交流和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而翻译对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五四时期,翻译欧洲文学作品成功的不得不提到林纾.他在不懂英文的状态下,在翻译中往往任意加以歪曲、增删,几乎近于创作.青年时代的他,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心系民族存亡,认为中国要富强就要向西方学习.因此,他的译作向人们展示了异域西方文化,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译入语文化语境和文学范畴.“尽管林纾的译作有选材的不精,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原文有一定的差别,但他的一百八十多部译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2]凭借别人的口译,这个对外语一窍不通的人,用桐城派古文笔译了一百八十多部西方小说,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林纾的第一部译作是《巴黎茶花语遗事》,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学读者,《茶花女》所反映和提倡的思想形态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相符合的,小说中个人为本位价值观与家庭名誉为主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完美呈现了真挚爱情的伟大,批判了男主角父亲为维护家庭荣誉阻止男女主角恋爱的行径.同样,《迦茵小传》是描述两个互相爱慕的年轻人为了爱情自由与世俗观念和封建压迫做斗争的故事.不难看出,《迦茵小传》促进了“五四”时期青年的个性和思想的解放.可见,这类翻译小说正迎合了“五四”时代推翻封建专制的思潮,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礼教.“五四”时代另一部林译作品《黑奴吁天录》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反响,它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的虚伪狰狞面目,同时也加强了民众为民族独立、国家强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信念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因此,林译小说积极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由旧向新的过渡和转变,大大推动了“五四”时期反对帝国列强、反对封建制度思潮的兴起.

二、林纾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对译入语文学的影响

目标语文学的多面性某种程度上来源于本国文学和异域文学的交叉和融合,译作不仅是翻译作品同时也是文学作品,其对于目标语文化的构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它可以丰富目标语文学体裁、文学写作技巧、创作素材,也对文学作家的思想形成和衍变起到一定的作用,甚至还引发了文学创新运动.

虽说明清以来,随着古典四大名著等巨著的问世,小说创作渐渐崭露头角.但是,细看传统文学观念,不难发现一直以来小说不受重视,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直到战争以后,小说才真正得以正名.“林纾以其高雅的古文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女性血泪史,改变了白话小说粗俗文体的形象,从而把小说文学结构的边缘推向中心,为梁启超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准备了条件.”[3]同时,林纾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译作不仅奠定了林纾翻译家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还开创了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先河.自林纾译书以来,译者的目光随之一转,群起争相竞译外国小说.有研究者曾指出:“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中,林纾扮演了一个‘导夫先路’的角色.在林纾之前,我国还没有正规的自觉的文学翻译事业,但他是在一片荒漠中摸索前进的等他是中国正式的文学翻译事业的杰出的先行者和奠基人.”[4]而林纾的成功,它的巨大的艺术魅力,主要归功于林纾的表达,也即他的艺术性的再创造.这一极端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三、译者主体性在林纾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中的彰显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肯定译者主体性的情况下,强调主体作用的发挥,使得主体个性和差异得以彰显,尤其是对于文学翻译,许多文艺学派的翻译家认为译作可以优于原作,原文文本的多样性、阐释的多元性和意义的留白可以让译者与文本有大的自由对话空间,所有这些都会激发和诱导译者进行创造性的填补和想象性的连接,产生的译文则丰富多彩.

译者是沟通读者和原作的桥梁,是译事得以进行的主观前提条件.译者在对客观的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是创造性叛逆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意识型指的是译者在某种特定目的的驱使下,对客观文本删节、变译、重构和引申等.无意识型指的是由于语言文化对应的缺失,译者无意识下对原著的创造性叛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变形导致的无意识误译,反映了译者对于非本土文化的阐释性误读和历时性解构和重组,也属于创造性叛逆关注的别样特殊命题,同样有着能反映特殊社会历史意义的特征.回头看林纾的翻译,他无疑是尽情发挥了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增删修改,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原文的重写,带了很多“讹”的成分.钱钟书将林纾“讹”归为四类:其一是夸大式的“趣”;其二是对原文效果的圆满化修饰;其三涉及译者有意识的“讹”,也有无意识的“讹”.[5]有趣的是,林纾译作中那些“讹”增强了译作的说服力,恰恰成为长久以来保持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林纾的“讹”是对忠实的一种反叛,这种叛逆却给了原作新的生命力,使得译本有了自己的艺术价值,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

四、结语

传统的翻译观念把翻译实践真空话,在缺乏审视历史文化语境的情况下,单纯把原作和译本作对比谈“忠实”和“叛逆”,有失偏颇.翻译所承担的不仅仅是语言内部微观结构的转换,也是外部社会文化的交际转换,微观及宏观方面差异性,难以达到译文对原作的完全的对应,于是创造性的叛逆就在所难免.林纾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古文大家,他的译本相对于原作来说,有不少的增减、改动或是创作,却仍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在我国翻译史上享负盛名.他的译笔典雅,行文流畅,译本自身不乏艺术审美价值.无论是他有意误译还是无意误译,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来看无疑是成功的,为人类文学翻译史抹上奇特、绚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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