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李自成》问世后,其研究起伏不定,经历了被充分肯定和彻底否定的历史命运,由此形成了当代小说研究史上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一现象既是时代政治因素对文学批评制约的结果,也是时代转型引发文学观念嬗变以及批评理论运用等因素对历史小说研究内在作用的结果.对此予以总结和反思,无论对《李自成》本身的研究还是对历史小说批评都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李自成》；文学观念；批评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70—04
在当代小说研究史上,还没有哪部作品像《李自成》这样,其研究出现了由冷遇到热潮再到相对沉寂和再度兴起的现象.总结和反思这一现象不仅对推进《李自成》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历史小说批评也不乏启示和借鉴.
一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旋即在读者中形成一股“阅读热”,并引起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然而在评论界却受到了冷遇.从1963年至“”开始前,研究界没有发表一篇研究文章.“”十年中,《李自成》第一卷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但是,从1974年到1980年,姚雪垠与茅盾先生以总计80余封书信交流探讨《李自成》的创作问题.［1］截至“”结束,两人共有近40余封往来书信,这是特殊年代一种特有的《李自成》研究方式.《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三册）和第三卷（上、中、下三册）分别于1976年、1981年出版（第一卷修订本1977年出版）,至此《李自成》这一宏大工程已完成2/3的工作.随着“”的结束,从1977年至1982年,短短的几年间,有关《李自成》前三卷研究的专著就有6部之多,数量众多的研究文章更是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甚至还举办过几次大型研讨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会,一时掀起了一股颇具规模的‘李自成热’”①,并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此以后,一直到90年代,《李自成》研究又进入一个相对的沉寂时期.1985年《中国作家》第1期和1986年《小说》第1期,分别发表了《李自成》第四、第五卷中的精彩片断《巨星陨落》与《崇祯皇帝之死》,1990年第2、3期的《小说》上刊登了《李自成》第五卷中的《李自成进北京》一个单元,评论界一片漠然.1999年,在姚雪垠逝世三个月后,《李自成》第四、第五卷出版,又出人意料地受到冷遇,更没有出现像样的研究成果.然而,从新世纪开始,《李自成》研究又出现了再度兴起的迹象.姑且不论新世纪十余年间,一些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发表高水平的研究文章,仅2010年,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北省文联、邓州市委、市政府、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陆续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纪念姚雪垠诞辰一百周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表征着《李自成》研究的再度兴起.
《李自成》第一卷从出版到“”前几年间研究的空缺有其特殊原因,有研究者指出：“据说是上边有指示,他是‘摘帽’对他的《李自成》不要评介.”②从20世纪50年代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后多变的政治形势”③下被强化的现实语境来看,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十年,以“文艺黑线论”为代表的文艺“”路线全盘否定“十七年”乃至左翼文学以来的文学成就,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界根本不可能开展对《李自成》第一卷的研究工作.如果说这一时期《李自成》研究的空白是时代政治规约的必然结果,那么,新时期头几年里《李自成》研究迅速升温,时代政治因素同样是主要的推动力.这种推动作用鲜明地体现在,《李自成》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李自成》的创作成就为例,批判“”文艺理论观点,并以此投身文艺界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目标清算“”路线罪恶的理论批判中.有研究者曾指出, 《李自成》是作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生活的结晶,是按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指导创作所取得的成果.今天我们阅读这部作品,认真探讨一下作者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现历史英雄人物方面所提供的宝贵经验,这对彻底批判‘’所宣扬的以‘三突出’为核心的一整套反马克思主义的创作谬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很有现实意义的”④.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由政治/文化型向市场/经济型转变的步伐加快,“我们民族生活的‘中心’已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我们的经济已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等我们的文学则从单一的颂歌型转向了多元求索、多元竞赛”⑤.社会转型为文学观念多元并存的格局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由此也为文学回归文学自身提供了可能性.文学观念嬗变中文学“自律性”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逼仄了文学批评政治批判功能的空间.因此,《李自成》研究不可能再像前一阶段那样,因学术研究的政治批判倾向而形成热潮.但是,政治推力的缺失并不是使《李自成》淡出研究者视野的根本原因.对于《李自成》被读者和评论者遗忘的历史命运,有研究者将其归结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⑥.另有研究者则认为,《李自成》的历史主义典型观因为大文化或大人文的文化史观和新历史主义主导历史小说创作而落伍.“从《李自成》四、五卷发表的90年代迄今,姚雪垠所崇尚的典型观受到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⑦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由于作家的年龄增大和精力的衰退,后两卷更多依靠录音整理来完成,更多停留在史实的叙述和对结局的交代上,缺乏主题的提炼、情节的剪裁、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结构布局的匠心.”⑧长篇小说由于艺术结构的宏大,艺术表现上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更何况多卷本《李自成》,就此意义而言,它们也应该不是造成《李自成》研究沉寂的根本原因.在笔者看来,《李自成》研究“遇冷”的最大问题出在评论界自身.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逐渐摆脱了过去政治意识形态传声筒和留声机的附庸地位,获得了批评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从学院走出,拥有较高学历和较深学术功底、少谈学术而多谈‘思想’的中青年学者成了批评阵容中的重要力量”⑨.不可否认,正是他们的努力,提升了文学批评的规范化与学理化水平.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也丧失了它本身的一些功能和使命.“文学批评不对文学作品说话；文学批评失去锐气；文学批评没有文学性.”⑩“批评就是批评本身,就是创造等最缺的是文本批评.”与此同时,批评理论的“西化”倾向盛行于批评界.一位作家对理论界“西化”这样形象描绘：“看看如下名单的运行：精神分析、存在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阐释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话语.只是一份多重的周边签证.它暗含着‘此地是他乡’、‘生活在别处’这样诗意的循环法则.”客观地说,诸多西方理论激活了我们“在‘他者’参照下的‘自我意识’,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和构成因素”.然而,在批评的具体运作上,出现了被一些批评家称为贴标签——“理论对文学作品的‘强权’”的批评方式,有作家愤怒地指责这种方式为“媚洋的文学批评”,是“贴洋标签”.这里固然有批评家因代际差异而形成的对西方理论认识的差异,甚至还有一种民族的情感掺杂其中,但无法否认,他们非常犀利地指出此种批评方法的痼疾——批评不再需要花力气细读文本,只需要以西方理论为依托,按图索骥,尔后,再转身阐释西方理论,为其寻找中国注脚.在20世纪90年代文本批评缺失、西方理论处于主宰地位的批评语境中,《李自成》被批评界遗弃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时期,凌力、二月河、杨书案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也曾遭受和《李自成》一样的命运.历史小说普遍被遗忘的命运,乃因为批评界无法对其“贴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