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 ：作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三足鼎立之一的“京派”,以它别具一格的创作观念和流派特征而丰富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沈从文是“京派”典型的践行者,无论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自身气质,都散发着一种和平静穆之韵味,体现出文人的个性和对艺术的执着坚守.
关 键 词 ：沈从文 京派
近年来,随着文学政治化的减弱和人性自由化的呼唤,学术界对曾经被评为“非主流文学”的作家作品有了较多的关注.沈从文和“京派”开始从文学的边缘走进学者的视野,这其中的重新发现不免有矫枉过正的色彩,但也实属文学批评的时代性特征.如若对沈从文及“京派”做一个较为健全的认识,不妨就以沈从文所代表的其流派气质进行分析和品悟.
一、从文之路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沈从文妻姐张允和在其葬礼上所作的悼词,概括了沈老的文风人格.沈从文于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军人世家,凤凰县自古以来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的聚居地区,沈从文在这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的古城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孕育出他超然世外而又敦厚稳重的性情.十四岁高小毕业后,沈从文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谙熟了这一带人民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为今后代表其创作旨趣的湘西题材小说和审美风格奠定了基础.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学,未被录取.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出色才华,沈从文得以打进文坛,跻身上层文明社会,但“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使他自负的资本下又始终带有一种自卑,“乡下人”的自称便是一种诠释：一方面以乡下人的角度感悟赞美田野乡间自在的生命形态,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照中揭示现代文明所显露的丑恶.1928年北伐结束,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格局迥异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发生分化重组,期间的各种文学社团流派也相应的发生了流变整合,形成了几个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新的文学流派.‘京派’就是在这次分化重组中形成的.” [1]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不再,但毕竟作为古都,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加之那些京津一带的北方作家多在大学任教,远离了商场、党派的喧嚣,自有一股雍容大气和恬静扎实之风.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到青大国文系任讲师,此行是沈从文创作的分水岭,他的笔触开始转向社会和人生,小说《八骏图》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1933年,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了“海派”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尊重,斥责了纸醉金迷的商业文化风气,同时表明了一批北方自由主义作家亲人性、疏政治的立场.沈从文的这次发言引发了轰动一时的“京”“海”之争,其间体现出了“京派”作家在冲淡平和下所坚守的文人傲骨.1935年8月,沈从文又以《谈谈上海刊物》批评文坛不能只剩下一些“精致的对骂”而卷入了“文人相轻”的论争.鲁迅就此发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肯定了在斗争年代里讽骂的合理性.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对时务的参悟不透,使他们开始处于一种尴尬落寞的境地.继而随着革命战火的蔓延和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左翼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开始操起了阶级分析法的标尺,“把京派文学描述为‘沙龙’里绅士淑女的玩意儿、远离平民大众的人生.”[2]如在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中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和邵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反动》等文章,他们以“不革命即反革命”的思维逻辑将“京派”视为反动派,沈从文在这种政治批判和创作挤压下于1948年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历史文物研究当中,并以此作为毕其一生的事业.
沈从文所代表的京派学者气质既是中国古典文人雅士精髓在其思想中的根植,也是多舛命运给予的磨练造就或者说是一种境遇前的选择.他们既没有左翼作家挥斥方遒的历史使命感,也没有“海派”文人追逐现代文明与前卫的姿态,在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和时代格局下守住一份冷静与淡然,用沉默代表着一种更为坚决的艺术态度.
二、艺术创作
“京派”作家群虽然没有结为一个正式的文学社团,但创办了很多同人刊物,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以及《骆驼草》、《文学旬刊》和《水星》等等.此流派“各自的写作路线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创作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有相对的一致性.”[3]在此就以沈从文的创作为例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返朴归真“京派”作家对政治功利与商业文明保持着距离,避开时代的洪流而转向对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关照.沈从文正是以湘西农村的人、景、情建构着他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寄托.他对不同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求.首先,《边城》中无论是纯真专一的翠翠、热情正直的傩送、慈爱善良的老船工、宽厚大度的船总顺顺,都是一种美好的品德的象征,体现出“乡下人”系列中“自在”的生命形态,他们健康、善良、淳朴,但也具有安于命运的麻木单纯.其次,《龙珠》中王子那饱有野性的、原始的生命活力,《月下小景》中男女主人公对当地习俗的抗争,代表了沈从文浪漫传奇中的理想生命形态.再次,《长河》中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的人和事,表现了城市文明对农村的影响,展示出外来文明侵蚀下生命的异化和偶然.总之,沈从文力图通过对湘西农村普通百姓的审视和描绘来抒写、讴歌“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而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中,则用讥讽、调侃的笔调刻画了城市“高等人”的虚伪、压抑和变态,城乡对照中反映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意味.
（二）古典韵味由于取材的平实和写作态度的淡然,京派作家的创作中总流露出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像是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理趣和禅意,萧乾《梦之谷》中的感伤情调,师驼《果园城》中的哀挽诗意,都在文字之下蔓延出一种或浓郁或清幽的古典气息.以此来看沈从文的作品就更具典型,最首要的自然还是他的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意蕴,即对人性的崇尚和追求,而这也正是古典主义文学的核心内容.沈从文曾表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5]在《边城》中,湘西人的人性美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故事所散发的那种忧伤韵味,完全是事故的无常和命运的难测,并不是人为的阻碍.翠翠、傩送的相爱纯粹出于异性间美丽自然的吸引,无功利、无目的；老船工虽无意造成了整个故事的郁结,但他的担忧和犹豫也只是因为对孙女无尽的疼爱；船总顺顺作为“剥削阶级”却没有专横残酷的习气,而以最大的胸怀化解着失去爱子的悲哀和他人的痛悔,做到这样也是他内心深处人性的崇高所予.有了神韵,形式也是传达古典倾向的一个方面,田园牧歌便是沈从文为我们描绘的最美的图景,“近水人家都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边城》）“山谷中不知何处有鸡叫,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浅绿色.”(《湘行书简》) “长年活鲜鲜的潺缓流水中,有无数小鱼小虫,临流追逐,悠然自得,各有其生命之理.”(《绿魇》)类似这样古趣盎然、世外桃源的景象描写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几乎成为了他故事的一贯背景,无论是语句编织的风景,还是风景营造的意境,抑或是意境传达的思想,都是古香古色,远离尘嚣,体现出作者的古典情节和气质.
（三）抒情体小说“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的造诣,“在小说与诗歌、散文的多种文体的融合与沟通中,发展了‘五四’以后的抒情小说体式.”[6]他们通过自身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或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等等,用极具诗意的体式表现出对乡土人生的眷恋和传统回归的渴望.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糅合了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为一体,并不刻意讲究传统叙事小说的发展格局,他的创作更像是一幅写意画,笔调模糊,泼洒自如,对人物的描写也不像茅盾那样塑造了鲜明的典型形象,而是以近乎模糊的轮廓勾勒着一个个粗线条却细神韵的个体,他们可能大致同类,像是翠翠和三三,都是纯真、可爱的面孔,但这正表现出沈从文眼中那种共通的人性.同时,沈从文的小说也十分重视意境的营造,学术界曾评价《边城》“文章能融化唐诗意境而得到可喜成功.其中铺叙故事,刻镂人物,皆优美如诗.”[7]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田园风景的描绘上,即使是在故事的叙说中,也以徐徐的语调在读者面前呵出一片氤氲.
“京派”作家为我们呈现的文学创作犹如一位大家闺秀,博学多知、端庄典雅、内蕴丰厚,在恬静与清愁中又带有对新知的一片翘望.无论是创作技巧还是思想内涵方面,都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前后顺承和内在要求.
三、审美――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就不免与社会人、生活、关系联系起来,它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也对社会产生着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形式、程度到底是怎样?这是文学界一直在思考和争论的问题.1921年,周作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作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它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观,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这种观念是受到了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是中国时展、当下国情的产物,并对整个现代文学发展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自身也在后期发生了明显的演变,“文学为政治服务”便是它失去最初面貌的表现.与之同期成立的创造社则代表了相反的艺术旨趣,他们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即自我表现,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具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倾向.而“京派”的文学观则难以确切地将其归到上述两类任何一方,他们既将视野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又与时代政局保持着距离,既将笔锋触及到人性根本,又反向眺望文字之于人生的波澜反映.这在沈从文的创作和观念中得到了很鲜明的诠释.
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所写下的书评、序跋、创作谈,反复提到一切伟大的作品必然贴近血肉人生,再三强调“人事教育”的重要.从选材上,无论是《边城》、《萧萧》、《丈夫》所反映的湘西世界,还是《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所展现的都市社会,都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切关注.以《八骏图》为例,它正是沈从文亲身经历的上的一种艺术创造.在青岛任教期间,沈从文结识了同行的几位教授,他们各自呈现的性格、人性剪影成为了沈从文笔下的文学形象.这些人有的是物理学家,有的是生物学家、哲学家、史汉学家等等,可以说是三十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小说通过“八骏”之一达士先生的视角,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他们各自的形象和状态,对这些知识分子扭曲、病态的心理给予一一揭示,指出在“文明”“道德”等冠冕堂皇的头衔下都市人对自己的约束和压制以及难以掩盖的不能忘却的世俗.就此而言,沈从文不乏文化审视、社会批判的眼光和勇气,他自身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沉淀、踏实于平民社会,关注下层民众的人生疾苦和原始状态,并对他们给予深切的理解和负责的反应.他把文学当作“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因为“它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 [8]
然而,沈从文对人生的关注并没有使其陷入现实的琐碎繁杂之中,也没有使之丧失对文学本身的思考和追求,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学者独立的态度和品格,坚守着艺术的特性和本质.沈从文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认为小说包含两个部分：“一种是社会现象”,“二是梦的现象”；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它的唯美与超脱具有梦幻的非现实性,但作者的目的是在现实上升华出人性的光环,以此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在美学观上,沈从文曾引用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的话说道,“叙述美而不真之事物,乃艺术之正务”,“文学之美妙,即在于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 [9]沈从文对艺术之美、人性之美孜孜以求,赋予艺术以宗教的救赎功能,认为艺术超越了功利、阶级、时政,具有纯粹的独立性.
古代文人士大夫,向来是讲“文以载道”的,到了现代,这种观念经历了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诸多变化,仍然未达成统一.文是否足以载道?所载之道为何?这都是众说纷纭的.“京派”作家肯定了文学对人们的教化作用,但并不将其视为改造人生、指明方向的工具.沈从文坚持文学的功能不止于社会道德的关照,更在于能使读者“从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10]这种超越现实功利性的文学观使沈从文被当时主流的批评家视为消极避世的作家.从时代政治的层面看,当时确实需要一种激进甚至于过分的主张去发挥文学的作用、体现文学的意义,但拉开历史的距离,从文学的整体来看,沈从文的文学观才是发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