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周新民（以下简称周）：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较早,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您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吗?
刘醒龙（以下简称刘）：《黑蝴蝶,黑蝴蝶等》是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84年第四期《文学》上,这个杂志在1983年叫《安徽文学》,1985年以后也叫《安徽文学》,就这一年叫《文学》.
周：在发表《黑蝴蝶,黑蝴蝶等》之前,您就没投稿?
刘：不,不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在浙年作家讲习班上提到,早发表不一定是好事.如果我要急于发表,1981年就可以发表作品.当时我给一家刊物寄出一篇小说,编辑部也是马上回信了,说可以发表,但提出了4条修改意见.我只接受了1条意见.我还写信过去驳斥其他3条意见.这当然让对方很生气,一生气就直接把我的稿子毙掉了.如果我遵照他们的意见修改了那篇作品,那就发表了.但是,那会我在心里建立起一根并不完美的标杆,认为文学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按照编辑的意见去修改,因为我的文学观念和他的文学观念不同.这篇小说没发表倒是催促我继续思考文学的问题.《黑蝴蝶,黑蝴蝶等》只能算是我的习作,之后我写了《卖鼠药的年轻人》、《戒指》等,然后就迅速转向了“大别山之谜”系列的写作.
周：看来您很坚持您的文学观. “大别山之谜”系列充满魔幻的色彩,充溢着浓郁的地方风情,您的创作是否和当时的“寻根”文学一样,都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您的文学启蒙教育源自哪里?
刘：我的文学启蒙教育,更多的是受到了民间传说的影响.小时候,每到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爷爷就会给我讲很多的民间故事,有《封神榜》这样的民族文学,也有当地的民间故事,这才是我的文学启蒙教育.
周：除了民间文学的教育外,您应该也接受过正宗的文学教育吧!
刘：尽管小时候我也读过《红岩》、《红日》、《红旗谱》,但是这些小说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印象,只是为了阅读而阅读.我后来的写作和这些阅读简直就是毫不相关.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人,他的艺术特征恐怕早在童年时就形成了.因为童年没有经过后天种种训练,童年时的认知主要是直觉,是无邪的,喜欢和不喜欢是没有来由的.艺术也就是这样,艺术本应不受任何其他东西影响.一切了不起的写作者,他的高峰写作一定是和童年经历有关的.艺术的选择在童年就完成了,至于你能达到什么境界,那才是后天的修养问题.
周：您认为您的整个文学创作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大别山之谜”应该是您的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吧.那么第二个阶段的创作有哪些作品呢?
刘：我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存在着是三个阶段.早期阶段的作品,譬如《黑蝴蝶,黑蝴蝶等》、“大别山之谜”,是尽情挥撒想像力的时期,完全靠想像力支撑着,作者对艺术、人生缺乏具体、深入的思考,还不太成熟.第二个阶段,以《威风凛凛》为代表,直到后来的《大树还小》,这一时期,现实的魅力吸引了我,我也给现实主义的写作增添了新的魅力.第三个阶段是从《致雪弗莱》开始的,到现在的《圣天门口》.这个阶段很奇怪,它糅合了我在第一、第二个时期写作的长处而摈弃了那些不成熟的地方.
周：最终是什么一件事情,让您的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刘：有一个契机,大约是1988年.在红安县召开的黄冈地区创作会议上,省群众艺术馆的一位叫冯康兰的老师,讲到一首小诗《一碗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在场的人数约在一百左右,这首小诗对其他人也许没有任何影响.而我却感动至极,泪流满面.在听到这首诗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艺术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就是用最简单的形式,最浅显的道理给人以最强烈的震撼和最深刻的启示.一首小诗只有三句话,三个意境,所它表达的东西却太丰富了.年轻时藐视权威,甚至嘲笑巴金先生“艺术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的箴言.是这首诗让我恍然大悟,并且理解了巴金先生之太深奥和太深刻.
周：您的作品开始涉及到了一个道德救赎的问题：人要在历史困境、现实困境中,用精神力量、用信仰来拯救个体,实现个体的价值,彰显个体的力量.市场经济时代,是个人的精神、信仰受到冲击、个体的精神开始萎缩的时代,您在作品中却致力于塑造在现实、功利面前却有着自己坚定的价值趋向的主题,我想,这是您的小说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刘：是的,我作品中的人物大都面临着精神和利益的对峙.像《凤凰琴》,所有人都为转正名额明争暗斗,但当以转正名额为象征的利益突然来了之后,大家一下子都在想：它有什么意义,既然我不能离开这个穷山沟,这样的利益又有何意义?其实,拿到转正名额和没拿到转正名额,这里面并没有可以办成铁案的对与错.小说因此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思索空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在道德上选择对了,以日常人生的标准来衡量却是错的.还有完全相反的一种选择,道德关乎人生,利益关乎日常.一定含义的对与错,免不了总在其间逆转,并且关乎到人的一辈子.
周：在您的小说中,除了个人的价值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之外,还隐含了个人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道德问题和历史趋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是呢?
刘：很多人把《凤凰琴》当作是写教育问题.这种认识没有看到文学的发展,其文学意识还停留在50年代.用旧的文学意识来套当下的文学,就像研究如何让神话里的千里马在高速公路上奔跑.不要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只在现代主义上有了长足进步,现实主义的文学同样进步非凡,在艺术性与思想性诸方面,其进步幅度甚至还超过现代主义在同一时期的表现.
周：您的作品开始关注在历史发展中,个人的尊严和价值问题,个人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趋势时,如何从精神层面来应对现实和历史趋势.《分享艰难》这部作品遭受到很多批评,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刘：我是不赞同这些批评的.实际上,批评这部作品的批评家,不久之后就开始表示对自己当初批评的不认同,认为自己误读了.
周：你也这样认为吗?
刘：的确是误读了.这部小说本身写得有种焦虑,批评家应当比我更理智.腐败等等一系列早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仿佛是在1996年前后的一夜之间突然爆发的,在此之前,大家好像都对改革充满了理想,以为只要今天改革了,幸福就会在明天早上降临.但在那一段时间里,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也许还不仅仅是意识到,而是不得不接受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样一种事实.改革带来的大量后遗症压迫着我们,文学界对《分享艰难》表现的焦虑远远超过我自己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的焦虑.
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分享艰难》要说的是谁分享谁的艰难?
刘：这也是批评家后来就一直在纠缠的问题：作为老百姓的我们为什么要为污吏分享艰难?确实是这样的,没错,我们不应该为他们分享艰难,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我们也还要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不能只想享受改革带来的大量社会福利.
周：您就是说,我们也应该分担改革的艰难.
刘：对一个负责任的人来说,如果不是由每一个社会人去共同分担改革带来的艰难,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人能够替代呢?不改革,国家就完了,民族就完了.而改革就会出现大量的问题,那么谁来分担?靠官员,他们承担得了吗?其实,清官文学也是一种负担,一种灾难.清官文学所赞美的清官政治对我们的民族改革也是一种灾难,为什么我们民族一直无法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放弃了某些责任.我想表达的是,既然我们选择了,我们就要承担.但是,在当时,社会普遍处于焦虑.改革开放初期福利好,让人们只看见改革带来的好处、带来的福利,没有想到改革也会带来那么多痛苦.所以当理想一旦破灭,就把责任推到某些人身上,认为是某些人带来的.这就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矛盾：我们该不该在以改革名义下犯下可以谅解或者不可饶恕的种种错误的管治机制面前,承担时世的艰难?其实,这部作品表达的正确的意思应当是,作为社会人的我们,在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的时候也应该分享改革的艰难.这才是现代的、健康的人格.
周：您的《大树还小》也引起了争议,您怎么看?
刘：针对这部小说的争议是最浅薄的.如果说《分享艰难》的争议还有它的社会意义,这一次的争议真的没有意义.其实根本就没有过争议,只有一方在骂街,我懒得同这些将文学常识丢在一旁的人说什么.
周：主要分歧在哪里?
刘：我在作品中,是要解释一个精神层面问题.我想在还原那个时期乡村真实的同时,借助“下乡知识青年”这样的群体来表达一种想法：有一类人总在控诉曾经受到了磨难,但斯时斯地那些同样受着磨难,至今仍看不到出路的另一类人,他们的出路,他们生命的价值又何在呢?我要其实要表达的其实就是这点.但他们却认为我在丑化“下乡知识青年”.
周：的确,您的追问确实很有意义.
刘：他们最恨的是小说中的四爹说的一番话：你们知青来这里受过几年苦,人都回去了,还要骂一、二十年,我们已经在这里受了几百年几千年的苦,将来也许还要在这里受苦,过这种日子,可谁来替我们叫苦呢?只要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挑出这块地方来进行批判.小说其实是在提醒历史与社会注意这样一个伪真理：从幸福之地来到困难所在者有着天然重返幸福之地资格.
周：谈谈您的长篇小说,您在1996出版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好像反响不是太强烈,在您看来,它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刘：有评论家说它是“打工小说的发轫之作”.《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与我有很多的亲密性,属于精神自传吧.我把我在工厂生活、工作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接触的问题在小说中都表现出来了.在小说中,其实我表现了我的困惑：普通劳动者的个人价值如何体现.对普通劳动者的价值的认定问题,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从个人感情来说,具体到所说的,就是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到目前为止,对普通劳动者没有应有的认识,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精英教育,精英意识.我在1996年写了这么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
周：但出版社似乎还很高调,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以“探索者丛书”的名义出版的,出版社大概也意识到您的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的超前性吧!
刘：这部小说出版时,有人用所谓先锋性来怀疑我是否写得了探索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在社会、在人的精神状态的层面上的追问,也许比现代主义旗号下的探索者走得更远.属于终极关怀的问题当然需要探索.那些被忽略了的我们所处时代的小问题,同样需要探索的,因为这的样的探索更能昭示某种大方向.一个小人物、尤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一类人、尤其是一类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从来就是一条贯穿我的全部小说的命定线索.
周：我们集中地谈一下《圣天门口》吧.我认为,《圣天门口》在当代长篇小说史上是一部集大成的小说,也是你个人创作历史上集大成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完全超越了您以前的作品.而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和您以往作品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谈谈您怎样认识这部作品与您以往作品的联系?
刘：《圣天门口》与我以往作品是有内在联系的.同我第一、第二阶段作品相联系比较的话,我认为它是取了二者之长的,它继承了我第二阶段对写实风格的痴迷执着和第一阶段对想像、浪漫的疯狂.可以说它综合了我第一、第二阶段的写作风格,而又在二者之上.
周：请您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视角坐标上谈谈《圣天门口》.
刘：在刚刚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文艺报》记者曾就文学如何创新问题采访了我.在我看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写作者对和谐精神的充分理解与实践,即为当前文学创作中最大的创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暴力斗争一直为中国文学实践所痴迷,太多的写作莫不是既以暴力为开篇,又以暴力为终结.《圣天门口》正是对这类有着暴力传统写作的超越与反拨,而在文学上,契合了“和谐”这一中华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再造.
《圣天门口》相对于以往写近现代史居多的小说,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它不是在相互为敌的基础上来构造一部作品,来认识一段历史.而是最大限度的、最有可能真实地接近那个时代的历史状态.比如就《圣天门口》来说,小说从头到尾写了那么多的斗争、争斗、搏杀和屠杀,但我非常注意不让任何地方出现“敌人”这种措辞.《圣天门口》从汉民族创世到辛亥革命这条虚一点的线索,从辛亥到60年代这条实一点的线索,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来求证我们对幸福和谐的梦想.写任何一部小说都应有一种“大局观”,这是很重要的.从国共两党斗争开始后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文学作品一直纠缠在谁胜谁败、谁输谁赢、谁对谁错,对这些问题上,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用新世纪的眼光来看.
周：你认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刘：作为文学家,在写历史时,必须用现在的眼光而非当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实,应该有新的视角、新的意识.否则就很难超越,那样我们无非是只能模仿别人、刻录别人.
周：最初触动你写《圣天门口》的机缘是什么?
刘：对我而言,那是内心的一种情结、感觉.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东西在积淀,多年的写作,一直没有很好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能够表达成长至今的经历中最为纯扑、深情和挚爱的作品.
周：《圣天门口》标志着您的创作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发表《黑蝴蝶,黑蝴蝶等》开始,您的小说开始延续着对人的精神和生存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道德救赎的主题.而从《圣天门口》开始,对人的救赎转向神性救赎,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小说中的一系列人物都体现了这个观点.请谈谈对作品中梅外婆、阿彩、马鹞子、杭九枫等人物的感想?
刘：在谈梅外婆之前,我想先打个比方.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完整的,就好像我们说的一杯水,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它由水、杯子以及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等这三部分组成.而我们往往会忘记杯子中无水的空的那部分,不去写这一部分,而好的小说应该是完整的,应该包括这三个部分.《圣天门口》中梅外婆就是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就是需要去充分想像、完善和提炼的,它提供了一种艺术的空间让你去展开想像.中国小说以往的问题就在于把这些都割裂了,你要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就不能写什么.其实,藏在“实”的背后的应当是一个时期的理想、梦想.梅外婆就是被作为这个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梦想来写的.想想我们在以往作品中所见到的那么多暴力、苦难、、仇恨,如果仅仅是这些东西,我们民族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我时常在想,说中国人的阿Q精神,有人被处决了而我们还在拿着馒头蘸那个血吃.汉民族如果仅仅就这样,那他们绝对延续不到现在.我们的文学,缺乏对一只杯子的整体表现与深究.杯子本身以及杯子里的水,普通人都能看见.文学除了这样的看见外,还要发现杯子中那些确实存在无形部分.譬如总让马鹞子和杭九枫感到敬畏的梅外婆,那才是脊梁所在.写这部作品时,我怀有一种重建中国人的梦想的梦想.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我觉得中国人有些梦想是要重建的,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能再崇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小说中,我写到巴黎公社那一笔,我以我的梦想来看这段历史,我认为巴黎公社没有失败,它是换了一种方式,不是用暴力的方式,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其理想.
周：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您的小说观.
刘：从长篇小说来讲,它应该是有生命的.在小说当中,中短篇小说确实很依附于一个时代,如果它不和时代的某种东西引起一种共鸣,它很难兴旺下去.但长篇小说不一样,长篇小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可以不负载当下的任何环境而独立存在,可以依靠自身的完整体系来充实自身.譬如这几年一些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马桥词典》、《尘埃落定》,它们和时代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都有自身的丰富性,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我倒是还有一问题要说,千万不要轻易地将《圣天门口》中的梅外婆等人当成所谓“基督精神”,那不符合我个人的文学传统.对西方文化我只有一些不太深的理解,相反,我越来越深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不被重视的成分.譬如大爱与大善.普通的善与爱追求尽善尽美,大爱与大善则是对世间一切的恶,在包容的背下,进行不见硝烟的改造.
（因篇幅所限,本文在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