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历程

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是绽开于独特民族地域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国民族文学史不可忽略的重要章节,但因为地域偏远而与外界文化交流不畅,至今仍不太为世人所知.鄂西南属于我国中部与西部地区的交接处,其以武陵山为脉络,连接鄂湘川渝黔等省市的边境地区.200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地区,迎来了大好的现代化发展机遇.因此,探寻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不仅可以丰富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园地,更希望能借此促进鄂西南少数民族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

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渊源

置身21世纪初,当我们用现代人的审美视野,回顾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悠久历程,不禁感慨其旺盛的生命力.2005年12月,在云南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仪式上,鄂西南籍少数民族作家获得了两项大奖: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中篇小说集《五月飞蛾》,土家族作家邓斌、向国平的文学评论专著《远去的诗魂――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这展示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强劲势头,也确立了其在中国民族文学史的现代化地位.如果对照这两篇获奖作品,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欣喜的文学现象的巧合,即由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向21世纪的现代文化传播的转型.邓斌、向国平立足鄂西南研究的文学评论专著《远去的诗魂》,是对明末清初鄂西南颇具影响的土家族作家群“田氏诗派”创作的理论研究;叶梅则已从鄂西南走向全国,其中篇小说集《五月飞蛾》展示出世纪之交鄂西南的社会变革及现代文化风貌,这正好构成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巡视.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不断交融,是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显著特征.从明末清初鄂西南容美土司的“田氏诗派”创作,就可以发现当时的文人、作家的现代文明情结.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初,鄂西南容美土司的“田氏诗派”崛起.田九龄首开诗风,其后涌现了田宗文等一批著名诗人.后人评价为:“诗人辈出,诗集不断,吟诗赋文作为一种世家风尚代代相传,蔚然成一种少数民族文学奇观等田氏土司跨明清两朝,历百载荣衰,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在湖广颇负盛名,在土家族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属罕见.”(李传锋《远去的诗魂序》)

“田氏诗派”从创作之始,就以自身土家文化与中华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品格.正如《远去的诗魂》著者所言:“从田九龄、田宗文的创作实践中可见,对于一个自身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来说,能够如此开放与成熟地汲取汉族文化为己所用,既体现了具有数千年积淀的中华汉民族文化的强大感召力,也充分说明了容美土家族文化先贤敏锐的洞察力与难能可贵的开拓意识.”从“田氏诗派”的创作历程看,他们开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先河.远古时期“阳春白雪”的汉族诗风与“下里巴人”的土家风情相互映衬;而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葩“竹枝词”,经考证被认为是土家族与汉族文学交流的光辉结晶;还有土家“巴人踏啼之歌”,也曾引起汉族文人的极大兴趣.可以说,田氏诗歌是融土家族歌哭风情于一身的民族文化精华.当年“田氏诗派”后期诗人田舜年,集田氏九位诗人之作近3000首,辑录成《田氏一家言》文学巨著,从中可以发现其诗歌创作中的汉文化景响,包括汉朝诗人尤其是唐宋诗文的影响.“田氏诗派”正是在汲取自身民族文化素养的同时,与汉文化交融产生的文学艺术结晶.其活跃开放的文学的视野,成为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鄂西南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成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绎,逐步转向现代文化的传播,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浸润着历代文人的辛劳与汗水,也记载着鄂西南社会历史变迁的丰富画卷.从鄂西南走出去的我国土家族作家李传锋,以鄂西南土家族社会文化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动物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于二十世纪90年代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最早架起了鄂西南独特民族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融的桥梁.土家族作家甘茂华的散文集《鄂西风情录》,可以发现他着力开掘其本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风情的良苦用心.长阳县土家族诗人刘小平的获奖诗集《鄂西倒影》,用如诗如画的意境,描绘鄂西南独有的民族文化风情与魅力.

在世纪转型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语境下,审视鄂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让我们能够拥有展望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视野.因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民族地域生活与深厚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为鄂西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诸如土家族始祖廪君与历史英雄人物巴蔓子、近代民族英雄陈连升的英雄人物故事,土家族的哭嫁歌、女儿会、跳丧舞等民族文化习俗,苗族的牛王节诸多风俗习惯等等,都为鄂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乃至精神动力.同时,现代文化的影响及外来文化的浸入,对鄂西南传统的民族地域文化文学创作产生了强烈的撞击作用.文学创作多元文化的争奇斗艳,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和日趋壮大,优秀作家创作个性的日益鲜明,构成了鄂西南民族文学整体性繁荣的多面景观.这种充溢着民族情调与现代文化的独特创作品格,呈现出鄂西南民族文学现代多元文化传递的良好态势.

文学发展期:

传统民族文化对现代精神的寻觅

20世纪中后期,是鄂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又一重要阶段.它继明末清初鄂西南容美土司的“田氏诗派”创作高峰之后,迎来了民族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期.这一阶段,作家创作队伍遍及鄂西南民族地区,文学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其创作规模与成就远远超过了“田氏诗派”的影响力.这是“田氏诗派”创作高峰之后,沉寂了数百年的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积淀的一次大爆发.这既有民族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也受到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影响.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的寻觅,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征,它可分为:一是前期作品中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展示,二是后期作品中现代文化的张扬.

前期创作包括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是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诞生,鄂西南民族地区百废待兴,少数民族作家受到新生活的激励,急于表现新时代与新生活,因此涌现了一大批既植根本土民族文化,又展示现代文明的文学佳作.余友三、田开林为代表的一批鄂西南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因时代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巨变,成为记录新中国飞速发展建设的史册.这一时期,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尚未形成群体效应,但其作品呈现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充溢着时代赋予的现代文化精神,从而成为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迈向现代化历程的重要转折点.

后期创作包括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世纪交替之际,鄂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开始注重张扬现代文化,呈现多元文化趋向.传统文化对应于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言,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历史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如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沟通?这一时期,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向人们展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和谐交融,以及迈向现代化的艰难跋涉历程.它体现在如下方面:

讴歌改革开放大潮,书写鄂西南时代巨变的新篇章.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鄂西南的土家苗寨开始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在这片偏远而神奇的民族地区掀起.鄂西南少数民族本土作家,激起了讴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强烈,并创作了一大批反思历史、反映改革开放现实、弘扬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在本地区以及省内外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向现代化转型的良好开端.

李传锋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篇小说《退役军犬》,从动物视角,通过退役军犬黑豺的眼睛来观察人世的悲剧,抨击因20世纪下半期的“”动乱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灾难;以动物的善良与爱心,来反讽人性堕落而自食恶果.李传锋讴歌改革开放初期鄂西时代变革的中、短篇小说《十里盘山路》、《龙潭坪纪事》、《烟姐儿》等等,则集中地展现了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鄂西土家山寨沐浴改革春风所出现的喜悦图景,很好地传达了历史转折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时代巨变.

叶梅的中篇小说《花树花树》,则将更多的笔触投向鄂西南山地女子,书写她们的历史命运以及身处改革开放社会的种种困惑,构成鄂西南又一幅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学景观,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该小说被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在海内外发行,并入选联合国编译的《世界小说选》.译著中称赞叶梅说:“她以对鄂西土家族风土人情的描述,引起文学界及读者的关注.她的作品,尤其是对女性及妇女解放进行深入探究.”可以说,主流文化精神建构着叶梅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苗族作家王月圣的中篇小说《饥饿的土地》,揭示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大潮在鄂西南土家寨掀起的层层波澜,从而构成了极具现代意味的民族变迁图.他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以改革开放初期鄂西苗族山寨――太阳村人生活写实,既控诉了落后婚姻文化习俗给太阳村苗寨人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苦难,又展现了这一苗族的古村寨所产生的新的时代变革,在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中昭示现代文明的曙光.

女作家田平的中篇小说《冬儿》,叙述一个从乡下走来的小保姆冬儿,在都市生活环境的熏陶下,逐渐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冬儿几乎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巨变.这种巨变,也正是鄂西南土家人从传统文化中痛苦裂变的缩影.田平用理性的文化解读,赋予西部人物形象以全新的时代意义.

苗族青华作家赵春峰的长篇小说《天残地缺》,则以20世纪90年代历史变革为背景,描写鄂西边陲包括苗族在内的民族女子在岗等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所遭遇的人生命运,充满了崭新的时代气息.转型期的鄂西南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浸润着现代多元文化的滋养.

同时,传统民族文化的现意,构成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民族文学创作的又一独特景观.此时,作家在开掘本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同时,不再满足于对民族风俗民情的原始书写,而是对其赋予现代审美意识及文化精神.

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1994),着意描写覃老大等土家人“走碗豆角”、征服野性龙船河的生存背景与生存方式,赞颂土家人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及奋斗精神,充分展示了土家族撒尔嗬文化底蕴的现代生命力.叶梅选择了一种更贴近现实的写意手法,营造小说多元文化氛围,这种现代品格或许能为更多受众所关注,这大概也是作家进行小说文本创作的初衷.

李传锋的系列动物小说,是鄂西南民族文学的一道独特人文景观.小说以鄂西土家人的生活为背景,运用写实与写意相间的叙事手法,描写现代社会野生动物的生存命运,意在揭示人类虐杀动物导致生态失衡的巨大危害,并深入探究现代社会导致人类精神异化的严峻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他于二十世纪末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写土家人的图腾白虎在世纪末期濒临灭绝的生存命运,探讨民族生存的现实意义,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人类共同关注话题,产生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而王月圣追求民族文化的创作境界,使其小说影响正在由恩施州走向全国.王月圣的中短篇小说集《撒尔嗬》,以鄂西南土家族的传统风情命名,首先体现出作家对民族文化的钟爱之情.该作品集,贯穿着王月圣对民族文化创作境界的着力追求,力图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他在《饥饿的土地序》中,毫不掩饰对这种民族文化个性的追求.他认为这些作品的“语言风格应属于鄂西南这片乡土的,其故事内容也跑不出这些片土的束缚”.所写的小人物、小事情“较性格化地提示了鄂西南人的共性特征”.

甘茂华则被誉为鄂西南“写风情的高手”,他擅长以散文的笔调,来书写鄂西南的民族风情的多彩画卷,寄寓自己对故乡这片神奇土地的眷念和无比喜爱之情.因此,他的散文集《鄂西风情录》、《守望吊脚楼》,以风情写意,营造一种清新高雅的艺术境界,传达自己对于现代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感悟,给读者以心灵的启迪;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审美情趣完美地统一,现代文化精神贯穿其中,是民族文学迈向现代化的极好体现.

土家族作家温新阶,其书写鄂西民族地域风情的散文集《他乡故乡》,以独特民族风情入笔,在一景一物的描绘中抒发作者对现实人生深邃的理性思考,因此,荣获第七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该作品集是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精神完美融合的典范.诗人刘小平,以其诗集《鄂西倒影》饮誉全国,其中《牛角号》、《放排人》、《白帆》、《野浴》等10余诗歌,被拍摄成大型诗歌音乐艺术片《清江倒影》.至此,民族文学艺术借助现代媒体得以更广泛地传播,民族文化精神得以与现代文明合二为一.

世纪转型期:

民族文学的现代困惑与突破

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在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面临种种考验.在当今信息传递高速发达的世纪转型期,全球化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使得世界文化格局越来越走向多元的时代.现代文化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由此演绎出文学的多元化.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正在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这意味着民族文学创作自由舒展的多元审美格局兴起.同时,民族作家梦寐以求的现代文学多元化创作态势正在形成.这种大好的文学创作环境,对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因此,加快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这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大突破,但也同时面临着新的创作困惑.

世纪转型期的社会变革,也带来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性突破,有影响的文学精品增多,个人文学专著大批涌现,文学巨制问世,形成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2005年10月,鄂西南少民族文学创作又传来喜讯:《白虎文丛》问世,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这套文丛,是恩施自治州少数民族作家建国以来文学创作成果大汇展,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及民族文化研究于一体,总计12册共300余万字,使这套文学巨制为研究鄂西南民族文学演变提供了极好的范本.它也预示着鄂西南少数民文学发展的现代化步伐正在加速,填补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历史进程的空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一时期,鄂西南民族文学创作队伍日趋壮大.邓斌的散文集《雨巷》、中篇小说集《凉月》,都植根于这片神奇的民族沃土之中,展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田平的中篇小说集《小城是真实的》,用一种平民视野,诠释了自己对世纪之交躁动不宁的鄂西南现代社会的解读.作家在小说中苦苦寻觅平民世界理想的文化精神家园.同时,在对传统民族文化心里的解读中,田平小说中融入了土家族的生命意识.在《天照应》、《阳光灿烂的早晨》等小说中,田平浓墨重彩地书写着民族传统精神的颂歌.还有田开林、陈步松、覃国平、罗小燕、张兴培等一大批鄂西南本土民族作家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结集出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正在到来.

然而,在世纪转型期,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无法回避的是:面临现代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挑战.是坚守自身的传统文化观念,还是摆脱传统束缚而脱胎为现代文化创作?鄂西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困惑,也正是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社会面临的现代困惑.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创作中得以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的作家大多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这也成为鄂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们的首选.而困惑正在于,如何清醒地认识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怎样理性而又形象地反映这个飞跃发展的社会?对鄂西南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世纪转型期外来文化传播的影响,打造出鄂西南乡土小说叛逆传统的另类文化写真,杨彦华的中短篇小说《感觉象团雾》、《嫁接爱情》、《天堂鸟》等作品,运用西方意识流手法建构小说,已经脱离了传统民族文化审美情趣与习惯.土家族青年女作家陈娅妮的短篇小说《奥斯古表哥》,则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神智错乱以致无法生存于现实的幽灵形象,让人想起英国19世纪的哥特式小说.这是现代视角解读西部民族文学非理性文化写真.这种创作倾向,既是一种突破,同样体现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纪转型期的现代困惑.

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综观世纪转型期鄂西南民族文学的文学创作,在展示民族地区生活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力图超越自身的民族地区文化限制,积极参与全球化语境下时代精神的建构.这种文化互渗的写作立场,使鄂西南民族文学在民族地区特色之外,获得了现代性品格;也使其在开掘民族地区文化中不仅延续了某些不朽的文学精神,而且传递着时代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富涵时代品格的崭新大文化状态,使世纪转型期的鄂西南民族作家创作呈现出多元文化景观,从而得以于困惑中突围,建构着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解读鄂西南恩施州土家族、苗族作家文学创作可见充溢着西部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撞击.李传锋的中篇小说《红豺》(2001),成为新世纪初再现鄂西南土苗山寨现实社会的写真集.《红豺》再现了生态小说特有的关于人与自然的主题,是一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互汇的佳作.山林里的野生动物红豺,以土家山民保护神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它的自然灵性和厮杀野性,与保护人类家园的主题得到了完美结合.李传锋不仅让红豺成为了充溢着自然活力的生命象征,而且围绕着对红豺的叙写,传达出土家人特有的民族情感,呈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多元文化内涵.

同时,民族性与现代互渗透的跨文化写作,成为鄂西南民族文学延续民族文化精神的极好选择.叶梅的小说《山上有洞》(2001年),运用电影蒙太奇及交错叙述的手法,将清初改土归流时期的土司战争、现代革命时代土家人的红色革命、当下历史时期土家青年一代的进城打工奇妙地组合一起,展现近三百年来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时代演变,在民族化的叙述中,将厚重的历史感与现代文明自然交融,用现代人的文化视野解读民族文化.《动物小说选》是李传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它充溢着作家的文化理想,以《退役军犬》为代表,呼唤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苗族青年女作家杨彦华的中篇小说《女神之死》,运用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大胆构思土家族人的传统文化,使《女神之死》具有了历史和现实双重意蕴.

鄂西南民族文学在开掘民族文化资源与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其小说创作与主流文化交相呼应,并积极加入主流文化精神的建构.叶梅是鄂西南民族小说创作转型的领军人物.她的中篇小说《回到恩施》(2000),用倒叙视角,描述建国之初鄂西民族地区人民艰难创业的历程,用现代思维解读历史,具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和现实意义.她的中篇小说佳作《五月飞蛾》(2001),以鄂西民族地域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一幅21世纪中国西部社会的城乡变迁图.现代化大都市与西部乡村的场景交替换片,折射出21世纪中国西部传统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使之成为21世纪中国西部女性文学高扬的现代文化旗帜.

《荣与辱》是王月圣21世纪初创作的长篇小说力作.作品以2003年春肆虐全球的SARS病毒流行为背景,真实记录了SARS病毒给鄂西地区及全人类带来的恐怖与灾难;描述“非典”时期中国社会的众生相:讴歌特殊历史时期鄂西南各族人民所表现出崇高精神品格,展示了新世纪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如何汲取外来文化精华为我所用?如何确立自身民族文化品格?不断寻找突破困惑的创作途径,这正是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在21世纪需要理性追求的现代化历程.

责任编辑 杨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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