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经历了的农业文明和黑色的工业文明,大地、森林、湖泊乃至空气和大气层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坏.绿色的生态文明时代呼之欲出,这不仅是对世界性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回应,也是人类世界观、价值观、认知模式的一次变革.由生态文明反思文学的本质和价值,“文学是人学”的这一传统理论在21世纪需给予新的理论演绎和阐释.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以文学提出“人的文学”,力图凭借西方启蒙主义指引下的“辟人荒”文学实践表达与旧世界、旧文学决绝的气概,20世纪50年代中期,巴人发表《论人情》,批判把阶级斗争简单化的文艺教条主义,提倡在文艺作品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情味,并且使作品中的阶级战士闪耀着更多人性的光辉.同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确立.1980年,钱谷融在《文艺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写于1957年的《<论文学是人学>的自我批判提纲》,重申了“人是社会现实的焦点,是生活的主人,所以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现实抓住了生活”,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起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论“文学是人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发行,1983年,钱谷融在《书林》上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引发了文学界关于人道主义批评标准的论争,时值当下的文学艺术创作,人学理论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课题.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书写人的自我心灵、内在精神世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个人写作”等文学思潮的出现使黑暗逼仄的文学与人的主题走向光明,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充满了人情味,主体意识逐渐抬头.上世纪90年代末涌现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仍是“以‘文学是人学’为基点”、“以贫民意识和人道精神对于灰暗、复杂的生存境况发出质疑的批判”.(1)在面对生态危机出现的环保运动日益高涨的生态学时代,知识分子又历史地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激发了在文学活动中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行为、精神状况和生存意识的潜能,文学艺术敞亮地将人情、人性、人道主义这一历史核心命题向地球、生态系统展开,一个新的广袤场域即是生态批评话语、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得以显现,自然在文学艺术的殿堂崭新亮相.
2000年,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上发表《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生态文艺学论稿之一>》,以文艺学的视角从源头上考察了文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梳理了从远古时代直至现代自然在文学艺术中的呈现姿态和独特意义.同年,作者在《文艺报》第3版上发表《“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一文,在文章中提出了四个疑问:文学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否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自然是否只能作为文学中的背景和情绪载体存在,文学家是否还应该有一个“自然立场”.这种将自然公平地置放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视野重新阐释了在生态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对于文学本质、文学精神的关注,并为我们对于文学艺术中的人类境遇与自然法则的阐释提供了研究维度.
首先,从文学的表现对象、题材而言,“文学是人学”即是“文学的对象、题材应该是人”,强调的是“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是对建国后出现的文艺创作方法“工具论”、“服务论”的批判,是当时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摆脱教条和大胆探索的先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理论意义.在论及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时钱谷融讲到:“文学怎末能不是‘人学’呢它所注意、关心、描写、表现的中心对象,要不是人又是什么呢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吧,也必定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必定是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的动物,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的自然界”.(2)这种理论从根本上是对主导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自然观、二元论、还原论的遵从和阐释,真实目的是提倡人的主体价值,确证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视野,人类是世界的焦点和核心.与这高姿态相对应的是被随意摆布和设计的低姿态自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只有通过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才能证明自我、实现自我、弘扬自身价值.文学的发展谱系上从不缺少自然的展现,但却都是人类作为主体的精神世界的对应物、反应物,人化的自然标签注明了她的身份是工具、是途径,更是方法和手段,自然存在的价值在于对人类情感起伏、人生境遇的表现、比喻、暗示和象征:“物理学的世界是既不温也不会冷,既不暗也不亮,既不雅静也不喧闹,只有当这些经验被看做是从属与一定的人时,我们才会有温和冷,黑和白,彩色和无色,乐音和嘶嘶声以及砰砰声.” (3)自然世界生物的生命律动和色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必须首先尊崇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从属于人类的审美感觉.上述对人主体地位推崇的观念正是生态批评蕴含的思想文化批判内容之一――人类中心主义.由此,生态批评拉开了“文学是人学”命题“向外转”的大幕,即是将文学表现的对象和题材从人类领域扩及整个地球、整个生态系统,将只作为文学背景、幕布的自然转向有生命、有独特存在价值的生命共同体.美国著名的生态批评家詹姆斯汉斯认为“文学不是存在于他自己的与外界隔绝的领域里”,缺乏生态性观照的文艺理论把“对文学的讨论限制在文学性本身,阻断了文学与其他系统的至关重要的联系.” (4)文学不可能割断人类与其它系统的联系,人和其他生物皆为生态共同体的成员,同受恩典,共享荣耀,都具有彼此无涉的内在神圣价值,在生存意义和精神禀赋上是平等的.在约翰缪尔看来大自然创造出动物和植物的目的,决不可能首先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创造出所有其他动植物,实际上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本身的幸福.在苇岸看来阳光也有它自身的动态过程:“在早晨从橙红到金黄、银白的次第变化,实际即体现了其从童年、少年到成年的自然生命履历.” (5)与这种生态话语相呼应的文学艺术价值就在于力求让被征服、被改造、被损害和被遮蔽的自然在文学中现身,确认自然独立的存在价值、美学价值,努力建构向生态系统中每种生物敞开的亦可以使每种生命获得倾听的话语平台,文学艺术家首先以生物系统的聆听者低姿态出场.
祛除文学作品中对待自然、对待自然与人类辨证关系的霸权话语模式,具体表现为对人类合法性主体地位的权利话语的拷问、对自然地位历史缺席的惊醒和以整个生物圈内的物种角度反观人类的话语重置.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记录人类感性之体验、理性之智慧的符号,对于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危机整个生物圈的致思倾向体现在文学艺术上激越的宣告式、动员式、教育式、惊醒式语言的布设.当代生态文学的奠基人雷切尔卡森对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观念和行为提出了严厉批判,她以科学家的精神在《寂静的春天》中以大量详实的数据调查宣告滥用化学农药、杀虫剂对自然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巨大危害,美国生态作家威廉巴特姆在一篇未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人类比世界上所有动物更加邪恶和更富有恶作剧行为”,上帝赋予人类的知识使其“在动物界里常常充当者的角色”,面对过度的森林砍伐,作家徐刚在《伐木者,醒来！》中振臂高呼“让我们放下斧子！人啊,你应该忏悔！”,张抗抗在《沙暴》中痛心地断言“无敌的老鹰原来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人”,《白天鹅之死》要让人类记住“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每个动物植物都不是孤岛.任何野生动植物的无端死亡与毁灭都是你的损失等所以当你把口瞄向可爱的野生动物时,决不要怀疑,丧钟将同时为你和后人敲响.”军旅诗人李松涛在《拒绝末日》中预言人类“六亲不认”、“由小到大地破坏着地球/由轻到重地戕害着地球/由表及里地捣毁着地球”的行为必将遭到灭顶之灾 等饱含愤激之情、不惜撕裂伤口展示自然疼痛的话语言说第一次以宏大的自然为参照系披露人性的贪念、、丑陋和阴暗,这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的揭示不是抽象的,而是在认同人具有独特个性和社会性的同时也郑重的承认人在生态链条中的生态性――文学艺术作为人类一种情感共鸣、理性思考、想象创作的活动是要有自然立场的.文学在以动物、植物、海洋、森林等物种的视角反观人类社会、检视人类行为,为自然代言:瓦尔登湖(梭罗)、大地(利奥波德)、榆树(希尔维亚普拉斯)、加里福尼亚的群山(约翰缪尔)、我们周围的大海(蕾切尔卡森),被称为“鸟博士”的约翰巴勒斯、“山博士”的约翰缪尔、大地观察者的苇岸等以整个生物圈内的物种角度批判人类为发展而发展的“癌细胞意识形态”,是“沙漠独居者”爱德华艾比《龟》一文的核心内容.
其次,从文学的目的和功能上,钱谷融认为人是文学的目的,文学就是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人是起点亦是终点.“五四”文学运动以来,文学对人的尊严、价值,对人存在的方式和困境,对人的来路和去处的追寻从来都是敞亮的受领.披上战袍的生态批评直接切入当前的生态危机现实,自然是希冀透过文学的窗口宣传生态破坏的巨大,呼唤人类的生态意识,拷问人类生存环境的精神品性.面对占领高地的物质文明,钢筋混凝土在缔造大厦的同时也使人心异常坚硬,无边的和享乐不能引领人类走出精神弥顿的荒原,作家们对当下的生存困境虽深感忧患却又无法逆转,文学只是一个疲惫无力的背影.走出文学的“人学”困囿才能使其获得时代新意.生态散文家苇岸将淳朴正直的白桦林形象作为自己生命和灵魂的象征,他找到了人可以一直向前的品格和信念:温和、亲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与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哪棵树在生长中偏离了这个方向,即意味着失去阳光和死亡.正是由于每棵树都正直向上生长,它们各自占据的空间才不多,它们才能聚成森林,和睦安平地在一起生活.我想,林木世界这一永恒公正的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中同样适用.”(7)英年早逝的他行走在大地之上,讲述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田野、麻雀、蜂巢的筑建、熊蜂的尸体、日落的弧线和节气的变更,对以化肥和农药维持运转的现代农业,已使往昔的一些农谚失去了意义的深忧.诚然,文学艺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这并不反对表现作为个体的人的真实世界、心灵世界,它所主张的是从地球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中来理解人类精神,在作品中重建人与外部自然世界的真实关系,通过“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打破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桎梏,走出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来修缮两者的关系,确立人类在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位置.人制造了事端、人更要解决纷争,人在永恒的自然面前既不是一味否定的对象――这种论调为文学艺术的创造蒙上了无能为力的悲剧色彩,也不是简单地从现代文明社会向荒野、山林的隐退,文学艺术深入了对人的生存有限性的理解,在敬畏、尊崇生态系统物种的多样性和内在价值基础上建立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信念,重拾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在铁凝的小说《秀色》中,讲述了一个叫秀色的水源奇缺的村庄前后两支打井队伍打井的故事,“在没有水的地方,你还指望谁有廉耻呢”,没有水,“悲痛在这时就退到了一个尴尬的角落”,秀色的水将人的生存、青春和尊严涤荡透彻,作家借李技术员的口说:“那个羞耻的晚上,羞耻的本不是张品,羞耻的该是他本人”,对自然的畏惧和信任是反思人类精神出发的历史原点,即使没有形式主义的叙事策略介入,小说孕育的生态意蕴也产生了在虚无的现实表象中对人性驳杂质地展现的巨大能力.
最后,从文学的评判标准上,钱谷融认为人道主义精神是评价作家、作品的最低标准,这一最低标准却是在任何时候必须坚持的.“所谓人道主义文学观,既强调对人的普遍关心和爱心,也强调人本身的个性意识,它既是一种理论观点,又是一种文学精神.但不管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精神,他都试图将文学的存在于人类的生活感受和心灵活动联系起来,强调人的存在及其情感对于文学的根本制约作用,把文学看作是一种人的存在的表现方式,并追求一种文学与人的和二而一的崇高境界.”(8)浸润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艺术就是要发现人与生存环境互为依赖、互为平衡的支点,发展人“追求真理的意向”,“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去除神性,贬低和蔑视自然,彰显和夸张人的理性能力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剥去工具性,拒绝被忽视和被遮蔽的地位,“把自然当做自然”的新人道主义精神则为人与自然之间对话建设了感情基础.科技理性和发展协力促成的我们人类对自己能力的傲慢信念恰恰是反人道的,“我们反对它们并希望纠正它们,并不是要反对人本身,而是为了人,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历史证明,人道主义是相对于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而言,新人道主义恰恰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吸收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优良分子,在评价诗文创作时注重挖掘作品中展现的自然是否具有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是否有助于人类建立生态的善恶观、正义观,是否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社会乃至人与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艾比《在沙漠独居者》里面写到:“我不愿杀害动物.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宁可杀人也不愿意去杀一条蛇.” (9)艾比谈及的人道主义即是这种新人道主义,一种将人类之间的爱普施于万物、为了万物的生存权利和自然整体的和谐存在,宁可严厉地约束人类、严惩破坏生态平衡的人,也不愿牺牲的自然和谐来张扬人类自我价值和满足人类利益的新人道主义.新人道主义应该可以成为生态批评领域中的一个成员,它在整个生态系统视野中保持对自然的赤子之心、真诚之意会为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空间.生态批评浪潮的兴起掀起了从生态主义思想和生态审美角度对文学作品的重读、重审和重评,对于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增值、减值判断将是一个可预见的巨大工程,新人道主义或许可以成为文学评价的一个尝试.
综上所述,文学不单单是人学,文学还是探讨人与自然、整个生态系统关系的文学,文艺理论的构建和运用、文学批评的视野和职能应该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证明和阐释.
注释:
(1)张韧:《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载于《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第29页.
(2)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3)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4)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载于《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63页.
(5)苇岸:《谷雨》,出自《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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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苇岸:《去看白桦林》省略/p等于186
(8)钱谷融,殷国明:《关于无边的人道主义》,载于《粤海风》1998年第2期,第4-5页.
(9)王诺:《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和第94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