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森林诗人傅仇曾担任过《四川文学》诗歌编辑,我则担任过小说散文编辑.彼此共事多年,留下不少难忘的回忆.
他个子高,背微佝,瘦削,戴一副酒瓶底似的近视眼镜.我们曾笑称他为“骷髅君”.这绰号是有来历的：1964年,由安春振带队,率领傅仇、袁珂和我等去峨眉参加“四清”运动.下乡前,集中在乐山大佛寺学习.一日晚饭后,我们沿山径散步,见路边有一小神庙.其碑文说,此地收葬了一些无主尸骨,祝愿骷髅君们安息.对于这一善意的戏谑,他毫不在意,依然一如既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那时候,编辑工作十分讲究突出政治.不仅要求作品思想健康,内容积极,而且力求及时地配合政治任务.所以,每当国内外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编辑部都会立即印发“诗传单”,作出回应.即便是深更半夜,头儿李累也会把大家从床上叫醒,投入诗歌创作.傅仇这时便像换了一个人,单薄的身躯早已包不住奔放的,铿锵的诗句宛如炮弹般突然爆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一首首高昂的诗歌.如果适逢赶上群众集合,他还会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的诗作.他是荣县人,语言带有浓重的土音.往往把“全面”念作“全命”,把“棉花”念作“明花”.但他那鲜明的爱憎和饱满的热情,仍然受到群众由衷的欢迎.
1972年下半年,我们在弯干校劳动的作协机关干部相继返回了成都.随即由雁翼、唐大同、陈犀等同志组成编辑班子,立即投入工作,使得因“”中断的《四川文学》又重新与读者见面.
1973年2月6日,甘孜州炉霍县发生了79级大地震.四川省委领导展开了救灾工作.刊物当然要积极配合,宣扬灾区人民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精神.头儿李友欣要我和傅仇去完成此项任务.我心想,听说那儿还余震不断,万一碰上了,或许就搭上小命一条；不过,凭我身强体壮,身手敏捷,或许又能在危险的一瞬间侥逃脱哩!反观傅仇,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届时恐难躲过余震的劫难.何况,那地方海拔高,他又有“恐高症”之嫌.记得他连从乐山大佛顶部旁边的小径下到脚底都不敢,又焉能经受得住强烈的高原反应?可傅仇却表现得非常坦然,一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模样.令我从心底里佩服.
由于要尽快赶到灾区,我们连行李都没有带.到达炉霍,但见冰天雪地、残垣断壁,哪去找遮风避雨之所?在挨了救灾指挥部领导一顿批之后,各自领了六床空投的棉絮,住进了帐篷.日子确实过得苦.他高度近视,出去采访时,扑面而来的雪花会迅速遮没了眼镜片,一时间什么也难看清,走起路来就跌跌撞撞的.有天晚上临睡前,他大约忘了身处高原,按惯例把假牙泡在口杯的温水里.第二天醒来,杯里的水冻成了冰,假牙无法取出,只好拿到炉上烘烤.到头来,连吃饭的时间也耽误了.大约一周后,我们回到成都,他又不顾疲劳,连更宵夜地赶出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1980年5月,为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阿坝州委宣传部长曹逐非邀请《四川文学》派人去重走长征路,创作反映阿坝州今昔巨变、兴旺发达的文学作品.头儿李累把这任务交给了我和傅仇.我这人生性好旅游,自然视为美差一桩,乐于前往.而傅仇的身体却是较以前更虚弱了,肺部不适,折磨得他不断咳嗽、气喘,再跋涉于空气稀薄的雪山草地,能受得了吗?但他热爱生活,工作敬业,绝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深入基层的机会,决定和我一道,沿着红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
我们到小金时,当地的林业工人对他非常熟悉,有的业余作者还能背诵他抒写林业工人精神面貌的诗篇.这自然也就少不了邀请他作辅导报告,并交给他许多习作,要求提意见.对于业余作者的这些要求,他都一一满足,满腔热情而又认真负责地阅读、提建议,甚至动手修改,熬更守夜,毫无怨言.之后,我们又去若尔盖的瓦切公社.由于州里给我们代步的吉普车临时有他用,我们搭上了一辆顺风货车.坐在空落落的车厢里,日晒风吹,颠簸摇晃,实在够受.草地天气又变幻莫测,刚刚还是白云蓝天,刹那间又阴云四合,下起了豌豆大的冰雹,打在脸颊上,生疼.傅仇也许是因此着了点凉,当我们到达目的地,住进房间,紧闭了门窗,用牛粪燃起了炉火,他仍不觉得温暖.于是,索兴蒙头大睡.我以为他病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就陪他去医院.谁知,他早上醒来却奇迹般地又有了精神,兴致勃勃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只不过从这天起,我发现他每走一段路,就要拿出随身携带的“芸香喷雾剂”,往嘴里喷几下,才继续走路.可他偏又嗜如命,到这地步了,依旧狂抽不止.真可谓药剂和轮番上阵,我们就在烟味与药味交织中结束了这次旅程.
今年,《四川文学》加上其前身《草地》满50岁了.傅仇离开我们也约摸有20年了.《四川文学》曾有过许多编辑,任职时间或长或短,但也都像傅仇一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忠于本职工作.如果说,数十年来《四川文学》为我省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一些成绩的话,我认为,这和编辑们的奉献精神是分不开的.但愿这样的优良作风能继续发扬光大,让《四川文学》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