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的趋势

一、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已经走过近三十年的途程.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段.认真总结这一段我国文学理论的经验与成果,清醒把握当前我国文学理论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发生了许多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其形式、方法、观念、内容的“多元”状态,也使它呈现出多次“转型”和相当“繁茂”的局面.不过,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文学理论的流向及其价值系统,就整体和本质而言,在近三十年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它的主体依然在先前的基本轨道上前进.

文学理论在新时期的演进中,的确吸收了大量外国的理论成分,转化了许多古代的文论内容,升华了不少现实的文学经验.但若从全局看,它仍旧处于自我调整、自我补充、自我改造、自我更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它在基本理论形态上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倾斜或颠倒.这,可以从新时期出版的近二百部文学理论教材和大量文学理论著述中得到证明.

排除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我认为,倘若冷静地从客观角度讲,那么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可以说大致经过了这样三个主要阶段,即反思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的阶段;在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本国文论资源碰撞、融会中构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具体构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阶段.

这样讲,当然不是否认其他种类文学理论学说多年来取得的成绩;这样讲,只是就其整个理论的核心与主体部分而言.如果观察当前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重新编写《文学理论》教材,那就可以清楚地把它看做是我国文学理论经过一段风雨的磨砺,已经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所以,如果用一句来概括我国三十年文学理论的总体进程的话,那就是:在剧烈的转型中,在学科意识觉醒、观念与理路复杂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艰难地但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迈进.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历史和现实给予它的最为可行的选择之路.

诚然,学界有种意见是不这样看的,而是把所谓“现代性”当做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中心或重心.这种意见,一方面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并认为“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1)另一方面又认为“我国20世纪初的文论开头,原是很有希望的”,但“由于我国国情、文化制度的关系,在后来的七十多年间”,“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或者说这条文学思想路线”“一直是忽隐忽现,处于抑制状态;在这其间,我国的文学主张,大体承袭了梁启超早期的文学观,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演化,把它发展到了极端,而到70年代末不得不改弦更张”.(2)这种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必须“改弦更张”的判断,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把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演变,描绘成从“人物性格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特征论”这样单一的线索与结论.

可是这种“改弦更张”论,总不免让人产生疑问:姑且不说早有学者指出王国维的接触德国美学并借以解读《红楼梦》,“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案例”(3),就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从王国维开始,那他所遵循的“现代性”是否就是唯一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七十多年,真的走上了一条违背艺术规律、“抑制”文学“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没有“希望”的歧途?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确立和发展的作用与劳绩,难道真的无须进入总结的视野?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难道用不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单靠“现代性思想为指导”就行了?中国文学理论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难道真的“不得不改弦更张”,非得重新回到王国维昔日的叔本华、康德的维度?难道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成绩只是“初步回归自身”,以前都在“自身”之外等 显然,这样的历史总结,这样为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定位,是片面的,是值得商榷的.

二、

毋庸讳言,近三十年中国的文学理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传统文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陷入了认同危机.这不仅是由于知识不足造成的,而且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一些学人的心理困惑.换句话说,这种危机的核心是怀疑我们究竟还能不能保持原有文学理论的优势,我们的文学理论是否需要完全地认同于西方学说.文学理论界诸多的论争与挑战,其主流实际上也是环绕着对哪种文学理论加以认同问题而展开的.

从历史的逻辑来看,这或许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需要.但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依附于别人的理论,终究是一堆“泡沫”.现实的呼唤和理论的运行机制,最终势必要求它还得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上来.因为人们越来越发现,能够真正实现文学的“自转率”和“公转率”的统一,能够“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融会众家,综合创新”的,只有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这样讲,不免会遭到一些同行的诟病,以为“保守”.但我想套用钱穆先生的一句话来加以解释:“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新.”(4)谁能“推新”呢?谁能既汲取新的成果又不失固我的原则呢?显然,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莫属.

这就涉及到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兴到乱语”的时期毕竟已经过去,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总结与反思.

这些年来,无论是知识上还是方法上,我们都有了在科学世界观指引下创建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学理基础和结构能力.我们承认如今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同时也相信每个人都会择善固执,坚持自己选择的路向而不断探索,不会再像以往那样三天两头地搞文学理论的“转向”.这就为创造性成果的出现提供了保障性前提.

经验已经表明,倘若单纯地依照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学说,各自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当然也会有成绩,但长此下去总不免有些狭窄与单薄;倘若过分地注重“宏观的”“原理”性把握,总是先有个整体的认识,再去做局部研究,也容易让人感到空疏与隔膜.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采取“以通驭专”(5)的办法,既注重个别学说的探讨,又注重整体原理的畅达,将各个方面配合起来,把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协调起来.这就需要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科学方法论来支撑.

确实,各种观点都可用之于文学理论的研究.然而,学术价值的高低,还是有其客观标准的.三十年来,有些研究家们饥不择食、走马灯似的不知换了多少套“说法”、“话语系统”,不知道经历了几次大面积的“战略转移”,可到头来人们还是发现,文学理论面临的基本问题大多还是在那儿原封不动.这就不能不让人考虑有些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到底如何.


谁也不愿意使自己的理论被一时的历史风气卷走,迅速变成时代吸尘器中的灰尘.所以,追求文学理论的“原创性”和“科学精神”,自然成为一代学人的神圣使命.

除了观念和方法的“科学性”,此外还可以说“特定研究领域的真正科学化的标志是确立技术术语,将其从普通教育言语的模糊性中解放出来.尽管一种技术术语的确立并不是学科科学化的原因,但却标志着研究者就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见解”(6).如果这个意见可以成立,那么现有一些文学理论,喜欢编造模糊的、歧义的、虚假的、反常识的概念,喜欢从大“概念”出发,未能联系实际地理解“概念”意义的历史演变,显然就与“科学性”的要求背道而驰了.

三、

简单再谈谈三十年来文学理论的“审美化”倾向问题.

重视文学的形式因素及形式审美特征,有其历史的根源,有其积极的作用,也有其片面性.倘若认为“在50年代之后,由于文学、文学理论逐步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文学研究中,特别是文学作品自身的问题、文艺的审美特征,完全被排除在科学的、实证研究之外,而无所收获”(7),那就言过其实了.

“审美特征”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话题,但却不应成为理论上的独霸性话题.从学科规范和学科性质的意义上讲,文学理论是否就只是个“审美”问题,文学理论是否一定要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学的脚步,“审美”是否是文学本质的唯一规定、“第一原理”,“审美”是否能说明文学的一切方面,是否所谓“文学性”扩张、“审美现代性”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都须得纳入文学理论范畴加以解释,这些,都是值得商讨与研究的.

文学理论的“形式审美化”倾向,有越演越烈之势.它的极度发展,明显地是将文学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文学的“教育和道德”功能,放在 “审美”之外了.这一倾向,在诱人的招牌下,掩盖的是文学理论内容的虚空与苍白,制造的是文学理论的新的“政治/艺术”“二元”对立.在个别“文学审美论”那里,已经造成以“审美”挤压和伤害积极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现象.

如何界定“审美”在文学中的位置,归根结底还是个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审美”问题一直在文学理论中处于膨胀状态,其根本原因还是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存在偏差.时下对待文学理论上的“审美”问题,似乎有些像当年对待“文学主体性”问题一样,它已不仅仅是个“人道主义”问题,同时也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两种话语对抗的老问题.由于对“文学主体性”和“审美”问题的理解,还停留在非科学的阶段,所以,使得这方面的文学理论界说,也退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论证水平.这是很令人深思的.

可以这样说,近三十年间,我国文学理论依然处于动荡期、调整期和转型期.因之,这就决定了它目前还不甚成熟的状态,决定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使命,任重道远.

注释:

(1)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文艺争鸣》 2007年第3期,第1页.

(2)(7)钱中文:《文学理论: 在新世纪的晨曦中》,童庆炳等主编:《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第3页.

(3)钱竟:《王国维美学思想与晚清文学变革 》,《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第124页.

(4)(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自序”》,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第3页,第14页.

(6)[美]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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