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当下有不少仍然充满创作活力的作家,他们对小说以及文学的一些真知灼见可以说是在很多理论家、批评家的水准之上.我如是说,并非要在小说家与批评家之间做出高低的判断,而是越来越觉得小说家在回到文学的常识、打破文学的偏见方面,似乎比批评家更具理论上的诚实和勇气.在创作和理论批评相对沉寂、批评和创作的对话关系也相对微弱的情形下,有必要注意到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学的创新动力在不停减弱.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践表明,文学创新势必要打破偏见；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创新需要不需要从常识出发如果丢掉常识,创新有无可能我以为,现在的创作和批评需要回到文学的常识.
“小说”自然是个很难定义的概念,虽然已经有林林总总的定义.大卫·洛奇(又译成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在大陆和台湾有多个译本(台湾译成《小说的五十堂课》),这本有广泛影响的书也没有直接回答小说是什么的问题.可见,即便是有“学院小说家’之称的大卫·洛奇,这位既创作又理论的学者兼小说家也不肯轻易定义小说.但这位行家里手选择经典片段进行小说的技术分析时,始终没有离开小说人物的命运.大卫·洛奇的经历在中国恐怕也是少有的.“1960年到1987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既是小说家也是学者,在伯明翰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其间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学评论的书,主要讨论小说作品以及‘小说’这个文类,这几年间,我也开设了一堂名为‘小说形式’的课程.1987年,我提前从大学退休后,发现自己没有意愿也毫无动力继续写那些主要给学术界阅读的评论.然而,关于小说艺术以及小说史,我仍然觉得有许多话想说,而这些内容或许可以引起一般阅读大众的兴趣.”有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和研究经验,仍然有话要说,而且是以报纸专栏的方式写给一般读者.一个作家和学者能否有如此长久的思考力另当别论,但小说家和学者如何将小说的艺术魅力推销给一般阅读大众,恐怕是当下中国作家和学者的“短板”.在文学和一般读者的关系越来越松散时,大卫·洛奇这样的经历和做法,值得中国的小说家和批评家效仿.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是一部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关于小说艺术的著作.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用十三堂课讲小说,她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小说的目的”,不是社会功能上的目的,而是小说本身的目的.王安忆对小说文本的分析,与理论家的原则无关,也和批评家的解读不同.优秀的小说家是贴着小说说小说.王安忆第一堂课便是讲“小说的定义”.小说是什么王安忆的回答是：“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艺术,“只是作为人类的一个理想,一个人类的神界”.若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小说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这是小说家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疲惫状态,承认文学对人的精神生活影响力的式微,那么,问题的症结也就一览无余：小说家无法建立起用“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构筑的“心灵世界”.中国的作家,就多数人而言,缺少的便是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为“心灵世界”的小说,其内核是“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这一“心灵世界”也有自己的表现形态,王安忆说“形态”以讲故事为形式,用语言做材料.对这一常识,我们应该没有分歧.但如何看待包括故事在内的形式,却存在歧见,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需要追问的是,讲故事的目的是什么我以为许多小说家的理解是有悖常识的.
在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向之后,我们形成的新的常识是：小说需要技术,需要形式,技术和形式也是小说本身.但这个常识是不完整的,因为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形式等都应当朝向小说的目的.讲故事,是语言的一种运用.小说家的语言当然与天赋有关,也与后天的训练有关,但即便由此形成了一种语言风格,小说家一旦对现实意义的理解发生变化,这种语言风格也会发生大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变化.格非从《人面桃花》到《春尽江南》,其语言风格的变化,对我们颇有启示.格非说：“从文学实践的角度,我希望我的小说语言能一本比—本更自然,更加接近日常生活.”和《人面桃花》的典雅不同,《春尽江南》用的是一种比较粗糙的、随意的叙述语言,而格非认为这是—个“伟大的目标”,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语言还不够“直接”.这一变化,源于格非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体认.格非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我2009年开始动笔,写了有七八万字,但是我发现文字上感觉不对等虽然第一稿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承受这么漂亮的东西,我觉得很恶心,有点做作,受不了,所以我把它废掉了.”《春尽江南》中,主人公谭端午是一位“和整个时代作对”的诗人,其反复阅读的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欧阳修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格非认为首先是“乱在我们心里”,所忧所愤,仍在世道人心.所以说,语言的变化,是心灵世界之于现实的反映.
我们现在并不缺少懂技术活儿、也会创新形式的小说家,相反,有众多运用好的技术和形式来讲故事的能手.然而,说完了故事,读完了故事,留下的是什么在当代优秀小说家中,莫言讲故事的才华,是多数小说家难以企及的.莫言如何看待小说“讲故事”莫言如此回答《南方日报》记者关于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特征这一问题：“第一,必须塑造出一个难以忘记的典型人物形象；第二,非常完美的结构；第三,必须包含超越时代的思想.”这三个特征当然是不可分割的.完美的结构,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这是形式问题.而“超越时代的思想”,则是“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的殊途同归的表述.我注意到,莫言用了我们长久以来都很少使用的另—个概念“典型人物”,而且把它作为优秀长篇小说的第一特征.莫言进一步说到了小说与故事的关系：“小说依赖故事,但是仅仅讲故事的小说,只是停留在过去说书艺人的艺术水平.小说要超出故事,使人们从故事中想到更多.通过故事来写人、写人的灵魂、写对人自身的追问,由此引发读者超越故事层面,对人的自身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和死亡等最根本问题的思考.”所以,故事讲完之后,应该留下人物,留下对人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如果故事讲完之后,人和思考没有能够留下,那么这样的故事是背向小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