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我总在想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话语能给在座的各位带来什么.师范大学的学生按道理说是要做中学教师的,你们以后在课堂上的滔滔不绝能给中学生带来什么呢?
当然,我完全知道,诸位中大多数是不愿当教书匠的,这就使我的工作的意义失去了一大半.但我不想为此而谴责诸位,不当中学教师有一个理由不可忽视：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也不需要什么文学感悟力、想像力,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你必须按照上面的要求来讲,不能有任何不同,要不然,领导不愿意,学生和家长也不会放心,以后会考、高考出问题了怎么办?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才能还有机会发挥吗?昨天,我听说一件事,一个学生顶撞了一位领导,她说：“为什么只给我们压力,不给我们魅力?”这话我听了非常难受,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大学课堂上所讲的文学,还有多少文学魅力呢?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简单、狭窄,越来越教条、刻板.诸位也在反抗,比如,逃课就是一种反抗,看武侠小说,看言情小说,就不看老师指定的作品,也是一种反抗.
让我们回到20世纪初.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篇文章确立了20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目的.文学,是用于“新民”的,也就是后来所谓培养“新人”的意思.文学承担着这么一个巨大的任务.在他的“新民”框架中,体验、想像、心灵的丰富性是没有位置的.这和世纪初的王国维、蔡元培的思路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在于能给予国民以心灵的慰藉,陶冶人的情感,使人与人能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精神联系,拓展人的精神空间.但是,20世纪中国没有选择王国维、蔡元培的思想,梁启超的想法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学,合格的,就是思想性好的,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文学性只是传递手段.教师在分析完思想主题之后,才会附加地分析一下它的艺术特征――那是千人一面的东西,什么地方都用得上,叫做语言流畅、结构严谨、刻画细腻、以情动人,还有夹叙夹议、比喻啦、排比啦、象征啦等文学教育给我们的文学性就是这些.那么,思想性就会分析得很好吗?更糟!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取代了文学.与之相匹配的是在同一时期创作出的所谓文学作品,我们都很熟悉的所谓当代散文几大家的作品,几首歌颂圣人圣地的诗,几篇忆往昔的小说.它们的主要意思是,少吃饭,少睡觉,多听话,多干活,游玩时别忘了忆苦思甜,困难时要记住英雄伟人,看看过去,想想现在,展望未来,频繁地叩头表示感谢,天天赞美壮丽伟大.有一篇赞美松树的散文,说松树的根可以派什么用场,松树的枝可以派什么用场,叶可以派什么用场,然后号召我们大家要向松树学习.不知在座的各位学得如何,也不知那些编教材的和教书的学得如何,倒是没听说他们集体捐献心肝肺,也许自己没学好,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他们所选的作品中,哪怕有一点点异样的声音,也得提示一下.我学《荷塘月色》的时候,老师就说,这里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情绪,要正确对待.换言之,我们不能有苦闷.学苏轼的《赤壁怀古》,老师就着重批判“人生如梦”一句,调子低沉,过分悲观.人面对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而感慨生命的短暂、江月的永恒也不行.他们可能在想,要是学生都有“人生如梦”的想法,那我们的建设事业靠谁?朱自清的散文《绿》中那几句把潭水比作姑娘的文字,我们那时是删掉的,可能怕我们浮想联翩,心存邪念,于我们成长不利吧,现在倒是补回来了.我猜想是删是补,专家们大概要讨论一番.有时怕人家心存邪念,主要是由于自己已有了邪念,周作人把这叫做“老流氓的变态心理”,这种心理最好不要存在.
如果你想做好一个文学教师,你想给学生的精神发展以真正的帮助,那么我建议你,回到王国维、蔡元培的美育思路中去,理解文学和文学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蔡元培在1930年答《时代画报》记者问时说：“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塑、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者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到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它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