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评论,应该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哪一个都不行.在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评论家往往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鲁迅说,最怕的就是一箭射人大海,了无回响.你的作品出来了,有人说好,有人喊骂,都是好事情,总比悄无声息的好.无论肯定,还是批评,都是一种力量,一种支持.而且严厉的批评比廉价的吹捧更有价值.我们的作家,在接受他人表扬方面,一般都表现得很有风度.但在接受他人批评方面,一般都很难有良好的姿态.其实,恒言其君之恶者为忠臣,真正严肃地批评你作品的人,才是对你的负责和尊重.我说过,廉价地表扬一个优秀的作家无异于亵渎.面对优秀的艺术家,我们需要肯定,也需要严肃的批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艺术家的一种致敬.郑板桥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话,也是鲁迅先生所激赏的.
文学批评,是批评家与作家的灵魂交流.面对优秀的杰作,心有灵犀,拈花微笑,那当然是最高境界.但面对一些粗制滥造之作,或者反人性、反人类、价值观错位、低俗无聊之作,也需要当头一棒,禅宗所谓棒喝是也.不过,肯定或批评,文学批评家都是必须用“心”的,不能胡来,成为圈子批评、哥们批评,或者批评棍子,也不能将文学批评仅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渫生的工具.新世纪以来,学院批评的崛起,在强化文学批评理论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批评的尺度.学院式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用西方人的一两个“理论”写—本书,或一篇论文,但其实与文学文本没有关系,是一种不及物批评.
当学院派用一套一套的所谓理论“研究”那些文学作品时,“文学”就不存在了,在他们那里“文学”早成为了“尸体”.他们指手画脚,说这是“后现代”,这是“后殖民”,这是“新历史主义”,云云,很喜欢分类.这种“文学批评”至少产生两个结果,一、只有“理论”,所谓“文本”随便换一个都无所谓的;二、没有“文学”,也没有“批评”.利维斯说,所谓批评,就是一种差别意识.但在学院派批评家眼里,所有的文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文学批评,其实更像是把“文学”当做了他们驰骋“理论”的“资料”而已.
这种“批评”貌似深刻,很获学术刊物和作家的青睐,因为它从来不分高低.面对《狼图腾》《大秦帝国》这样的价值观混乱的小说,他们也能搬来一大堆西方理论论述之、阐释之、研讨之.与面对《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等伟大的文学杰作,没有心态上的差别.这种“富含”“理论”的“文学批评”,真是文学批评的堕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耻辱.我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非理性的民族,我们的现代化就是从到契约的过程.虽然理性也有很多问题,它应该也有它的边界.但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还没有反思理性的资格.西方哲学的“being”,是我们缺乏的,我们不太在乎“真”“是”“真理”等等,我们在乎的是,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这种所谓的、血亲、面子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前进,也阻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严厉的批评,是必须要受到鼓励的,不要用一个“酷评”就否定之、妖魔之.其实,就批评家来说,写一个表扬稿,那是容易的,即使翻翻作品,也可以写上几千字.但要写批评文章,那是非常难的,起码作品最少也要看两遍的,而且还要自己去买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者往往是非常合格的读者,也是作家真正的知音.作为一位批评家,对那些声明赫赫的中青年作家,尤其要有一种批评意识.这是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致敬.
文艺家在面对真正的严肃的批评的时候,应该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用社会学、交际学的眼光来看待批评.我们既然从事了文学艺术,就都是脱俗之人,应该具有一种超越的心态.批评你,是因为你值得批评,你有批评的价值.很多作家、作品,是没有批评的资格的.真正的作家应该警惕不负责任的吹捧,而欢迎那种严肃的认真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