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雪庐”是孙颙二十多年前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直到今天,我才比较完整地读了这部小说,一切的缘起则是因为孙颙近两年来又对小说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继发表了《拍卖师阿独》和《漂移者》.这是两部很有意思的小说,作者所关注的是当代社会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无论是《拍卖师阿独》中的拍卖师,还是《漂移者》中的跨国公司来中国的“淘金者”,可以说都是新经济时代造就的“新人类”.虽然只有两部小说,但从中仍能发现,孙颙对当代社会有着整体性的思考.为此,我回过头去读了他的早期的作品,除了《雪庐》之外,还有《烟尘》、《门槛》,以及更早的《冬》,等等.我发现,整体性思考,恰恰是孙颙在文学写作中一以贯之的特点.他是以一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姿态来思考现实社会的问题的.从确认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到选择自己的观察角度,孙颙在文学上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稳健.《雪庐》在孙颙的写作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此之前,孙颙的小说基本上还是跟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潮流走的,我把他的这个阶段看成是他的摸索阶段.而《雪庐》则标志着孙颙的写作已经进入到成熟阶段,他确立了自己的个性和目标.
孙颙是参与到开启新时期文学潮流的作家之一.文学界把“”后的文学称作“新时期文学”,新时期之初有两部分作家不容忽视,他们迅速占据文坛中心,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一部分是“归来作家”,他们或者在1957年被打成,或者在“”中流放到“五七”干校,因为他们都是十七年文学的亲历者和创造者,又相继在政治浪潮“失宠”,“”结束后他们同时获得归来的机会,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归来作家”.另一部分是经历过“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他们是经受十七年文学教育的第一代,他们的思想成长历程深深打上“十七年”的烙印.“十七年”成为这两部分作家群体的共鸣点.新时期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十七年”的肯定,因此,“归来作家”与知青作家无意中结成了思想同盟,共同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拨乱反正的思想斗争之中,他们由此延续了“十七年”的关于“干预生活”、“写人情写人性”以及“现实主义”等思潮理论的探索和实践,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突出了苦难与理想的主题,并成为了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主将.但是,“知青”作家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自身的局限走上文坛的,这种局限表现在他们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的双重不足,文学写作仅仅成为他们宣泄内心不满的方式,他们的宣泄之所以能够构成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道风景线,就在于他们的宣泄与批判“”的社会主题有效地重叠在一起,而且他们的知识教育就决定了他们与“归来作家”属于同一个知识谱系,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归来作家”的同盟军.孙颙早在新时期之初就崭露头角,他在1979年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冬》,小说带有比较浓郁的个人生活经验,属于典型的“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基本上没有越出当时的伤痕文学的思路,小说以“冬”的意象比喻“”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个比喻同时也蕴含着作者的理想和信念,因为这个意象取自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其实在我看来,孙颙更在意的并不是“冬天”,而是“春天”.他是一位始终向前看的作家.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因此他能很快地走出“知青文学”的局限性.也就是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还没有退潮的时候,他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青年布尔什维克》(载《青年文学》1985年第3期),尽管这篇小说并不是孙颙的代表作,但从这篇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孙颙的思想转轨.小说写的是某大学里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现象,并着力塑造了一位具有清醒头脑和深刻思想的年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方旋.粗看故事架构,似乎也是“反思文学”的路子,方旋的父亲曾是被称为“党内理论权威”的大学教授,因为在手稿中表达了一些个人的见解,在“”中被作为反革命,遭迫害致死.“”之后,方旋也进入了大学,大学里相比过去思想才是真正的活跃,各种观点相互碰撞.但孙颙在这篇小说里并不是要为“”中被批判的思想平反,他并不是像大多数的“反思文学”那样做一种“翻烙饼”的事情.“翻烙饼”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按照二元对立思维的逻辑,孙颙应该在这篇小说中为方旋的父亲平反,让时间来证明父亲的思想是正确的,方旋于是在新时期传承了父亲的思想.但孙颙并不是按照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来构思这篇小说的,他的关于方旋家庭在“”中的遭遇的叙述,都是在为方旋后来的宽容精神作铺垫的.小说的中心情节是一名大学生在演讲会上表达了错误观点,引起校方甚至市委的重视,眼看这名学生的毕业都要受到影响,方旋作为学生支部书记主动关心这位学生,为他疏通各个方面,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孙颙认为这位大学生的观点的确是错误的.其二,孙颙并不愿意在辨析观点的正确和错误上做文章.这也就是说,孙颙并不愿意陷入到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中,当他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走出来后,就发现,姿态比是非判断更重要.孙颙强调了宽容的姿态.在这篇小说中,方旋的一段话可以说就是他的基本原则:“我们对自己的信仰越坚定,自信力就应越强,也就越可以宽容些.”
《雪庐》是一部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这其实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家一般是自命为知识分子的,因此反思知识分子往往也就是作家的自我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学时期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作家在涉及这个主题时的纠结,因为从当代文学一开始,知识分子就存在着一个位置的归宿问题.有一个著名的言论,认为知识分子是毛,工人农民是皮,知识分子要附着在皮上才有价值,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些参加革命的作家们,觉得既然工人农民是主人,那我们就心甘情愿做皮上的毛吧.他们努力把自己变成被革命认可的毛,所以这一段是知识分子的规训期.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作家以文学的方式来展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的重要主题.这类小说可以称之为“改造小说”,如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等.这些小说一般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主要表述的则是“知识分子如何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结束后,纠正过去的政治错误,特别提出了要为“臭老九”平反,作家们有一种重新获得解放的感觉,因此新时期初期的一些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洋溢着浓厚的自由解放的情绪,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或者以讴歌、赞美为主调,在这种主调中倾诉知识分子的抱怨和不满,如谌容的《人到中年》.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反思知识分子命运的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当时就被评论家解读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一个缩影” .王蒙是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因此小说主要写了一个有过留学经历和延安经历的知识分子倪吾诚失败的一生,留学在倪吾诚身上注入西方文化的血液,延安经历又使他具备了革命文化的因素.追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这两种文化在他们身上始终不兼容,也许在王蒙看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总之,“”后的十余年,作家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反思主要是围绕着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而展开的.反思越深入,作家的内心越痛苦,因为仿佛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始终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