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大师是“活”出来的吗
在得悉季羡林先生仙逝之时,我和一位著名小说家正在一起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他随口说了一句：“只要活得够久,就能成为大师等”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精彩的小说语言,因为既生动又意味深长,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我们可以对这句话做多方面的诠释和解读.请允许我尝试一下：
1、“如果我能活到季老这个岁数,也能成为大师.”真是这样想,那我向这位小说家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希望他长寿并能成为大师级的作家.因为,如今有此“野心”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
2、“季老能够取得如此名望,跟他长寿不无关系.”此话就季老个人而言,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的大量著述是在晚年完成的,如八十万字的《糖史》和一些散文等.
3.“要想成为大师,必须长寿.”
我最想说的是针对第三类观点：长寿与否,并不是成为大师的必然条件.大师不是“活”出来的,长寿老人很多,但人们不会因此而称他们为大师.衡量大师的标准,首先是看你在某个领域是否达到了别人难以攀越企及的高度.曹雪芹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关于他的生卒年龄有两种说法：一是1713～1763,按此说为享年五十岁；一是1724～1764,按此说为享年四十岁.他的生前好友郭诚在悼诗中说：“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按诗中说,曹雪芹似乎只活了四十岁,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而鲁迅只活了五十五岁,还没有到当今规定的退休年龄.但他们都是公认的文学大师.因此,“活得够久”并不是成就“大师”的充分必要条件,不要以为银发虬髯飘拂是大师的“标志性”形象.
有人认为,中国不会再有大师级的人物诞生了.此话未免过于悲观,“江山代有人才出”,大师会有的,只是未来的大师与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大师会有很大的不同.另外,我们不必为大师的“稀缺”而焦虑,让那些“伪大师”来“忽悠”我们,制造遍地“大师”的虚假繁荣.是否够大师,需要时间检验.我觉得,在当今这个日益浮躁的时代,成就大师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定力”,能够“不为浮云遮望眼”,在某一个领域矢志不渝、心无旁骛地耗费心血.陶渊明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车马喧”从古至今从未断过,关键是你的内心是否为“车马喧”所困扰.诸如奔走于权贵豪门以求一官半职之徒(今天的说法叫“跑官要官”)至今绵延不绝.有媒体公布了一批的博导、大学校长级的人物,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呜呼,谁能指望此种连基本的学术操守都没有的人能成为大师
最近,诗人王久辛从北京来电,建议我看看孙皓晖先生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他说：“特别棒,为当今文坛所罕见！”这部共11卷50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是作者积16年工夫的心血结晶.它像一座“山峰”矗立在我的案头,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对这部作品的读后感,容我看完再与读者交流,单就孙皓晖先生在当今时代环境下还能具有如此“定力”,我就要向他表示我的深深敬意！有如此“定力”者方能成大事！其次,我们才谈得上成就大师的其他条件.如我们常常说的“天才加勤奋”,,从《季羡林自传》中,我看到这样一个细节：他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期间,成天被行政事务缠绕.怎么才能挤出时间来写文章呢他就利用开会的时间构思写作,他一边听别人“哼哼哈哈”地讲话、发言(当然,对有用的信息,他也会留意),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文章,会开完了,一篇短文也写就了.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一参加会议,就“灵感”如泉涌喷发的习惯,不参加会议,“灵感”反而少了.
大师是如何产生的,只要看看《季羡林自传》,答案就有啦！
一粒老鼠屎与一锅汤
一位文友说,他要写一篇批评文章《对“官员文学”说“不”》.我说内容姑且不论,仅从题目看,似乎过于偏激欠妥.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我们所谈的“官员文学”,不是指表现官场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指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官员”,在从政之余,从事文学创作.
文友认为目下一些官员爱好文学并从事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少有损文学形象的弊端和腐败现象.
我以为,对于爱好文学的任何人都应该持欢迎和赞赏的态度.人人都可从事文学创作,不管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草根”可以爱好文学创作,官员在不影响处理政务的前提下爱好文学创作也无可非议.王安石官至宰辅,同时诗文俱佳.苏东坡在担任一方官员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有口皆碑的好事,而他的文学成就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同时也被公认为是一位诗词大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官员文学”现象说“不”.用一句老话说,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一位“官员”的文学作品讨论会上,有评论家谈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位领导业余爱好文学创作,总比把精力花在搞“腐败”上好.他相信,一个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领导成为“”的概率要小得多.这话不无道理.
最实质的问题是该“官员”是真爱好文学,还是把文学仅作为自己“形象包装”的手段,进而成为升官晋阶的“敲门砖”,甚至以此牟取非法利益.最近,我听到一条已经滞后但仍让我十分震惊的消息,在江浙文学圈内颇有些闻名的一位握有一定实权的官员,因受贿数额巨大被局逮捕.传闻他的一些作品乃雇“”所写.此说如成立,文学则是他“沽名钓誉”的手段了.这样的“官员”显然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他的行为玷污了文学的神圣和高洁.笔者手头还有一则公开报道的案例：今年三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河县原县委书记李风臣职务犯罪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李风臣无期徒刑.李某不仅是“原县委书记”,同时还是“国家一级作家”.他写诗出诗集,成了敛财的手段之一.因为,他的诗集出版印刷费用不仅有人为之掏腰包,诗集出版后一些下属单位和关系户争相购买,写诗不仅让他获得“诗人县长”的美誉,更为他带来滚滚财源等可笑的是,他的诗集被人购买后立即“流”到了收购废品的小商贩手中,不用说,再下一步即作为“文字垃圾”化为纸浆了.
对这样的“官员文学”倒是应该说“不”！“官员文学”因这样的一粒“老鼠屎”而坏了“一锅汤”,让“官员文学”因此而蒙羞.文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可以净化人的灵魂,但是文学在与不受监督的权力博弈时,它又显得那样脆弱无力.文学是润物无声的细雨,而人的“贪婪”之心如潜藏的“癌细胞”,一有机会就要突破生命的防线,疯狂地滋长.因此,文学承担不了遏制官员腐败的重任,官员不会因爱好文学而“药”到病除,“贪腐”之性不会因爱好文学而彻底消失.铲除腐败需要从舆论监督、完善机制等多方面着手.
警惕“语言瘟疫”
笔者近期在观看某电视台一档关于“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讨论的专题节目时发现,屏幕下的说明词屡屡把前辈文学大师茅盾的“茅”错写成 “矛”,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大都市的电视台节目中出现.说到网络文学,应该承认其中涌现了不少好的作品,它给当代文学带来的影响确实不能低估.但网络文学最为人诟病的是泥沙俱下,尤其是语言的粗秕化几成灾难.有评论家把某些网络作品称之为“注水猪肉”,并列举出“注水”的N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某些形容词的重复使用.一位大报的资深文学编辑,准备在报纸副刊连载某部网络小说,在编稿时发现作者在文中“的、地、得”是不分的,另外有语病的句子触目皆是
意大利当代最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是“专为熟悉和热爱小说艺术的行家和读者所写的备忘录”,“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雄辩的文学辩护书”.文中专题谈到了关于文学语言的运用问题.他说：“在我看来,人们总是随意、粗率地、马虎地使用语言,而这使我痛苦得难以忍受.”“有时候我似乎觉得,一场瘟疫已传染了人类最特殊的天赋――对文字的使用.这是一场祸害语言的瘟疫,它体现于丧失认知能力和直接性；变成某种自动性,往往把一切的表达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把意义稀释,把表达力的棱角抹去,把文字与新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熄掉.”
“语言瘟疫”,这是看不见的“非典”和甲型流感,它对人类思想精神健康的危害更为致命.
卡尔维诺又说：“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创造抗体,去抑制这场语言瘟疫.”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卡尔维诺在上世纪指出的人类的“语言瘟疫”,在进入新世纪后是得到遏制了,还是危害更甚了我们的文学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被这场“瘟疫”感染了我们的作家们制造了多少“抗体”来抑制这场人类的“语言瘟疫”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我觉得,当下中国小说(不仅仅是小说)的语言存在的最大问题首先是语言的粗秕化.这一点在网络文学作品中最为突出.一些收费网站对作者是以字数计算稿酬的,网络为市场利益驱使,便拼命地赶字数,一天写万字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一部小说动辄写到几百万字.他们难以沉下心来,精心琢磨如何使用精致精确的语言来表达情感、描绘事物和反映生活.他们好像肇事后逃逸被“”追赶的司机,慌不择路地往前赶等哪里还有闲情观望路两旁的“风景”如此写作速度,“粗率”地运用语言就在所难免.如果再作更高的要求,其实也是对成就优秀作家的基本要求：就是文学语言要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如今,我们读到的大多作品,语言的同质化非常严重.甲作家的小说语言风格、表达方式和乙作家的没有什么区别,看他们的作品如果把作者名字隐去,你不会知道是谁写的一些小说如同流水线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语言同质化,而且故事情节也雷同.大家之所以被称为大家,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语言的个性化.鲁迅就是鲁迅.巴金就是巴金等某汉学家批评当代中国作家不注重语言,大致是对的.
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先贤们真是值得我们奉为楷模：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对语言的痴迷,那种“为求一字稳,拈断几根须”呕心沥血推敲文字的严谨态度,让我们深深地怀念！卡尔维诺赋予文学抑制“语言瘟疫”的重要使命,我们从事语言艺术创作的专业人士和作家们具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吗
与“红包”无关
“书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我就说两点等”
这是经常在各种文学作品或新书讨论会上听到的话.既然书没有看,“说两点”从何说起呢这个根本不用我们担心,该评论家自然有一套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作品讨论会的话语系统.从三皇五帝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口水诗”到“下半身”写作,云山雾罩,天南海北,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然后总要谈到作品本身――也不用我们担心：“近时期文坛的重要收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乃至于是“精品力作”、“史诗式的宏大叙事”等等高度评价脱口而出,如此肉麻的吹捧,会让会议的主办方和作者开心得如喝了半瓶“二锅头”,醉乎乎,晕乎乎等自己找不到自己.
按照这类讨论会传达的“信息”,中国文坛可以说是遍地“精品”,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也用不着几年一届了,一个月颁一次也顽不完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老先生们该到中国来进修汉语了,否则岂不留下终身的遗憾
于是,有人大声疾呼：“要净化文坛的空气！”也有人把问题的症结直指所谓的“红包批评”.青年批评家李美皆在《文学报》上发文称：《都是红包惹的祸》.我这里想说的是问题的症结――与“红包”无关.其实,一个严肃的评论家在认真审读了一部作品,参加讨论会,获得微不足道的审读费或稿酬(前提还必须是写成书面文稿),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评论家一般都受邀参加这样的讨论会,不是主动“贴”上去,这也不是他必须做的本职工作.他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获得报酬是应该的.何况这点报酬与那些歌星、明星的出场费乃至某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演讲费简直无法可比.
问题还是出在极少数评论家的职业操守上.如果你是认真看了作品,实事求是地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完全应该坦然地获取应得的报酬.如果你觉得报酬低,甚至可以拒绝接受邀请.如果主办方和作者因为你讲了真话,心里不舒服,就由他不舒服去.偏偏是有的人为了迎合主办方和作者爱听好话的心理,而做无原则的吹捧.因此,问题症结的又一个原因出在主办方和作者身上,他们开讨论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听取真言,获得对作品优劣的客观意见,而是觉得既然出了钱开讨论会,就是为了推销自己和作品,就是为了“买”好话.因此,净化文坛空气,需要多方努力.昆山作家杨守松在出版了报告文学“昆山之路”三部曲之一《小康之路》后,专门到北京请专家开讨论会,提出不听好话,只请与会者指出存在问题,以利进一步修改提高作品质量.我也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听评论家李建军对被讨论的多位小说作家的作品指出其中的瑕疵.如果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和被批评,文坛空气质量的“指数”无疑会大大提高.
创作并非“韩信用兵”
前些日子,在东莞文学院第二批作家签约仪式上遇到刘斯奋老先生.刘斯奋何许人也我过去只知其名,未见其人.更多的人大概对这个名字也是很陌生的.其实,他的大名在广东文学界和美术界都如雷贯耳,他的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门柳》三部曲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迄今,在广东他仍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人,现任广东省文联主席.会余,我们闲聊,我就问：“刘老,你写完《白门柳》之后,怎么就再也未见你写小说了.”老先生答：“如果不能超越原来作品的水准,徒增数量,又有何益”他不写小说,主要精力在干什么呢用在书画上.这使他的书画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已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多种,并在广州、香港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不少为关术馆、博物馆和个人所.
听了他的回答,我顿生几许感慨.老先生可真是修炼到家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也可谓是太 明智了.从古到今,文学作品从来是不以数量取胜的.著作等身的人很多,可是能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权威选本中占有一席之地,或在文学史上能够被提上一笔的人又有几何有的人平生可能只写了一首诗,可是这首诗却能口口相传,流芳百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公认为千古绝唱,我未考证他一生写了多少诗,仅这一首就已经使他诗名不朽.可是,据说乾隆皇帝一生写了数万首诗,总量接近“全唐诗”的总和,可是能被人记住的可有一句事实上,他一个人也写不了那么多诗,很多是他的御用文人的,他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需要对付,还要经常外出巡视,到处沾花惹蝶,哪有精力写那么多诗.当然,皇帝附庸风雅,总比干坑害百姓的坏事要强得多.但是要靠数量在历史上留下文名,以图不朽,那就是痴人说梦啊！
可是,当下的文坛上却有一些作家几十天就出一部长篇,不要说超越自己,有的一部比一部差.真该学学刘斯奋老先生.德国汉学家批评中国作家写得太快,并非没有道理.余华到国外发现,国外的作家比中国作家写作速度慢多了,他们往往几年才写一本书.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全国出版长篇小说有一千五百部之多,可是有几部真正为读者所欢迎呢又有几部称得上是“精品力作”呢创作并非如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读者需要的是优质的精神食粮,更何况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读文学书籍的时间少,就更要精挑细捡了.现在读小说的读者之少与写小说的作者之多,形成了极大的供需不平衡.很多书出版后只得积压在出版社的仓库里,或堆积在作者个人的书屋里.作家没有必要规定自己每天必写多少字,把自己变成流水线上的“工匠”.鲁迅说：“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读者有理由提出：能否做到写得少一些,写得更好一些呢
当心被“腰封”“雷”倒
“最让世界震撼的中国作家×××”
这是一本文学类图书腰封上的广告语.猜猜看,能够具有如此震撼力的中国作家是谁提示一下,是指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请注意其中的“最”和“世界”字眼,中国当代有无这样的作家,让世界感到震撼我想,按照这样的广告语,这位作家的“震撼力”肯定要超过里氏8级的汶川大地震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把中国当代文学比做“二锅头”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怎么就没有感受到这样的“震撼”再放开眼界,请研究文学的专家、博导们推荐一下,在世界产生“震撼”的外国作家有哪些当然,也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在同一本书的腰封上还有这样的广告语：“万人签名联合推荐”“2009年最感人的大书”“创预售销量奇迹,超越《哈利波特》”,后来我看到“《哈利波特》”又改成了“《小团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想象力太贫乏了.我想象不出“万人签名”如何征集首先总要让一万人看到书,让他们觉得好,再让这一万个人签名推荐.这件事是怎么操作的我真想请出版者介绍介绍经验.另外,“预售销量”的“奇迹”,有无科学的市场调查分析论证作依据2009年一半还没有过去,怎么就知道这是“2009年最感人的大书”
再看张爱玲《小团圆》,腰封广告语写着“浓缩(张爱玲)一生心血的巅峰杰作”.对这部作品有各种不同评价,暂且不论.以一己之见：该作绝对算不上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优秀的“巅峰”之作.如果我们相信了这样的广告语,该如何看待张爱玲前期那些有定论的优秀作品呢这对张爱玲究竟是褒扬,还是一种贬低
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广告语,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书的腰封上.不知从何时开始,很多图书多了一根被称为“腰封”的“腰带”,腰封的作用主要是更醒目地刊登介绍图书的广告语,以引起购书者的注意.这似乎倒也无可非议.但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腰封大多印制非常豪华,无形中增加了书的成本.这笔成本当然也要读者来买单.二是更为令人生厌的是虚假不实的广告语几乎泛滥成灾,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到书店浏览一下,就可以看到诸如“最”、“经典”、“划时代”、“不可不看”、“横空出世”等成了这些图书腰封广告的常用词汇.
图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为了扩大在市场流通的份额,通过广告宣传让更多的人知晓,在现代传播环境下当然是需要的.但无节制的离谱的包装和宣传,不仅让消费者上当,也损害了作家的形象.记得当年鲁迅也曾为自己主编的书刊和青年作家出版的新作拟过不少广告语,现代出版人不妨找来看看.鲁迅的三闲书屋出版了一册《死魂灵百图》的书,他给这册书写了一个广告：“读者于读(《死魂灵》)译本时,并翻此册,则果戈理时代的俄国中流社会情状,历历如在目前.介绍名作兼及如此多数的插图,在中国实为空前之举.但只印一千本,且难再版,主意非在谋利,定价竭力从廉.精装本所用纸张极佳,故贵至一倍,且只有一百五十本发售,是特供图书馆和佳本爱好者的,定购似乎尤应从速也.”
1935年8月,鲁迅为他的译著《俄罗斯的童话》写的广告语是：
“作者在地窖里看了一批人,
又伸出头来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
又伸进头去在沙龙里看了一批人,
看的熟透了,
都收在历来的创作室里.
这些童话里所写的都不像真人.
所以也不像事实.
然而这是呼吸,
是痱子,
是痈疽,
都是人所必有的.
或者是会有的.”
等鲁迅拟的这些书籍广告语,既如实道来,又文采斐然,读着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享受.
曾几何时,本应有文化内涵的图书的广告,为啥却变得如此缺少“文化”和乏味了呢
报告文学“阳痿”了
前段时间,一媒体《报告文学》杂志明码标价卖版面的事,一度成为读者热议的话题,对此事件的是非,我没有资格置喙,因我对该刊的办刊理念、内部的经营管理都不了解,无法发表个人的看法.老人家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但全国唯一的专业的报告文学杂志需要靠出卖版面以维持生存,这一事件的出现,无疑给本已名声不佳的报告文学文体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很多人在思考：报告文学为何会“沦落”到此种地步报告文学创作目前究竟处于什么状况它的前景如何要全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写一篇博士论文.我想说的一点是,报告文学被边缘化被读者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批判性、战斗性的重要功能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报告文学通常被人们称为“轻骑兵”.既然是“兵”,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必然是挥舞着手中的寒光闪烁的利刃,直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癌肿”和危害社会肌体健康的各类“病灶”,其目的是让假恶丑没有滋生的土壤,让真善美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上那些给报告文学文体带来辉煌的名篇佳作：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契诃夫的《萨哈林岛旅行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我国作家夏衍写的《包身工》等它们 所显示出的批判和战斗风格,在读者中赢得了不朽的声誉.今天的报告文学都在干些什么呢整体上说,不痛不痒的“温吞水”、廉价的颂扬式的东西居多.好作品有吗也有.诸如朱晓军通过一位打假医生反映医界腐败的《一个医生的救赎》、李兰妮通过解剖自己患忧郁症的心路历程,反映现代都市人心理疾患的《旷野无人――一位忧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但这样的作品相对于中国庞大读者群的阅读需求太少了.因此,不能不承认报告文学在当下不仅仅是“微软”,简直就是“松下”、“阳痿”了,如何重振报告文学的“雄风”是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的严峻课题.
有人说,由于环境的限制,使得报告文学作家难有作为.此言差矣！想想在同样的环境下,山西黑煤窑事件、河北三鹿奶粉的三聚氰氨问题、杭州地铁工程的腐败内幕,等等,是谁向公众披露的报告文学作家与一些记者比难道不感到汗颜吗报告文学直面现实的勇气,如果比“焦点访谈”这类电视节目都不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报告文学的先驱、德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称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是揭露罪恶的“艺术文告”.因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写报告文学要随时准备被逮捕、、坐牢、.时代文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进步,当今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会再有那样的境遇.但只要社会还存在着邪恶和暗流,报告文学作家就没有理由袖手旁观.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不关心民生疾苦,不嫉恶如仇,不能勇于担当,没有随时当“被告”的思想准备,那么,劝君还是远离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吧！免得徒有报告文学作家的虚名啊！
王安忆,甭生气
媒体总是喜欢制造热点,否则,怎么吸引读者的眼球前不久,文坛的两位名家的“口水仗”,又成为报纸和网络上热议的话题.
事情的起因是有媒体报道,北大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张颐武谈到“从文学创作来说,2008年是个小年,一线代表作家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刘震云等都没有推出作品,他们的空档期造成社会对文学界的关注不够多”.对此,作家王安忆在上海作协举办的《上海文化》新版创刊研讨会上作出激烈反驳：“(评论家)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不能说我没写.”她举出她在2008年《收获》一头一尾发表的两个中篇为例,生气地说,张颐武评断的盲区,正说明如今的评论家,连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杂志《收获》都不看了,我们的当代文学究竟是“作者缺席”还是“评论缺席”,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对此,张教授又在博客中作出回应,称王安忆的抨击是“不负责任的”.
我在这里不是来作什么是非判断,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王安忆,甭生气！也没有必要就张教授的一番话,作出如此激烈的反驳,并因此而破坏了自己的心境.如果关于张教授的话报道属实,我觉得他的观点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他列举的“一线作家”,都已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没有必要苛求他们不断拿出新作.每个作家都有他的“井喷期”和低潮期,要求一个作家持续“井喷”是不现实的.就像蓄水池,水满了,才有水往外流,流完了总得让它积蓄,才有再流水的可能.文学创作不是汽车装配线,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辆汽车下线.如果要苛求那些“一线作家”的话,我觉得评论家不应是“催”他们不断下蛋,而是帮助他们分析如何挑战自我,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因此,王安忆完全没有必要对张教授的话那么“认真”,并用自己在2008年发表了两个中篇来说明自己是如何努力,如何没有懈怠.其实,读者都很清楚,您的勤奋已经是堪称“劳动模范”了.您作为小说家的才能和取得的成就已经为读者和文坛所公认,您就是五年、十年不写小说也无妨.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大作家,由于多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都不再有新作,但并无人能撼动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其次,张教授把社会对文坛的关注度不够,归咎于一线作家处于“空档期”也有失偏颇.可以说社会对文坛的关注度多与少有更复杂的原因.另外,张教授对文坛的了解确有“盲区”,他的眼睛光盯着那几个“一线作家”,而没有看到有不少非“一线”的作家乃至业余作者写出了艺术水准绝不亚于“一线作家”的作品.如慕容雪村的长篇新作《原谅我红尘颠倒》,其对当代都市生活入木三分的洞察、描述和辛辣、幽默、老到的文字,都非常值得称道.
我觉得,当前评论家(非指张教授)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生活和作家的创作都缺少深刻的体察和精到的感觉.一些生活在大学院墙内的评论家远离社会生活,再加上他们从读硕士、博士所受到的从理论到理论的专业训练,又缺少直接创作的实践,使得他们谈起创作来总是“隔靴搔痒”.他们最大的长处是把“吃饭”这样简单明白的事情,说成是“生物本能驱使的摄取热量进行转化分解并最终循环排出体外的单向度闭合流程等”有的评论家评论某个作家作品的文章,连作家本人都看不懂,可见其学理之玄奥.似非如此,显示不出评论家学养、理论功底之深厚.有人提倡,评论家不妨搞一点创作,不是没有道理的.像鲁迅、茅盾写出的评论,既明白如话,又非常精准,往往是没有创作实践的评论家写不出的.
由冯小刚写小说想到的等
冯小刚写小说了.这可是一桩新鲜事.我不知道,在中外的电影史上,有多少导演写过小说好像在中国的影视导演中绝不多见.
冯小刚的贺岁片《非诚勿扰》在年前被媒体炒得铺天盖地,上映一个多月票房收入即超过了三四亿,创票房收入历史新高.我因冗事缠绕一直未得暇观看.春节期间特地买来碟片观赏,看后觉得不错,够冯小刚水准.说是喜剧片,但看完不仅仅是一笑了之,笑完了还有值得人玩味的东西,其中有些对白,在表现当代都市人的情感方面幽默且精辟.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看了电影后在超市的书店里,又看到了冯小刚写的同题小说.书印得很精致,出于很想了解这位导演的小说才能,便买了一本.且不论小说写得怎么样,冯小刚自编自导,同时还能将剧本改写成小说本身说明,冯小刚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学功底和造诣的导演.不必要求所有的导演都能写小说,但一个优秀的导演起码必须具备一流的文学眼光.很难想象一个缺少文学素养的导演能够拍出优秀的影片.张艺谋不写小说,但他拍的那些使他成为名导的影片,大都改编自优秀的小说作品.他在选择小说原著方面,无疑有他独到的眼光.
文学是影视剧的基础、母本、源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是否可以概而言之,文学不仅是影视剧、舞台剧的基础、母本、源头,也是一切艺术形式的基础、母本、源头.任何概括都难免失之偏颇.诸如中国的书画,似乎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否,中国自古就有诗画同源之说.一个没有文学素养的画家,可能只是一个“工匠”,是很难真正进入艺术的堂奥,成为艺术大师的.
可是,文学的地位,在今天的生活中却岌岌可危.有的人只看到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的“儿子”,却忽视了生他养育了他的因辛劳而满脸沧桑的“母亲”.有例为证：麦家的小说《暗算》被改编成电 视剧后,制片方连片头上原著作者的名字都不署；赵本夫的小说《天下无贼》被改编成电影后,获得很高的票房收入,可是作家所获版税收入仅5000元.2008年的文坛上有两条重要的信息,值得关注：一是从温州的一个全国性文学论坛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文学期刊的生存越来越艰难,有人以此再次作出“文学死亡论”的预言；二是一些文学期刊的主编集聚广东,研讨文学期刊在新形势下如何“突围”有识之士深为当下文学原创力的匮乏而焦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纽约客》,怎么会有文坛大家厄普代克文学期刊是文学赖以生存的载体,“丑小鸭”如果没有滋养它的一方水草地,它怎么可能长成“白天鹅”
在很多场所、会议上,听到官员们大谈提高“文化软实力”,这几乎也成了政界的一句“时尚”用语.我不知道他们真正为提高“文化软实力”办了多少实事我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中文学的原创力占了多大的比重但我知道,在沙子上是堆不成塔的,更遑论建造宏伟瑰丽的大厦！
“坐”家成了“空中飞人”
王蒙先生真是太有才了,他的话常常精辟而一语中的.在一个场合他谈到中国作家口才好时,说：“中国的作家比外国的作家能说,是因为中国开会多,开会绝对训练口才.”
中国作家岂止是参加会议多,只要稍稍有些名气,生活空间常常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诸如外出采风,到大学演讲,参加各种笔会、研讨会,到电视台担任嘉宾,出国访问等有时,一个活动尚未结束,另一个活动已经等着他的到来.过去曾有人戏称作家为“坐”家,即坐在家中“码字”的人.现在不少作家可是没有什么空闲“坐”下来了,他们成了“空中飞人”,成天在空中飞来飞去等现代交通工具高度发达,使得过去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如今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作家写作写累了,适当参加一些采风、笔会之类的活动,散散心,大家在一起还能切磋交流创作心得,当然无可厚非.一些单位,请作家来聚会,或联络感情有利组稿约稿,或请作家为当地人文景观做些宣传,甚至为一地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这也是很好的事情.由于交通上不像如今这样便利,古代的文人几十、上百在一起聚会的可能很少,但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两次文人雅聚被传为千古佳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四十多位文友在兰亭河边“修禊”,他们喝酒吟诗,最后大家把写成的诗合成一集,共推王羲之作序.王羲之趁着酒意,一挥而就,于是就有了名震千古的书法与文章俱佳的《兰亭集序》.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秋,南昌都督阎伯屿新修滕王阁成,重阳日在滕王阁大宴文人墨客.诗文俱佳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正好路过,也被应邀参加,并写下了才气横溢、佳句叠出的不朽名篇《滕王阁序》,其中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景抒情之绝妙,古今文人谁不击节赞赏能把“应景文章”和“命题作文”写成传世佳作,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我想,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的才气,而忽略了他们平时的长期积累.如果没有平时长期的苦功,大概临时发挥也未必能达到如此境界吧“一挥而就”正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可是,只看到今天的文人成天“扎堆”,却未见有名篇佳句让我们几夫俗子开开眼界,实在让今天被称为“作家”的文士们汗颜啊！
曾有人自勉“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对于今天处于人心浮躁的信息社会的文人,这要求可能太高了.但真正的好作品,还是要沉下心来深入生活,沉下心来字斟句酌地创作,才能产生的.浮光掠影的“采风”,走马观花式的“笔会”,是很难获得对生活的切肤感受的.创作时,即使有了电脑,也还要“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当参与各种会议、活动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也就意味着创作的生命行将终止了.
耸人听闻的顾彬
德国汉学家顾彬因为他的当代中国文学“垃圾论”而在中国成了一个被人关注的名人,他在中国的名气可能超过了在德国本土,他自己也承认这两年在中国作了太多的报告,还有一句话顾彬先生当然不会说,那就是也赚了不菲的演讲费.
开始,顾彬先生对他的“垃圾论”还作些辩解,说主要特指卫慧、棉棉的小说.现在,他不会如此辩解了,因为“垃圾论”让他在中国成了“香饽饽”,他作为“垃圾论”的版权所有者,怎么能轻易地放弃或否定呢最近,他在南大的一次演讲中又重提“垃圾论”,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就是创造了“垃圾论”的德国汉学家顾彬.
顾彬在各种场合所重复的那些观点实在有违“常识”.说他大放厥词,可能有点不敬,但说他耸人听闻,对中国当代文学缺少起码的研究,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虽然中国当代文学中缺少鲁迅这样大师级的作家,但并不缺少非常优秀的作家,有许多作品跟现代作家比也毫不逊色.我不知道顾彬先生读了多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因为他连“叶兆言”是谁都不清楚.不知他有否看过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铁凝的《哦,香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王安忆的《小鲍庄》等我只是随便举例,不是搞什么排行榜,我想,如果顾彬先生读过这些作品,他就会觉得他的“垃圾论”实在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
顾彬先生还有一些他反复强调的观点也很难自圆其说,甚至是荒诞的、比如,中国的作家注重故事性,不注重语言他认为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讲过了,小说应该把工夫下在推敲语言上.我不知道顾彬先生为什么要把讲究故事性和推敲语言对立起来：中国的几大古典名著,都是故事性和精美语言的完美结合.把两者结合得炉火纯青,正是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一.还有,他说中国作家不懂外语,是他们的“软肋”,这一“软肋”导致中国作家视野狭窄,写不出与世界同步的优秀作品,成不了具有现代性的作家.固然如果精通外语,有利于吸收世界优秀作家的营养.但作为中国作家能否写出好作品来,似乎跟懂不懂外语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曹雪芹不懂外语有《红楼梦》,蒲松龄不懂外语有《聊斋志异》,沈从文不懂外语有《边城》等顾彬先生还攻击中国作家写剧本挣钱,不去搞真正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说作家没有写出好的剧本,但说剧本不是文学,写剧本就低人一等,就很成问题.如果这么看,我们如何评价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和老舍、曹禺的剧本,难道它们不是文学我觉得,不看舞台表演,仅是读他们的剧本所获得的审美享受也不亚于小说.
因此,顾彬先生的汉学功底、对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准到底如何,是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据一位中国作家透露,顾彬先生在写给他的一封简短的信中,错别字居然有几十个.对于这样的汉学家,我们居然把他的话语奉若神明,不是有些滑稽可笑吗顾彬先生因为李白的一首诗而误入“歧途”,不幸而成了一个“垃圾”研究者,实在是有些让人为之扼腕.
罗素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容许你有说话的权利.让顾彬有机会、场合发表自己缺乏常 识、耸人听闻的观点倒也无可厚非,但值得警惕的是很多媒体居然丧失自己的立场,用欣赏的态度大炒顾彬的观点,而有的相当优秀的中国作家也因此被“垃圾论”糊弄得不自信起来,自甘“堕落”为“垃圾”的制造者,就有点可笑复可悲了等
作家的“官”念
“在最没有权力的地方争权夺利等”
这是一句描写某些文人的话,出自何处,作者是谁,我都记不清了.但我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概括得太精辟了.我国从各省市到地市县都有个作家协会,有的地方统称文联.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构,属于非经营性的事业单位,靠国家财政拨款生存.与那些掌握着重要市场资源配置的政府权力部门比,真正是“清水衙门”.在这里工作,想“腐败”也没有条件,或者说想不当“清官”也不可能.因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作协或文联出了什么的.
但让人或许有些难以置信,在这里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些文人,居然也把某些级别或虚设的官职岗位看得很重,大家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诸如谁当主席、副主席,排位怎么排等等,让某些主管部门为了摆平他们的关系而费尽心机.这使我想起了前年读过的一部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长篇小说,不是说这部小说写得多么好,也不是因为小说作者的名气大,而是这部小说描述的是某省作家协会内部的文人间的生活,因为内容涉及该省另一位作家的隐私,而激起被影射作家的震怒,并因此而导致了两位作家间的“肢体战争”,此种有辱斯文的行为,一时成为文坛笑谈.以致有些平常不看小说的人,也到处打听哪里能找到刊登这部小说的杂志.这部小说的内容,用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来概括再恰切不过了.
中国文人脑子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其实,“学而优”未必就适合.当一个好官并不比写文章容易,它需要某些特殊的行政组织才能,当大官还得有掌控全局的战略眼光和能力.中国历史上从政和为文兼于一身而且都很出色的极少,李斯算一个,王安石算一个.李煜是一流的词人,可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皇帝,他不务政事,成天与后妃们厮混,喝酒吟诗,结果让好好的江山社稷毁于自己手中.李白是写诗的天才,但恃才傲物,传闻他让皇帝的近臣高力士为自己脱靴,此种得罪人的“勾当”,是想在“官场”混的人能干的吗因此,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离开皇宫漂泊江湖,放浪形骸,自由自在,充分展示自己的诗才,算是选对了路.
因此,不要以为能够写出好的小说、诗歌,也就能当一个好的官员,两者并不能画等号.当然,如你确有从政的才能,又有赏识你的领导,你索性弃文从政,也无可厚非.像诗人吉狄马加,当了青海省的副省长后,把青海省的文化建设搞得有声有色,让人刮目相看.但大多作家仅仅把职务看作一个荣誉称号,并不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种有名无实的荣誉职务,对于一个吃文字饭的人有多大意义所谓职务高低并不与文学成就成正比.一个真正想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还是要淡化自己的“官”念,沉下心来搞创作.读者看重的是你拿出了什么“货色”的东西,而不是看你在“梁山泊”坐第几把交椅.
话说“作文恐惧症”
《文学报微型小说选报》在筹办之初,编辑部曾请十多位中学语文和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来座谈,征求他们对办刊的意见.他们首先谈到的不是对办刊有什么要求或期待,而是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中学生普遍患有‘作文恐惧症’,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下把编辑部的人问愣了.他们对这一“病症”的出现和如何解决没有任何思考,片刻,有人戏言：“那就提倡让他们多看看《微型小说选报》吧”
戏言之余,大家感到这个问题确有引起高度重视的必要！因为,中学语文乃至大学的中文教育,面对的都是年轻人,他们是文学的未来和希望,直接关系到文学创作繁荣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民人文素质的提高.
对写作患有“恐惧症”的人,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在写作上会有什么建树.对于一个走上工作岗位的成年人来说,大概患这种“病症”的几率极小.即使“患”上了,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干不了这个干别的,没有人强迫你去靠写作或创作谋生.但对中学生和学中文的大学生来说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写作应该是一个让人感到愉悦和快乐的事情,当你把那些原本没有联系的方块字组合成一篇优秀的作品时,心中一定充满了创造和创新的快感,就像建筑师精心设计出风格独具的建筑物、像音乐家用音符构成美妙的乐章.有写作经历的人,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当看到自己的文章见诸报刊,变成了铅字,心中都有一种收获的成就感.莫言说他写小说时心情如同“过大年”,怪不得他的创作产量那么高谁不想自己的心情天天如同“过大年”呢张贤亮前一段在谈到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时,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是写着玩儿.我得慢慢写,等写完了,我就没得玩啦！”可见写作对于他也是一种很开心的事.古人虽有“为求一字稳,拈断几根须”之说,其实,表面作痛苦状,心里也是很快乐的,那是一种雕词琢句、创造精品的快乐.
学生为什么会患上“作文恐惧症”呢我曾经有过当语文老师的经历,或许有点发言权.病根还是我们的语文教学方法有问题,不切实际的“命题作文”,并以此作为评判语文成绩高下的标准,大概是最主要的症结.写作一定必须是有感而发,“情动于衷而流于言”.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都不会是一样的,那种脱离学生“感受”的同题作文,必然导致学生“为赋新词强说愁”,像挤牙膏那样痛苦不堪.有的学生为了完成作业,胡编乱造就在所难免.有一篇题为《背黑锅的爸爸》的微型小说,用“黑色幽默”的语言,写出了这一现象.儿子在作文中不断给爸爸“抹黑”,一会儿把爸爸写成“游手好闲的懒汉”,一会儿爸爸又成了“包二奶的贪污犯”等他靠这种胡编乱造的作文屡获高分,居然考上了名牌大学呢！
语文教学我觉得最基本的功能：一是让学生多识字,积累词汇,掌握一定的遣词造句能力；二是让学生学会阅读和欣赏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除了课本上的,不妨多循序渐进地向学生推荐一些优秀的经典读物,让学生自己选择阅读；三是培养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方法可以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请一些作家到学校现身说法,谈谈他们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一个患有“作文恐惧症”的人,是肯定不会成为作家的.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要相信“作文大全”之类的东西.某些书商利用学生和家长的心理,编造一些“作文辅导材料”,大肆推销,不知让多少学生和家长为此花了多少冤枉钱.警惕啊,吃错药比不吃药危害更甚啊！
假如韩寒上了大学
陈丹青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劝告对文学有兴趣和有才华的年轻人“等不要上大学中文系,中文系害了他们.”他高度评价韩寒拒绝复旦中文系的破格录取.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韩寒一本正经地读起中文系本科乃至硕士、博士来,他还会是 现在的韩寒吗大概韩寒就变成了“韩冷”或“韩热”了吧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赛车手之梦大概没有条件和时间去实现了,他能否继续写出小说来也难说.大学中文系各个等次学历里的那些有严格规范要求的毕业论文,会窒息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据说,作家黄蓓佳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时,因为她突出的文学创作成果,校方特许她以小说代替毕业论文.有几所高校会有如此开明的做法
笔者在大学中文系教书的一位朋友承认,目前报考文科的学生中填报志愿时,首选经管,其次为法律、新闻,然后才是中文.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也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撰文谈大学中文系近年来失宠的原因.中文系风光不再的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自身的.外部有整个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问题,有社会环境中文学被“边缘化”的问题.这些是中文系的老师们无法改变的.但中文系自身的教学内容和模式、观念是否也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呢
还是那位大学中文系的朋友认为,中文系最大的问题是教学模式和内容、方法的陈旧.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大学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或者说,作家也不是以某种教育模式可以培养出来的.这是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的.从鲁迅起的几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无一是从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但大学中文系完全可以采用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教学方式,让有文学兴趣和才华的青年受到一些必要的基础训练.记得1977年高考恢复后,不少高校曾办过一些作家班,当时颇受欢迎.现在活跃在文坛的作家有不少就是作家班出来的.一个有才气的作家,再加上有一定的学问功底,那么,他就有了一双飞翔的翅膀,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有人说,大学中文系主要是培养教学与研究型人才.这样的人才,社会需求量是极少的.如果局限在这一范畴,大学中文系的规模必然要大大萎缩.这也是目前毕业生过剩,就业难度加大的原因.我倒是有个不知有无道理的建议,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应该把提高整个国民的人文素质作为己任,它应该渗透到所有的理科专业教学中,或者说与所有别的专业的教学相结合,培养出具有人文素质的各类专业的人才.至于他们中能否出大作家、大学问家,不妨看作是意外收获的果子.新近涌现的两个有才华的新锐作家：一是慕容雪村,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二是写出长篇历史小说《流血的仕途》的作者曹,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历史.
按照我的不成熟的建议,大学中文系不但不应该衰落,而且应该加强.只是,它的教学模式、目标定位、教学内容和对象,都应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要与时俱进！
“恶炒”张爱玲为哪般
近期,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的出版又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热点.媒体对张的炒作可以说乐此不疲,每当有张的佚文、遗作被发现或出版,都会掀起一轮张的宣传热.
有学者质疑《小团圆》的真伪：怎么每隔几年,就有张爱玲的“佚文”或“遗作”被发现对这个问题,笔者暂且搁置,不去讨论.我想说的是：违背张爱玲的生前遗愿,擅自决定出版《小团圆》,是缺少法律常识和极不人道的做法.
书的“前言”中,张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透露：张爱玲生前立有遗嘱,明确表示“《小团圆》小说要销毁”.既然在张去世前并没有修改她的遗嘱的这一条款,那么,谁有资格违背她本人的意愿出版不该出版的遗作宋先生引用多种信件,说明张生前曾有出版的意向,并非没有一点“转圜”的余地.但又正如宋先生所说：“遗嘱是法律文件,但一封普通信件不是.”既然有违法律规定,宋先生为何要出版和出售《小团圆》的版权是根据读者意见理由似乎冠冕堂皇,但即使如此,难道读者的意见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有很多“张迷”在网上表示了对《小团圆》的“三不”：不买、不看、不评,是有道理的.
那么是为了保护张的文学遗产如果出于这样的目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她的手稿捐献给文学馆或博物馆,让它永远成为一个“神圣”的谜,或仅供极少数张的研究者查阅.
我相信,张爱玲之所以要销毁这部小说是确有隐情的.这部以她本人和汉奸胡兰成的“倾城之恋”为原型的小说,如何处理胡兰成的形象是一道很难解决和逾越的难题.这是一段从任何角度说,都是不值得称道的经历,是张的人生的最大的败笔.胡兰成无论从公德和私德,都不值得一个有正常理智的女人为他“痴情”.从公德说,胡是为汪精卫赏识的“汉奸”,缺少民族气节；从私德说,胡一生中有七个女人,是典型的“采花大盗”.他不可能钟情于张一人.如果张晚年因此而幡然醒悟,写出一部刻骨铭心的“忏悔录”来,我们倒是要为她高兴,但她显然达不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因此,重现这段死去活来的情感经历,不会给张爱玲的形象加分,反让当时还活着的胡“更加得意”；有人建议为了防止胡本人和读者对号入座,把胡的原型改写为“双重间谍”,这就把“汉奸”写成了地下党和民族英雄,如此颠倒黑白更为人所不齿.从有关信件上看,张一直在不断修改这部小说,至去世也没有改出来.因此,她要“销毁”它,应该说是明智之举.即使是喜欢张爱玲小说的“张迷”,对张胡之恋,大概也是讳莫如深的吧起码不会拿来作为“迷张”的理由.出版这部张要“销毁”的小说会给谁带来好处是否会搅得九泉之下她的亡灵也不得安宁
有人喜欢张的作品,有人把张的文学成就抬到不适当的高度,那是他们的自由.“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们可以以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一文学现象.但媒体跟风“恶炒”如此有违法律常识和不人道的出版行为,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媒体人好恶的背后,彰显的是自身的良知和基本的人文判断力.
《重访边城》：请从254页读起
看到报道,又一篇张爱玲的遗作《重访边城》(以下简称《重》)被挖掘出来,首度在中国内地大陆出版.于是,便兴冲冲地到书城去买书.让我感到有些困惑的是,报道中说《重》稿是一篇一万五千字的游记,出版者如何将一万五千字的一篇短文做成一本书看来,我的想法未免幼稚,显然太缺少商业头脑.
在书城看到《重》,是一本厚厚的精装书,定价29.80元.很想先翻一翻,看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怎么会变成这么厚的一本书不行,书的外面被一层透明塑膜封死.书店是不允许你先把塑膜拆封,再决定买不买这本书的.没有办法,先买下,一看,发现大上其当.整本书281页,而《重》只占其中的23页,文章排在书末作为压轴之作,另外有三篇散佚短文首次收录,也只有4页.而其他文章(占全书254页)都是已经发表过的,大部分在内地出版的张爱玲书中读过的.我不能不佩服出版者的用心良苦,他们巧妙地用此方法,让读者掏近30元买一篇一万五千字的短文.因此,想读《重》文的读者,请从该书的第254页读起.或许我误解了出版者的意旨,他们也许是有意让“张迷”们践行“温故而知新”的古训,先重温一下已经读过的张的旧作,然后再阅未曾“谋面”的遗文以加深对遗文的 感受
以我个人的看法,读者不值得为张的一万五千字的遗作去掏辛苦工作挣来的28.90元钱.理由有二：一是买过张爱玲以往作品的读者,没有必要重复花钱(有张爱玲癖者、腰包里钱多不在乎此小钱者除外)；二是《重》是一篇很一般的游记作品,读与不读无关紧要,不读不会有什么遗憾.我们不必认为它罩上了“张爱玲”的光环,似乎就身价陡增.记得鲁迅说过,名人说的话并不都是“名言”,那么,名家写的文章也不是篇篇都是珠玑.名家打喷嚏与普通人打喷嚏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也说：“《重访边城》的原稿有些混乱,可能因为还是初稿,未经修饰,不宜出版.我不是文学专家,所以我交给编辑,因为他们跟张爱玲合作四十多年,一定清楚‘祖师奶奶’的标准.基于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他们对出版的态度是肯定的.”可见,现在发表的文稿,是经过“编辑”加过工的.而张爱玲在生前对这篇未完成的遗稿,没有任何是否发表的态度,宋先生自己承认只是“臆测”张写此文有想表达些什么的意向,觉得应该“挖掘”出来.那么,请允许我也“臆测”一下：此稿张爱玲之所以写完了弃之箱匣,没有拿出来发表,正是因为它还是未改定的初稿,不宜发表.我不知道,谁的“臆测”更符合张的想法
“这个很刺激,要买吗”
在北京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候车,刚刚坐下,一背着鼓鼓囊囊黑色挎包的男子在我身边蹲下,悄悄地问我：“我这里有好书,要买吗”“什么书啊,拿出来看看.”他当即从包里拿出四五本书,都是反映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传记和方面的书.我说我对这类书没有阅读兴趣,因为我每天通过电视、报纸都能了解他们的信息,不需要再看这类书.他又从包里掏出另一套用塑膜封好的书,说：“这个很刺激又很便宜,要吗”我一看,是流行于明清时期坊间的小说,诸如《绣榻野史》等等.这类书地写“房中术”,且文字粗糙.李渔写的《肉蒲团》,虽然也是地写关系,但毕竟出于名家之手,还算比较有文采.我悄悄地对小贩说：“对不起,你看我这个年纪,‘性’趣(这里考虑公开发表,换了一个文雅的字眼)已经没有了,还会看这样的东西吗”他看我不是他的买主,就赶紧把书塞进挎包找别人去了.
我说这个亲历的故事,是想说明：一个人的阅读兴趣是与他的阅读品位密切相关的.不久前参加中韩作家第三次会议时,我从韩国作家那里获悉,在韩国,一个优秀的诗人可以靠写诗出诗集来养活自己.因为,会有很多人买他的诗集.而在我们这里,现在会有几个人买一本当代诗人的诗集来读我们常常感叹,一本被称为“垃圾”的小说能够发行到几十万,而有的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大家的新书却发行不了几万.“感叹”无助于事,有什么样的读者,就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文学市场.而一个社会读者普遍的阅读兴趣和品位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要改变也非一日之功.打一个形象但也许不很恰当的比喻：一个人吸毒上了瘾,你用螃蟹这样的美味去换他手中的,除非顶着他的脑门,否则他是不会换的.我感到,当下相当多的读者的“胃口”已经被败坏了.原因究竟在哪里也许可以找出很多,我个人觉得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大学的中文教育,我们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的工作者都难辞其咎.
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和品位是要逐步培养的.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机制,使得学生把主要工夫用在研究如何写好命题作文上,根本无暇去欣赏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而有些内容很低俗的进口动漫之类的“垃圾食品”趁虚而入,成了他们课余“解压”的“精神”.大学的中文教育情况如何,我不甚了解,但有一点大概人所共知,现在很多学中文的本科生乃至研究生连中国四大古典名著都没有读过,仅这一点就该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20世纪英国杰出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CS路易斯认为,文学评论的主要功能不在建立文学价值的评估系统,而是培养、保护有文学阅读兴趣和品位的读者――即“好的读者”.他说：“不管文学可能有什么样的价值,它只有在好的读者阅读的时刻才成为现实.书架上的书籍只是一种潜在的文学.文学品位在我们没有阅读时只是一种可能性.除非转变为体验,可能性才会发挥作用.如果文学知识和评论被当作文学的辅助活动,那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延长、保护好的阅读体验.”
而现在一些文学评论家可能把文学评论的这一功能早就抛诸脑后,他们要不忙于“肉麻吹捧”的“红包批评”,要不就盯着那几家核心期刊,好早日拿到“副教授”“教授”的头衔.这一现象导致文学评论与读者大众、社会现实越来越远,成了小圈子里的“卡拉OK”.
[责任编辑 计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