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7年8月,应深圳作家李兰妮大姐的邀请,到深圳市民大讲堂讲了一课.兰妮大姐给我定了个题目是“文学创作与人生立志”,我是作家,人生立志离不开文学,讲文学就离不开文学的现状.我真的不敢说是讲课,只是与大家共同探讨文学的话题,从而拉近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首先探讨的是当今文学的生存环境.我感觉已经非常严峻了.特别是小说,面临许多的挑战.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下个世纪的文学不再是虚构的世纪,而是纪实的世纪.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消费、文化快餐等社会潮流直接冲击着“经典”.也使经典难以产生.有人说读图时代已经来临,电视、网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视觉的符号激发自己的感觉.人与世界,人与人,常常被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图像时代接触.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文学被大大地边缘化了.创作让位于制作,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世界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谈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入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文化生态危机.其实,文化生态危机非常严重了.在图像化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哪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比如有人说,长篇小说越来越短,这与流行有关,与印刷和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噪的心态有关.还有人说,专门发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刊物订数越来越萎缩,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刊物了.过去《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选一个.头题.就火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有的小说,可能在圈子里影响很大.可是在一般读者那里却失去了信誉.有的小说在市场上看好.可是圈子里并不买账.其实,这也是文学衰落的一种表象,这也就是虚构与想象的衰落.
在艺术形式里面,能看的东西观众最多.比如电视剧、电影、电脑网络、舞台话剧等等：能听的东西就相对较少了,比如音乐、收音机、小说联播等等；能读的东西就更少了,比如图书的阅读等等,通俗读物还好一些,如果高雅的,能够思和想的东西,读者就少之又少了.当作家和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研究越发深刻的时候,小说已经走失了.我们说小说技术、小说元素、小说语言做得好不好时,殊不知怎么研究都不能感动读者读者已经找到了新的狂欢载体.小说像京剧似的处在尴尬的悲剧中,却不忍自身的消隐.市场经济,对传统阅读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破坏着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文化垃圾泛滥,进而抑制了优秀文学的创作和生存空间.
其实呢,无论我们怎么渲染衰落,小说是不会消亡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去伪存真.冷静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以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因为文学还是影视的基础.文学有电视、网络无法替代的功能.白昼是有限的.黑暗是无边的,就是说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人需要沉思,需要谛听,那你一定是在黑暗之中.或者在你的心灵之中,文学是介入人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时代缺乏的就是这种听和想,阅读好的小说就能让我们在审美时去听去想.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变化非常大,老百姓每个人几乎都经历了内心的震荡,都在思考,他们最要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满足和心灵的再造.
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个性化、世俗化、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心向城市、向上层倾斜.在上层那里,文学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吗文学的衰落,大环境是一个方面,同时还要追问作家自身的问题.当代小说越写越轻飘,越写越粗糙.作家与时代生活隔膜,躲在书房里闭门造车.对叙事和细节缺乏耐心.叙事说服力的丧失,就无法使读者信任小说.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为评论家写作宁为圈子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我们都会说,为大众写作.为哪些大众呢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会注意自己如何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看一看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有了这个支点.我们才能进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家必须作出回应.现实生活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艰苦地认知、体验和思考.摈弃旧有的创作模式,摆脱对历史的虚无和狭隘的功利原则,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改变我们对生活简单和肤浅的认知.有了新的认知能力.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小说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我们需要超越世俗,超越常规.超越现存.
传统文学过于强调文学的精神引领,从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文学实现了传统往现代的转型.强调“纯文学”、“向内转”、“小叙事”、“日常化”、“个人化”、“私人化”等等,文学的“个人发现”,成为表达真实自我的有效载体,肯定世俗化的.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扬弃了“假大空”和“伪崇高”.它顺应了经济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发展要求,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更文学化、更艺术化、自由开放的姿态,产生了一批好作品.这是大进步.但是,作家的生活在眢同,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小日子.文学便自然地陷入了另一种极端,文学回归了个人的独语,颠覆了传统文学的一些要素,拒绝社会深度和宏大叙事,淡化了文学的使命、良知,疏离了民众和底层社会.把这一切都剥离之后,还剩下了什么食与性难怪有个编辑说.现在收到男作家的稿件多是“偷情”,收到女作家的稿件多是“离婚”.人物环境多是酒吧、豪华别墅.读者厌倦了这样的模式.
一位评论家说,不要忘记,文学终究属于审美意识形态,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作用,作为社会人很难绝对地逃离.绝对地逃离就一定会消弱文学的力度和感染力.
实际上,文学发展至今,作家很难再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来创作,向内也应向外.我们应该下功夫去研究的是,如何提高作家的心灵质量,如何对艺术世界有独到发现.对人性世界有崭新认知,如何获得写作的创见.这是我们面临的写作难度.作家直面自己的内心的同时.也应该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时代生活的复杂经验.而这就迫切需要重新面对文学的基本问题,小说的基本元素,进行艰苦的自我磨炼,自我塑造,而去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功力.
我想,作家与读者的沟通还是靠作品.我生命的根基在乡村.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作为本土作家,感知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 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有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份责任.
中国是农业大国.文学的眼睛永远凝视这片土地.让文学紧跟时代步伐,让文学根植于人民和大地之中.这些真理性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时代主流在哪里生活的本质是什么甲恐怕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社会转型时代,农民的精神痛苦与矛盾是丰富而况味儿的.乡村历史与现实、新与旧之间相互纠缠、渗透和挣脱.我茫然.几年前,我为什么进行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创作这得益于老作家管桦老师的启发.1990年秋天,管桦老师到老家探访,我们的县委书记将我介绍给管桦老师.管桦老师听说我已发表了二百万字的通俗小说,就叹了口气.他劝我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努力创作出有艺术品位的作品.我昕后为之一震,心想是该换副形象了.当时我二十七岁,做新人走新路绝对来得及.不久,我便认识了管桦老师的儿子鲍柯杨.鲍柯杨在中国文联工作,读过好多书.也写小说.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了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著作.我读了,也就很快找到了对《苦雪》这类题材的言说方式.于是,我在冬雪天,来到我县渤海湾渔村,面对苍凉的白雪覆盖的大冰海,躲在村委会办公室烤着火盆子,写完了《苦雪》.写完之后心里痛快,试图在乡村多情的沃土上挖一眼小井.1991年春天,我从城里到渤海湾涧河村挂职深入生活时,想将这里的风情写得清丽些,可是渔民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沉重,迫使我不能太轻松.真正走进农民中间,就会发觉,个人的孤独悲哀微不足道.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十分突出.生活把什么没有展示出来呢如今的乡村是日新月异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中国社会成员大多是农民,就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活得最苦的一部分,对于急剧转型的商品社会,他们缺少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他们不能一步入阁,走向真正的富裕,却失落了文化传统秩序,每前进一步,都是以道德和精神沦丧做代价的.乡村开始零乱,脚步匆忙,为生存奔忙的个体身影变得飘忽不定.无论是坚守乡土进行变革的农民,还是弃农逃离家园闯荡都市的农民,都在经历一场从没有过的灵魂震荡与洗礼.农民问题,一直是社会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可有时,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它的残缺.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可是乡村又不断出现千群矛盾激化、产销失衡、打白条子、盲目引资、资源浪费、新的浮夸现象以及出国热、上城热等.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如何在土地流转中求发展求生存问题出现了,我们茫然,无法理解它但要正确把握它.这些严峻的问题并不能剪断我们的乡村情结,谁也无法否认,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还是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把对土地的深情歌唱还给乡土.乡村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乡村温情的童话展现在自然的怀抱中.农民的淳朴、坚韧,乡村变迁的脚步声,虽然充满悲怆的情调,但是人与土地的美质熠熠生辉.这里.道德的评断和审美的评价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作为村社文化的最后光环,正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道德演变而变化.既写出了中国老一辈农民辛劳而盲目的生存奋斗史,又透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景观.文学,虽然不能够一一解决农民问题,但是,它们应该以应有的步骤和形式,以血肉丰满农村新人艺术形象,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其深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乡村自身了.我们对乡村与土地的深情与理解,会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大地的丰厚意蕴,孕育并导演着我们的种种人生.沸腾的现实生活总是将乡亲们纯朴自然的乡土状态打破,造就特殊的人生规则.乡村的四季,一块块土地解冻,又有一块块土地结冻.我的创作从海上走到平原,在故事的大平原上,我看到热土地,也看到了冻土.那年秋天,我跟踪了一家乡镇企业的工人,面对破产与城里入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土地种.同时.我回老家给母亲的口粮田办过户手续,二叔是村里的售棉大户.他说村里又要重新分地了.他与村里的包地合同作废了.细一问,我才知道,有两部分人还乡.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上城打工人员.他们在九月里还乡是奔土地来的.我没能待到分地那天回城,二叔也跟到城里.我带着二叔去县政府.到了县政府门口,二叔扭身不进了.他湿着眼睛说,咱不告了,都得有碗饭吃吧.我记住了此时二叔痛苦的脸.在年根儿,我听母亲说二叔一冬都在开荒地.我放佛听到了一种悲怆的声音.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递嬗的瞬间景象.
那年秋天,又有关于土地的消息传来了.县城北关的一个村.上企业,卖耕地,耕地竟被南方几户农民买走.我去后才知道,这几户温州农民曾是给他们打工的.今年企业破产,村里农民又从温州农民手里租地种,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别人打工.与我同去的一位记者感叹一声,农民啊！他这样一叹,促使我在村里多住了几天.
我曾对朋友说,我有幸过长江到了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罗村,看了江苏的华西村,看到经济发达的乡村.我又有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美国的乡村和美国的农民.我去过印度的乡村,也看到过台湾的乡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坐在身边的陆天明老兄问我,看到窗外美丽的乡村有何感觉我一时找不着感觉,只说,这成片的庄稼地里看不见劳作的农民.而且我还看到了美国农民用大片耕地搞装饰.肥活的小山上,有美丽的小房子和一棵茂盛的大树,余下的是一片草坪.我说人家人少地多,我们人多地少,先吃饱才能去想那片美丽.这片美丽好像与我们无缘.回到我们河北的乡村,再全面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乡亲.这时才看到,深入生活不能盲目地隐入,还要头脑清醒地跳出来.对生活的亲近和距离都是文学所需要的.深入生活的过程,也是我们作家自身在长的过程.
面对现实的写作.是需要现实精神的.有人说,就农村题材作家而言,现实精神就是土地精神.中国乡村的土地精神是什么回望田园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文学需要承接这种精神,背负这沉重,亲吻大地,抒写人间情怀,时代变革的辉光.
我觉得拥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我们是拥有梦想的人,是最快乐的入.土地上成熟的果实是根和叶.即疫流水冲走了叶,还会留下根的.过去热情单纯的预期,一再让我们误入歧途.丰厚的生活需要精美的艺术形式,但内容和形式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怎样看待“生活流”,站在时代、哲学和美学高度穿透生活,把握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觉得自己还需艰辛地努力.
现实精神,一直像火炬,在我们的土地上冷静地燃烧.它能照见坚韧的民族心性,也能触摸乡村的精神内核.源于生活的文学必须孕育着,生长着,因为土地永存.带着乡愁的情结寻找家园,我们想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