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变文学定法

河西对话小引

我们前年调到南京工作,许多从未谋面的朋友现在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能说的话差不多已经说尽,只剩下文学了.说得多了,心想不如整理出来,也算是雁过留痕.

来南京后,将家安在龙江小区,在南京秦淮河的西边,人称“河西”.在南京求学时,这里还是大片农田,现在早已是高楼林立.河西新城与河东老区恰成对照,新与旧的对峙互渗构成这座六朝古都城市当下的文化格局.而且我们的聚谈也大抵是在旧中求新,于是暂且定名为“河西对话”.

经常聚在一起的有南京大学的张光芒博士、南京师大的贺仲明博士和我们年轻的老朋友何平先生.我们每次聚会讨论一个话题,并推请一位作为召集人,由他提出主要观点,安排结构,收拾整理.这次谈的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现象,可以看出来,在一个学术话语潮起潮落的时代,对“权力”的追逐愈趋激烈.这会对文学研究构成怎样的影响,文学在这些“研究”中又会变幻成怎样的面目,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感谢《文艺评论》及主编韦健玮先生,听了我们的设想后,慨然提供版面刊登这些对话.

是为引言.

汪政 晓华

2004.5.23 南京河西

河西对话之一

召集人:贺仲明

参加者:汪政 晓华 何平 张光芒

贺仲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已显得越来越迫切,不可回避了,比如当代文学的评判标准.旷新年等人在去年的《南方文坛》上撰文对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口号所蕴涵的评判标准依然是政治标准,只是从以往的“左”转向了现在的“右”.当代文学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很相似,就是文学标准尚未真正建立,其背后寓含着“谁为文学立法”的关键问题.

汪政:标准、经典连同文学史意识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种关注本身就非常有意味,一是原先不成问题或自以为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依然是问题.比如标准,这本来可能是一个经验性的相对性的概念,40年代统一了,然后80年代再来质疑、颠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去统一,没事,你统一了,再想不统一,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晓华:我认为,文学研究在其话语过程中应当保持相当的空间与弹性,体系、概念、逻辑、明晰要给经验、现象、感觉与模糊留下余地.比如标准,从宏观上看,就是一个经验与“惯例”的产物,是作品与读者反复选择、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是文学与非文学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是传统与当代斗争、妥协的结果,绝对的、清楚的则无,相对的、模糊的则有.我是主张经典与标准的多元的,这也是一个权利的问题,谁为文学立法?作为一个个体,我为什么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经典或者选择的权利?

何平:我想仲明提出“谁为文学立法”,其实隐含着两个问题:其一,谁能获得立法的资格;其二,立法者的立法依据.应该说,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文学研究从来没有以为这两方面会出问题.我们不妨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比如文学革命,接受了欧风美雨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先知先觉的启蒙者自居,当仁不让地担当起文学的立法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拥有思想和文学启蒙者的双重身份.当我们现在再回到“五四”思想文化运动的现场,重温他们的文学立场,不得不佩服他们自以为是的勇气,那是一个出英雄的年代,几乎每一种西方文学标准都被作为当然的标准拿来指点中国新文学的重建.这样,当文学的守旧者已经溃不成军,布不成阵时,谁还会去追问:谁是文学的立法者?谁有权为文学立法?即使有不同的声音也会被压抑、掩盖.至于到了“政治原则第一,艺术原则第二”的时代,谁还会去操心“谁是文学的立法者”,如果有至多也只能腹诽腹诽而已.

张光芒:看来,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标准问题首先应该区分两种角度:其一,从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宏观视野看,我们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并为大多数人认同或基本认同的标准?其二,每个评论家或文学史写作个体是否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并富有独创性和一定深度的标准?“文学标准尚未真正建立”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这两种角度直接相关.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有的是大一统的标准,而缺乏学者个人化的标准;而近年来的问题不同:“”前那种大一统的政治化的标准失效了,“”后一度流行的那种历史―社会学的批评标准或者文化学的研究标准也不再独领.就此而言,文学史写作标准的丧失恰恰是文学研究追求现代性的反映.

贺仲明: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中,人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与批评,就必然要蕴涵一定的评判,体现一定的标准.大一统的标准当然有问题,问题是我们的许多标准还停留在过去,甚至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如所谓的“红色经典”的史诗式标准,并没有在十年代得到非常有力的清除和矫正.这一点,在多部当代文学史中看得非常清楚,它们都还是沿用以往的“经典”方式来讨论文学.其实,这一标准的许多方面是完全背离文学现代性的方向的.如《保卫延安》、《红日》等,当时仅仅以政治性得到认可,或者说是它们只是在特定环境下有一定意义.我们今天再沿用这些批评标准,确实是严重滞后于文学创作的.由此可见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建立价值标准的重要和迫切.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学性标准,就会使人们对当代文学的价值问题产生质疑.同时还可能会误导作家,会使他们在创作方向上陷入迷惘.

张光芒:仲明提出的问题的确是很突出的.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两张皮”问题,即对偏向于“左”与偏向于右的两种文学史现象存在着两种评判标准与价值参照.这些年来“重写文学史”所取的成功之处大多体现在过去被批判被压低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重新评价上面,与现代文学史极力“抬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徐志摩的文学成就一样,当代文学史将十七年间的“干预生活”的作品,甚至包括反映个体精神的“潜在写作”突出出来.在这一方面,文学史研究在“回归现象”上的确取得了切实的效果.但对于那些“红色”创作、“左”倾思潮的评判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原因即在于文学史写作者没有用与切入前一类创作现象的同一的标准进行叙述,以一种模糊的“历史的同情”掩盖了立场与标准的换位.或者说,文学史写作对前一类创作倾向于“审美的批评”或“人性的批评”,而对后一类创作又倾向于“历史的批评”,从而造成历史叙述的内在分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个性意识强烈、人性化倾向明显的创作常以“坚持人道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主体性突出”的话语彰显其文学史意义;而对于弘扬集体意识、描写个人如何经过自我改造及被改造从而融入历史大潮的创作,却又以“个人奋斗的局限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为理论资源加以判断.再如洪子诚在写作新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时,就承认“‘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但本书又不一贯地坚持这种尺度.某些‘生成’于当代的重要的文学现象、艺术形态、理论模式,虽然在‘审美性’上存在不可否认的阙失,但也会得到应有的关注.”应该说,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这种“两张皮”现象不能不说是亟待突破的一个瓶颈.

何平:我们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标准可靠的时代,所谓标准就是意义,标准让我们得以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没有标准和标准的多样化都可能导致个体对世界把握的困难,前现代和现代时代的标准与权威就像匮乏时代的物质选择,确立和认同都比较单纯,一旦选择的可能性多了,反而容易产生无所适从的标准焦虑.当下标准的游移不定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每一个文学批评者和文学史研究者身上,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针对不同时段的文学现象持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如果能贯彻到底还是能够看清某一时段文学现象的独特性的,因为除了标准问题,文学研究还存在视角的问题,要为每一个文学现象都寻找到一双合脚的鞋,标准和视角不做一些变通恐怕也不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按主流意识形态标准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徐志摩等作家会成为漏网之鱼,现在换一个标准重新去梳理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就像几年前海南出的一套对作家重新排座次的作品选,你不能简单以为“没有了茅盾的20史完整吗”的质疑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刚才晓华说到标准的相对、模糊,我想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其实就是在这种标准的寻找中完成意义的生成,因而,我们谈论标准的最终目的并非为了征服、打压与取代中定于一尊,而是选择、比较、碰撞和对话中让标准自己显露出来.

晓华:所以在检讨过去标准问题的失误时千万不能再犯同一种错误,在文学领域,乃至一切人文学科,都切忌使用一成不变的标准,换句话说,在这些领域,与学科的进展本身就是标准,它是未定的、生成性的,它们是标准化社会中的例外.

汪政:我个人觉得谁也没有为文学立法的权利,但谁都可以是自己文学的立法者,个人的阅读具有天赋的权利,我只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经典,说白了,它离“我”非常近,它对“我”的成长具有意义,坚持了这一点反而不会导致标准与经典的相对主义,因为人同此心,心同一理,人们总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因而会作出相似的选择.

张光芒:所以,现在更迫切的问题不是能否找到一个统一标准的问题,而是作为独立的文学研究者有没有自己的标准意识.文学研究在本质上也应该属于“个体写作”,许多研究者要么追逐着别人的标准,要么使用着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独创性的标准,更有等而下之者几乎从来不考虑标准不标准的问题,或者跟着感觉走,或者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而随意转移价值立场及角度.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这些年来,无论现代文学史或者当代文学史,极少有学术型的专著,绝大多数是“集体作战”的“结晶”,不同文本之间除了视角、作家作品的选择有所差异外,在价值判断、文学史观等更深层次的结构上大同小异.究其根源,这与研究者自身的文学史意识的浅薄、价值标准的游移是分不开的.

何平:光芒提的这个现象很有意义.我至今也搞不懂为什么我们总习惯以集体写作的方式进行文学史的写作,一些文学史著作甚至喜欢把多少院校多少研究者参与其中作为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这种集体写作的模式在学科开创之初好像还能理解,毕竟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来做,何况事实也不尽如此,以现代文学为例,在工作基础不见得比现在好的情况下,周作人、朱自清、王瑶不都独立完成了他们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吗?我看这还是人多力量大搞人海战术的潜在心理在作怪,但文学研究毕竟不同于力气活,人多了大家聚在一起,要目标统一,那只能牺牲个性,而到了具体的研究、写作中间那些为了共同的目标牺牲了的个性又在涉及到具体的研究对象时起死回生.

贺仲明:文学史的集体写作现象的关键还是在于作者们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学标准,就像汪政说的从众心理.从深一点来讲,这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文学标准确实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和相对性,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知识分子,又确实具有为文学立法的职责和义务,要明确一个大的方向.尤其在评判当下文学时,有没有标准,用什么标准,确实是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事情.事实上,当前文学研究的转向也密切联系着文学的标准问题,比如当前正热门的文化批评方法,许多批评者所持的标准就是文化标准而不是文学标准.在他们眼里,文学作品只具有文化文本意义,艺术上美不美,思想上深不深刻,都在其次.最近由李陀等人发起的对“纯文学”的批评,就体现了这一批评的力量.

汪政:这与标准问题有关,是标准迁延的结果,而且,它涉及到文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的问题,即什么是文学,如何看待文学.仲明的这个话题让人们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文学“向内转”口号的提出以及引发的讨论,这个事件意味着文学向自身的回归和对自身的关注,同时,文学批评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学批评逐渐失去了过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而审美的形式主义批评多了起来,批评走向多元.但是这样的情形到现在又变了,文学开始“向外转”了,文化研究热了起来,注重当代性,关注一切文化形式和文化层面,注重对象与外部的关联和对现实的介入与批判,在这个氛围里,文学的位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成了元素,成了素材,它已经不可能再拥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了,审美价值判断也变得非常困难,有时一部艺术上拙劣的作品对一部形式上精致的作品更适合文化研究者的口味,因此它或许表达了一种被文化研究者认同的文化诉求.所以,在目前,文学研究中的非文学倾向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学批评会不会被文化研究同化、取代和挤压?批评会不会“得意而忘言”?这确实是让人担心的.

张光芒:关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趋势这一问题,我想它的出现有着合理性与必然性,并不全是文学研究者主动向文化“投降”的结果.其根源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流行,许多文学创作自身也从审美“向外转”,等等.在费瑟斯通看来,“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间界限的艺术亚文化”是不可否认的新时代的气象,马尔库塞甚至提出了“艺术必须被扬弃”的“艺术终结”论,他认为,艺术的消亡乃是美从幻象领域的解放:“当美不再表现为现实的幻象而是作为现实本身和现实的快慰而展现时,它将会开掘出一种崭新的内蕴.等不过,或许美和它的快慰一点也不会移交给艺术,或许艺术本身将不再具有对象.”(《审美之维》)这就完全肯定了艺术消亡的合理性.当艺术消融于生活化的文化海洋之中时,文化批评自然应运而生.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仲明与汪政对文学批评将要“消亡”的担心是多余的.前几天在北京开了一个议题为“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的学术研讨会,很有意思的是,开场发言的童庆炳先生一上来就对会议的组织者(也是当场讨论的主持人)陶东风的“文化批评”进行了猛烈抨击和否定,言其将麦当劳、流行服装、广告等等全都纳入文艺研究的范畴,“不伦不类”,实际上是背离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轨道.当然,这主要是从维护学科的纯洁性角度批评文化研究倾向.我想,文学批评存在的更根本的意义在于人需要通过美通往超越性,通过审美这一游戏冲动达到人的自由和解放.在审美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泛文化批评仅仅是顺应、迎合或者迁就了这种潮流,以审美为本位的文学批评尽管不为时尚所瞩目,它却是“为未来而批评”.

晓华:随着社会的变化,新兴学科的诞生是正常的,研究者工作的转移也是正常的,只是怎样的布局才是合理的,我反对过分扩张某一学科的做法,而且,不管从哪一方面看,现在已不是诞生学术超人的通才时代了.

贺仲明:在这一点上,我以为首先应该允许各种批评都有自己的空间,不应该去利用学术权力去限制其他的批评方式.文化批评有意义,但并不应该影响纯文学批评的生存.其次,我以为文学批评最首要的标准还应该是文学性,毕竟,文学的本质是在这里.如果整个文坛万马齐喑,只有文化批评之天下,文学批评也就不成其为文学批评了.而且,长此下去,文学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标准,文学到底应该是美的体现者,还是仅仅作为文化概念的承载物?就很值得人忧虑了.

汪政:我的感受是很复杂的,只要在当代文学研究有了“与时俱进”十几年历程的人都会有这方面的感受,人会不自觉地被潮流裹挟着向前奔跑,不得不追逐着一个个符号系统,我曾经天真地想,如果历时性的潮流变成共时性的流派,局面会怎样?

何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后来者居上的思维定势.80年代以来,政治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形式的,各种批评样态都在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手里演练了一遍,在这过程中,研究者就像掰玉米的熊永远以为下面的是最好的,可到头却是两手空空.事实却是,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审美的,还是文化的、形式的,每一种批评样态和批评范式都有它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现在如果真的大家不以研究者所持的样态和范式论英雄,将这些范式和样态同时铺展开来,让他们各擅所长,恐怕我们的研究会深入许多.

贺仲明:还有一个问题也联系着文学的“立法权”问题,那就是“酷评”.酷评的存在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还值得思考,为什么有批评家那么热衷于这一方式.与之相关的还有吹捧式批评.

张光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当下,吹捧式的批评反而起不到真正的吹捧作用,反而是骂派“酷评”真正吹捧了被骂的人.前些日子南京大学请著名“酷评家”朱大可来做报告,让我去做点评.我当时就说,名义上朱大可是“下半身写作”的“第一杀手”,但实际上是“身体写作”的真正帮凶.靠酷评非但不能阻挡“身体写作”,反而加速了它们的长驱直入.我的结论是,要想真正对“身体写作”起到批评作用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读者不看;第二,朱大可闭嘴!朱大可倒是很客气地承认了这一点,并接着补充了一点,说葛红兵的小说本来只卖出两千册,因为他大骂了他一次,结果一下子使小说卖到七千册.也许我们的文坛真是进入了后现代阶段,后现代的强大就在于它连自己的反对者也变成自身的点缀.

贺仲明:在这个意义上,酷评与吹捧式批评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对文学的曲解和利用.汪政:酷评也好,吹捧也好,官样文章也好,这都是一些现象,一些结果,关键还在于我们要追本溯源,是怎样的权力在左右着批评的取向,在目前的情况下,从制度、规则着眼已无济于事,我以为重要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同时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是确立批评从业者的底线,这与倡导废除文学中心权力,坚持标准与经典的个人选择权并不矛盾,它牵涉的是远远高于这些问题之上的普泛的核心价值问题,是根本性的.这种核心价值既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建立在现代公民道德之上的,比如我可以支持我的标准,但我绝不强迫你接受,再比如你可以赢得好声一片,但我可以、更应该坚持我的立场,宁可缄默,也不附和.

何平:我同意汪政的看法.某种意义上,赋予每个人自由言说的权利是文学领域实现化的前提,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权力下放的同时,也把权力可能滋生的腐败和专断一并下放了.吹捧式批评说穿了就是文学领域的一种腐败现象,而相比较而言,酷评要复杂得多.说老实话,我还是不太清楚酷评是怎样的“酷”法,是以自由思想、独立判断为底子的冷峻的不徇私枉情的“酷”呢?还是像“酷”这个词所翻出的时代新意,是时尚,是“作”呢?如果是后者那只是冷酷的面孔媚俗的心,当吹捧者沦为“帮闲”时,这样的酷评也堕落为“帮忙”.

贺仲明:我理解这个“酷”,既有时行的“作态”之意,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和狭隘,以及态度上的缺乏友善和对话之意.

张光芒:对,所谓“酷评”在当下是与“作秀”联系在一起的.仲明所说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狭隘”常常表现为“道德酷评”.这种批判之所以极易吸引大众读者眼球,迅速取得“哗众取宠”效果,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人习惯于将内圣、外王混在一起的传统文化心理.李泽厚就感叹过,前些年,顾准、陈寅恪热,许多学人大讲二人学术成就,就是当代中国顶峰云云,其实,衷心感佩的乃是他们二人那种探求真理、威武不屈的精神.真正了解其学术成就的并不多,且二人的思想并无原创价值.“因精神而盛赞陈、顾的学术成就,就如因同一原因而大贬郭沫若、冯友兰一样,都是上述传统心态的呈现”.这话很有道理.近年有人在“屠鲁”时也把鲁迅不愿去从事活动而否定他的爱国心并进而否定他文学史地位的重要依据.再如朱大可,尽管他自谓要“划清道德酷评和文化酷评的界限,并把批评严格限定在‘文化’的底线内”.但实际上他经常违反自己设定的界限,像他批评张爱玲“具有几乎所有女人的缺点:自私、贪婪”等等,不仍然是地地道道的道德批评吗?


贺仲明:从本质上来说,酷评和吹捧式批评体现的都是对文学批评权力的滥用.我们讲文学立法权力,其实我们每一个文学批评者,每一个文学研究者都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你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意味着你的标准也在参与到整个社会大的文学合唱中去了,也就体现了一定的权力.所以,每一个研究者、批评者对自己的文字要慎重,不能完全以个人情绪说话.

酷评和吹捧式批评对文学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最重要的,是使批评彻底失去自己在文学创作流程中的位置.文学的产生由作者、批评、读者三个阶段构成,批评家应该承担对作品的诠释和解读作用,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优秀的批评,促进作家和创作潮流的健康发展,引导好的阅读期待,创造出良好的文学氛围.当前的文学批评却是在毁坏这种氛围.作家不信任批评家,读者也怀疑批评家的话,其结果是走向文学的自恋.晓华:对,比如酷评之类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媒体和商业权力的迷恋是普通读者都能感受到的,问题是在一些更为“专业”的领域,权力的侵害可能更隐蔽.

贺仲明:是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就是近年来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件事情.围绕着当代文学应不应该写史,如何写史,以及如何评价现有的当代文学史,许多学者参与了争论.文学史的问题事实上更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研究中的权力问题.

唐先生在80年代初曾经对当代文学能否写史的问题表示过质疑.应该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与当时有所不同,当代文学已经发展了五十多年,已经有了历史的沉淀,写文学史已经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唐先生的提醒仍然有启迪意义.就是在一个缺乏超脱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写历史,如何确立文学史的标准.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学科的文学史写作比较起来,当代文学史确实是最薄弱的,值得思考和总结的东西也是最多的.

何平:由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现在进行时”的特征,很多时候它需要为活着人的立传写史,这就难免“法理”和“人情”的纠结缠绕,因而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中非文学因素的渗透与干扰某种程度上显得更为具体和日常.

贺仲明:当代文学史中还有许多概念需要澄清,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比如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到底特征是什么,包括些什么作家,当时的批评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需要文学研究者重新进行梳理.文学史的撰写应该建立在科学客观的研究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批评之上.因为既然是“史”,就应该有史家的见识和严谨,不是随意运用标准,更不能作为个人意气或结党营私的工具.目前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确实过于随意,过于泛滥.

张光芒:仲明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大症结,它反映了文学史家应有的“文学史观”意识的匮乏.其实从“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直到近年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等说法,都是如此.严格说来,直接将当时评论界流行的概念照搬下来,这不属于“文学史叙述”,而是史家主体缺乏“史”的整体意识、“史”的叙述能力以及“史”的哲学观的表现.我认为,好的文学史必须具备一些起码的底线:它的标准――包括艺术标准、思想标准、人性标准等等――必须具有统一性,其“史”的线索――按照文学史叙述者的标准重新梳理的文学进程――必须明晰,其体例则必须以“史”为本体.比如,“伤痕文学”与“先锋文学”两个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关 键 词 就不是基于同一个标准,将二者并列就缺乏历史感和统一性,而现有的“思潮史+文体史+作家论”的拼凑式写法更是一种偷懒.

何平:对光芒说的,我的理解是大家有选择标准的自由,立法的自由,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宽容到向朝三暮四妥协.

贺仲明:文学史写作的核心还是一个文学权力问题.我想,比较起论文、专著,文学史著作更存在着一个立法权的问题.中国文人有写史的传统,也有尊重历史的传统,所以在古代,虽然史官官位不高,但还是很有权威的,因为它掌握了一个话语权,这个权力是超越时间限制的,像司马迁、董狐这样的史官,就非常珍惜自己的权力,但也有许多史官事实上只是弄臣而已.文学至今天许多文学史作者肯定也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但是否都对自己的这份权力充分地负责,很难说.

何平:文学史写作中间可能还不仅仅是研究者爱惜羽毛坚守学术立场的问题,毕竟同样的也“为文学立法”,文学史写作所面对的不是个别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研究资源进行整合,因而如何在坚守自己立场的同时又能兼容并包,是一个值得文学史写作者深思的问题,不然我们的文学史有可能滑向党同伐异的泥坑.

汪政:现在看来,问题已经越来越显豁了,标准也好,经典也好,批评的时尚也好,文学史也好,在其中作祟的都是一个“权力”,大权力,小权力,主动的权力,被动的权力.在中国,这种情况更为复杂.大到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文学是国家的文化行为;小到具体的个人权力,因为一部著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称赏的两个小人物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仲明提到的历史情形在你们大学中文系不还是这样吗?文学教师的梦想就是写作一本文学史,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对整个文学史说话了,指点江山,成一家之言,权威就此而定.如果我们淡化它,消解它,还权于民,还文学于个体,恐怕就不会这样了.

张光芒:我还想对汪政的这个“权力论”补充一点,那就是为文学立法的“权力”与文学史写作的义务感、责任心是相辅相承的.当下文学评论界关注的是对个案的评价,即使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非吹捧式的评论,也基本不涉及文学史意识.当下的创作数量惊人,良莠并存,泥沙俱下,读者常常无所适从,于是很容易为急功近利的媒体牵着鼻子走.在当代文学教学中,我也常常听学生反映对于当下的创作状况难以把握,极其困惑.我想这是当代文学史界没有尽到应有的学术责任,因为,不仅“沉淀”下来的文学应该进入当代文学史,即使那些正处于“进行时”中的当下写作也非常有必要被及时纳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如果研究者能够以史家的眼光和标准及时对当下创作现象加以整理和选择,以独特的敏锐的历史意识加以概括和叙述,这对于创作界、读者以及相关专业的学习和教学,都是极其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谁为“文学史立法”这个问题同时也就是谁为读者负责、为文学史负责、为文学本身负责的问题.

贺仲明:最后,我们再谈谈目前的高校学术体制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高校学术体制是一种对高校教师有强烈影响的强大的权力,而许多当代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具有高校教师的身份,生活在这种学术体制内,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受到它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影响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何平: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现实意义,由于我们现行学术体制的依附性,必然会对体制内的研究者和批评者带来许多的束缚.在高校里个人的研究是与个人的现实生存息息相关的,许多时候衡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并不是看他有多少的创见,而是看他拥有的课题,课题的级别,论文的数量,特别是论文在哪些刊物发表,而课题和论文又和职称、工资、住房、津贴,甚至社会荣誉联系在一起,这就导致高校学术体制内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充满了功利色彩,而且,在当下,一定程度上,课题的审批和刊物的出版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垄断在少数部门和人手中,无疑这又加剧了高校学术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蜕变为资源的瓜分和争夺,在思考文学问题之前先得思考生存问题,先得学会揣摩风向.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学研究最终会为谁去立法.

张光芒:你说的这个问题也直接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那就是,占据最有力的传播权力的文学史绝大多数是教材型而非专著型,是“集体作战”类而非“个体写作”式,是彼此重复、观点中庸者而非个性突出、见解深刻者,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使用和推广哪种文学史、哪种文学批评和研究范式,首先取决于谁可以拥有强大的资助以及足够的权力,或者只要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另一种权力――即能够占据充分的媒体资源――也行,至于其内容本身到底有多少突破,多少新鲜的见解,对学术有多少推进则是其次的事情.这种“权力”所带来的潜在的后果更是巨大的,在学术的名义包装下,一些或片面或陈腐或浮躁的东西,会深远地影响一批批、一代代人的成长,它既表现在文学观念、写作态度上,也表现在人生态度、思想情感、价值取向上,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终生的思维方式.

晓华: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校的地位越来越高,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高等学校真应该有相当的责任意识,但高校目前的学术体制的负作用已非常明显,打假、天天有闻,而更隐蔽的是在方法、导向上.这几年来文学批评的风气,乃至文风、文体都在跟着高校走,现场的、感性的、鲜活的越来越少,这是令人忧虑的,现在,哪一个学术刊物变为核心,就意味着它的生气将会与日俱减,当然,高校也不是孤立的,比如还得与国际接轨什么的,想想,权力真是可怕.

汪政:我前几天在祝贺一本文学批评刊物成为“核心”时就表达了我的担心,学术再怎么规范,大一统格式化总是可怕的,这是集权意识的现代翻版,文学研究的生气与自由不仅表现在说什么上,也表现在怎么说等形式上,从这个方面讲,现在的所谓学术规范包括文体是不是进步,真是很难说,我想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目的还是为了交流,如果人为设置障碍,阻塞交流,那不是南辕北辙了吗?现在到处讲规范,我觉得都有点本末倒置,成为权力的泛化与游戏.

贺仲明:“规范”确实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如现在许多高校都将科研成果进行量化,在计算时,文学刊物上的批评文章就远远不能与各种学术核心期刊相比,有些高校甚至不将批评文章算为科研成果.这自然会影响学者们参与到文学批评中间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文学研究界与创作界的隔膜.我个人觉得,在当前,这种隔膜已经相当明显,相当深厚了.

汪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与现代学术体制如何定位文学学科有关,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应该多大程度上追求通约性与普遍有效性?而从目前的学术制度及研究方式而言,课题制、项目制也在技术上助长了这类研究中冲淡个性、追求认同的学风,现在的研究者,包括创作界特别害怕孤独,特别害怕被漠视,被冷淡,从众与领众的心理都非常强烈,“队伍”意识非常强烈,其实,个性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固然不拒绝认同,但不能建立在牺牲个性的基础上.

张光芒: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既需要学术体制的自由度,更需要知识分子对体制的超脱,需要建立对文学真正的关注和热爱.高校不应该成为躲避风雨的栖息地,更不应该因此而束缚自己的创造力.

贺仲明:福柯曾经非常详尽地剖析过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对此,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肯定都会有所感触.我们以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为业,对其中权力的感受自然很深.我们上面所谈的,只是这种权力体现的几个方面,几个技术层面的权力.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每一个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逃避,甚至无法拒绝.但我想,这种权力其实并不是完全自律的,它需要社会和大众的认可.如果有一天,文学失去了大众,被社会所抛弃,这种权力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运用这种权力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要对自己,更要对文学负责.否则,就有可能像一个不高明的玩魔杖者,弄得不好,就有可能将魔杖丢了.当然,还有方法上的问题.若能让魔杖不丢,又能玩得漂亮,吸引人,自然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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