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言必称西方的时代,我们迈着匆匆的或蹒跚的脚步追赶着西方批评话语!谁最新占有西方文论的某一块资源,谁就最先抢占了中国批评的话语霸权,谁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学术权威!回顾最近批评的发展历程,情况莫不如此.假若我们要在自己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得不静下心来大量阅读西方批评理论,关注西方批评现状,留意西方批评的发展动向.因为我们谁也离不开西方批评这块带诱惑的资源,这种追逐西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已波及到我们的传统文学、文献学及文字学等领域,而这一切莫不是在西方批评话语控制下,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西方的批评轨道的明显表现,我们的批评似乎踏上了追赶西方批评的不归之路!?
其实,我们对西方批评的借鉴与引进是伴随着屈辱的历史而开始的,它已有不下百年的历史,但这是一个非常自觉而又自然的过程,我们从梁启超、王国维、徐念慈等对西方批评话语的借鉴以及与传统批评话语的融合所代表的近代批评中就可窥见一斑.之后,在异域之风强烈吹拂下所带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以强烈的反传统精神,使传统批评土崩瓦解.在近代以来就引入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科学”与“”的旗帜下,更加深了西方批评的传播,特别是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的引入,这使我们的批评逐渐走向深入与科学化.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也传入中国,并逐渐形成批评的主潮,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进一步中国化,这一批评观念一直延伸到当代；解放后,我们的批评沿袭了前苏联批评模式,这更加深了政治对文学的介入.而到80年代初,我们对政治介入文学批评进行了否定,伴随开放之风,我们形成了引进西方批评的热潮.而这些批评一旦进入中国,就以其新颖、独特而活跃于批评界.因这些新方法能较好地切入文本与当下文化现象,这使我们的批评视域愈来愈宽广,也使当下批评日益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学院化.可我们静心反思,这是我们的批评吗?我们感觉我们的批评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左右,我们长期以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述说着西方批评的话语,用西方理论极不自然地解剖我们面临的一切.这种追逐西方批评的趋势愈演愈烈,难怪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失语症”问题①,而在90年代中期就有这样的呼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最为严峻的问题是理论的‘失语症’”②,并提出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可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建构了什么?我们的批评在建构的路上一直停滞而彷徨不前,似乎只有西方批评才能刺激我们当下的批评,才能让它显示出生机与活力.
我们都知道,西方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是一个理论建构的世纪,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伊格尔顿发表《文学理论》之时就掀起了一阵理论的热潮,而当他发表《理论之后》时已预示了西方理论的热潮已成为明日黄花!在当下西方批评语境下,在我们茫然地追赶西方批评的不停脚步中,我们也有这“理论之后”吗?如果我们较长时期没有自己的批评理论?又何来这“理念之后”!
在当今全球语境下,我们应该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任何批评者都应有自身的理论,它存在于批评者头脑中,并运用于批评的各种原理、范畴、术语之中,且它们相互联系组成内在统一的整体,并按一定层次组织起来构成批评者在批评活动中的理论体系,但这一理论体系应怎样形成?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这也是一段我们须经历的坎坷之路,它长时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批评者自身以及我们民族的批评理论都须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总观我们当下的批评,它正在经历“西化”阶段与“西合”阶段.从“西化”阶段看,它从一百多年前的西风东渐就已开始了,只是“西化”的程度深浅不同而已!且这种“西化”经历了自然,继又自觉,再到当今疯狂的过程.事实上,西方批评理论已成为当下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不可替代的资源,对西方的资源,我们应广泛占为己有,但其选择的批评理论首先应该与批评者自身的批评气质相融合,并应在西方批评话语中寻到与自己理论气质相契合的支撑点.我们观察西方当下的批评大家,他们对文本的细腻解读以及批评方法的纯熟运用都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如流行于当下西方的批评大家：伊格尔顿、巴赫金、詹姆逊等莫不如此.但这是一个批评者自身的理论气质与所处民族文化语境中的批评对象与所选择的批评方法很难协调好的问题,我们不难理解这就是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批评总是那么生硬而不自然的重要原因.
因此,按照批评运行的自然逻辑,它还须经历以下阶段――“西合”阶段,即从西方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找到两者的契合.即,一方面,在我国传统批评理论中寻求理论的基石；另一方面,从西方批评话语中吸取营养.这成为当下,甚至从“西化”一开始就有人注意到建构我们批评理论的重要途径.比如王国维,他很早就注意到移入西方批评话语而不注重自身批评理论的建构必定带来弊端,其《(红楼梦)评论》就是运用叔本华的悲剧观来批评这部古典名著,他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之悲剧”；但又认为中国悲剧精神与悲剧意识不存在,这与朱光潜用西方理念营构的《悲剧心理学》所认为的中国没有悲剧相类似.这一情形说明,运用西方文论批评我们的自身对象并非具有普遍适用性；西方文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一定要与自身民族批评理论很好地融合,刘若愚就认为：“任何对中国文学的严肃批评,都必须考虑中国批评家对本国文学的认识,而不可把完全根源于西方的批评标准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文学上.”同时,他也看到中国传统文论的弊端,而重要的途径就是“中西文学批评的概念、方法、和标准的融合”③.一位西方汉学家也看到了中西文论各自的优缺点,“中国传统解释不了文学的若干层面,而它们可能恰好是西方传统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层面.”④我们再看王国维尔后写的《人间词话》,就采用了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形式,但又突破了传统的局限,运用了“康德、叔本华的‘审美意象’说与艺术‘理念’说,结合传统诗论中的‘意象’、‘形神’、‘兴趣’、‘神韵’、‘自然’以至笔情墨趣、文趣诸说,加以变通改造,构成了自己的‘境界’(意境)说.”⑤
这种寻求中西文论的融合而使传统文论现代转型并没承续下去,“五四”新文学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取代了传统文学,文学批评与创作都放眼西方.此时的批评可概括为西方批评与中国文学现实的融合,其中具有特色的批评家是李健吾等采用的西方的主观印象批评,这成为当时文学批评的一种主要方法.胡风有意识地营构自己的批评理论,他认为：“新的理论得从现实取得内容,这就是反映历史的发展的我们思维的发展,不过说发展,不但不能把思想活动中的和历史的遗产割断,而且要积极地继承并且发展那里面的正确成分,因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人智累积的结果,而只有这才是人智累积的惟一道路.”⑥他更进一步地论述道：“如果理论工作不从过去发展下来的到达出发,它不但不能前进,有时还要后退.”⑦他所说的历史主要指“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由于所处的时代及环境等原因,他不可能有更多的余暇从传统文论中寻求理论的基石,他的批评理论多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现实化,因此,多的是真诚与热情,而少的是理论的底蕴.但即使如此,这一代批评家由于他们传统文化底蕴的深厚,以及他们多把自身的创作体验融入自身的创作,因此,他们的批评也比我们今天的批评纯正而自然得多.真正能将西方文论与传统文论做到很好融合的是钱钟书.作为一位现代学人,他放眼西方,认为要建立一个现代的、科学的,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舍弃比较文学是难以奏效的⑧：同时,他也不忘传统文论,他认为,“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释,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⑨.而他的《谈艺录》、《管锥编》是在娴熟纯正的文言背后,运用西方文论来探讨中国传统文论.历史的发展似乎有些相近处,《人间词话》与《谈艺录》这既是世界的,又不失自身民族的都是用我们传统的言说方式所铸就,当然,我们并非是说我们应回归传统的言说方式,但它证明了,似乎只有回归传统,才能从传统中找到我们理论建构的基石.
传统文论与传统根基,这正是我们当下批评家所缺乏的,它是制约我们批评理论的建设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我们应对我们批评的现状,进行自我批评与反思,回顾我们的批评所走过的路,并依照我们批评发展的自然逻辑,认识到我们批评理论的建构应有一个回归传统的过程.我们反思,在当下,传统批评话语作为我们批评的资源,我们究竟开掘、继承与发展了多少因此,在当下,仅仅“西合”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回归传统本真”并还原于当下现实,即传统是我们批评理论发展的土壤,也是我们批评理论建构的起点,我们新的批评理论的形成应该在回归传统之中找到承续我们批评理论发展的精神联系,并建构与当今现实世界尤其是全球化背景的中国文学相适应的批评理论,这才是我们批评理论建构的当下策略.
就回归传统而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批评家就已提出,如杜书瀛先生认为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他认为“既然是中国特色,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无可回避,即必须面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特别是传统文.”⑩童庆炳先生也认为：“我们必须把中国古典,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作为一个对象,走到里面去等使它成为我们今天文论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和参照”(11).季羡林先生则是走得更远些,“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12)上面这类观点的提出是与当时兴起的“国学热”相适应,它成为我们一段时期以来启发我们建构批评理论的重要途径.然而,它也可能成为我们当下批评的一个弊端,在我们追逐西方与回归传统而使我们的批评日益走向科学化、系统化的同时,却有可能使我们的批评理论日益脱离现实.
在当今后现代“消解中心”这一全球语境下,我们批评理论的形成更应该与现实尤其是创作现实相结合；我们反观西方,每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出现都是与其现实语境相应合而出现的.童庆炳先生针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指出：“今天学者们看重传统,也是要解释传统,以新的人文视点重新阐释传统的文化文本,释放出传统文本中健康的、清新的、向上的信息,以重新塑造现代人的灵魂,以健康的精神境界,去面对这‘钱’欲横流、‘物’欲横流、人欲横流的世界,为人类营造新的精神家园.”(13)事实上,盲目追随于西方,是我们当下文学批评的主要弊端；但回归传统,又不能脱离时代与现实,这也是防止我们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警示.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个性的民族的文学,而一个民族更应该有自己个性的批评理论,且是符合自己时代的文学以及符合时代的批评理论,刘勰《文心雕龙》之《时序》篇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4),这正是对此的很好说明,在当今,我们要建设的文学理论,是“在整合古今中外文论的基础上,在总结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与我们当代的创作实践相适应的、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15这也许是步入世界文学轨道的我们当下的批评应深思的.
注释：
①黄浩：《文学失语症》,《文学评论》1990年2期.
②曹顺庆：《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10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第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⑤王国维著、佛雏校辑《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第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⑦胡风：《胡风全集》第二卷,第554、55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⑧⑨黄曼君主编,《中国20理论批评史(下卷)》第768、76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⑩杜书瀛：《面对传统：继承与超越》第20页,钱中文、杜书瀛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13)(15)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第340、326、34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2)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1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下）第671、6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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