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文学改良”的“革命”话语追述与修正

一些较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对新文学早期文献缺乏历史还原与细读,从字面理解误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言的是文学“改良”,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言的才是文学“革命”,并以此断定胡适改良主义之不彻底,肯定陈独秀首举文学“革命”大旗之功.等其实,二者的主张皆为文学“改良”,仅仅是表述不同而已.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重写”的文学史还原这一历史场景,注意到胡适、陈独秀文学观念中的改良内涵,但又忽略了言说者对自己观念的后期阐释与修正,同样存在历史的迷误.细读胡适关于新文学理论的论述,可发现他对新文学从“改良”到“革命”的解读意图.他通过追述新文学发生史,重新编码历史信息,在重构新文学知识与信念的同时,确立新文学起始期的“文学革命”性质.由是观之,新文学倾于激进的革命性主张,除社会对文学的规制,后来文学史家的误读外,其原本就是新文学倡导者所期待的,是他们自觉皈依文学“革命”而建构的话语产物.所以,对新文学发生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的解读,都存在盲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新文学由“文学改良”而挪移至“文学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

一、新文学早期话语:“革命”姿态与“改良”内涵

胡适“文学革命”的想法最先酝酿于留美期间与朋友间的讨论,然“革命”一语与后来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的“改良”词义相近.“文学革命”一词,最先出自胡适1915年9月送留美同学梅光迪的一首长诗,其中有“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梅光迪的辩论中有:“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任鸿隽在回胡适的游戏诗中也有“文学今革命,做歌送胡生”.胡适回应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他’可见当时讨论文学时,他们常把“革命”与“改良”混用,“革命”一词其实就是改良之意.

后来胡适也承认,“这一次论争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这在他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也得到印证:“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等”胡适把传统文学的发展和演化归于六次革命,解释说:“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可见,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主要来自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无论是天演进化,还是循序渐进,都非激进的主张.任鸿隽后来写信评胡适以白话做诗时也说:“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胡适在后来的《谈新诗》一文中说用白话做诗的尝试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即是一件大事,依然持改良的态度,故说:“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

由此观之,胡适早期“文学革命”中的“革命”一词,主要援引的是梁启超假道日本来自西方的意义界定,含有汰变、革新之意.并非传统意义上以激进暴力方式改朝换代的社会政治“革命”.强调的是文学的自然演化和新变,而非以激进方式与传统的决裂.同时代的钱玄同、傅斯年及郭沫若等,也都意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继承关系.在致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说“粱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郭沫若也曾提到:“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当推数梁任公.”傅斯年也承认:“文体迁革,已十余年,辛壬之间,风气大变.此酝酿已久之文学革命主义,一经有人道破,当无有闲言.此本时势破而出之,非空前之发明,非惊天之创作.”从参与者的论述看,五四“文学革命”,是晚清梁启超文学改良运动一脉相承的果实.由于观念上的传递,在用语上借用梁启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的“革命”一说,自是当然,所以胡适、陈独秀等常用文学“革命”来言指文学的“改良”.但在正式场合,胡适对“革命”和“改良”的用语还是有所区分.他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阐明其文学主张时,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人手”,他用的是“文学革命”;而在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与信件内容基本相同的《文学改良刍议》时,他则把常用的“文学革命”换成了“文学改良”,避免与社会话语中的“革命”观念相混淆,也意在声明自己文学上的改良主张.

胡适的文学改良主义,也体现在他白话新诗的“尝试”上.胡适认为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演化背后,实际上是文学表现技巧的提高和内容的丰富,尤其是思维方式的进步,同时也符合中国文学进化的自然趋势.因此,他将自己的新诗视为承续中国文学进化轨迹的又一次诗体大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从而把自己的白话诗纳入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以证明其合法性.从他论述新诗的逻辑和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看,胡适坚持的不是文学的断裂式“革命”主张,而是渐进式的改良;不是对前代文学的完全推翻与摒弃,而是接续传统资源所进行的更新与创造.但他也意识到,“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的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在这里,他用“革命”一词区分改良的程度,但在下文又特意解释说:这种“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时间内猝然实现,故表面上有诗界革命的神气”.胡适把自己白话新诗的试验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相比附,可见他所认同的还是文学改良的主张.胡适还特意提醒读者注意沈尹默的诗歌《人力车夫》中的“古乐府”的气息,以及脱胎于《孤儿行》的事实;也提醒读者注意自己《鸽子》一诗中“词调”的存在.胡适一再强调新诗背靠传统,而不是悖逆传统,努力拉近新诗与传统诗词的关系,强调新与旧之间的藕断丝连,新中含旧,旧中启新.


后被视为举“文学革命”大旗的陈独秀,在声援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虽用的是“文学革命”,但实际观念与胡适的改良主张是一致的.陈独秀开篇即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日,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等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进化.”他用了当时在社会上颇具魔力的“革命”一词,但特意强调自己所言革命源自欧洲,与汉语中朝代鼎革的“革命”之意不同.在此,陈独秀观点鲜明,对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做了区分.但他在后文中又说:“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这里,他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纠缠到一起.“三次革命”皆指社会革命,与前文中的文学“革命”中的“革命”含义不同.而且三次革命的内涵和社会影响、意义也存在差别.戊戌变法倾向于改良,辛亥革命则是改朝换代.皆以“革命”指称,容易使人误解,从而把“文学革命”理解为辛亥革命一样的彻底变革.接下来陈独秀在讨论传统文学变迁时又说:“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这里的“革命”又回到了文学的自然进化.陈独秀对待古代文学的态度,有破有立,即他所言:“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目的在于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在陈独秀看来,这些需要建设的新文学,实际上已存在于传统之中,只是长期受压抑,需要去发扬光大而已.这一点类同于胡适对白话文学的理解.由此看来,作为社会革命家的陈独秀在文章中的“革命”一词虽有歧义,有时在社会革命与文学改良之间游走,但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始终秉持的还是改良主张. 但陈独秀作为一个思想革命领袖,孜孜不忘:“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意图把文学改良与政治革命相结合,“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陈独秀的着眼点是借文学改良解决社会政治革命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功利目的,很容易把文学导入社会革命的轨道,也易使读者把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混为一谈.而陈独秀极端的态度也造成了对其文学改良理念的遮蔽.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支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等”还说:“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加之后来“不容反对”“不容匡正”的绝对主张,易使民众形成视文学“革命”为如火如荼激进的社会革命的错觉,也使后来的新文学参与者更多受其革命精神与姿态的影响,而忽略了新文学早期改良的基本立场,把新文学视同与传统文学对立,从而全盘、极端、粗暴否定传统文学,致使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激进思潮逐渐占了主流和上风.但从文学理念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胡适和陈独秀其实如出一辙,都坚持“文学改良”的主张,仅仅是表述方式上的差别而已.文学革命中另一位善打攻坚战的刘半农也谈到:“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之于前,复由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之于后.”但需注意的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虽与胡适“文学改良”同义,但在文学改良“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的情势下,“革命”很容易被当时的社会大众理解并接受,进而使“文学革命”迅速成为一个社会话语,为新文学运动制造了舆论支持.同时,“革命”话语与极端姿态也易招致反对,最终上演了新文学与复古派、学衡派、甲寅派的论战,客观上造成了“反对即是注意”的推进效应.这也正是胡适后来认同“文学革命”,逐渐淡化“文学改良”话语的重要缘由.

二、新文学的“革命”话语追述与知识修正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后,胡适开始放弃“文学改良”这个提法.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虽重申的依旧是文学改良主张,但采用的却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术语.而且,文中的态度开始变得坚决,逐渐放弃了《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商榷语气.强调新文学“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强调“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还意识到之前《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过于消极,故将其改成“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肯定语.把白话文学语言的工具改良,换成了“文学的国语”的实现,为新文学设定一个宏大的社会目标.他还把新文学的次序确定为工具、方法、创造三个步骤.从传统文学方法的简陋,不够做新文学的模范,引出新文学不得不取法西洋文学,为社会否定传统文学的思想埋下了伏笔.胡适甚至对自己当初没有采用“文学革命”一词颇具悔意.在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强调正是“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对自己《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观点,解读为“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可见其内心深处对文学“革命”激进话语的服膺.在诸多文献中,胡适以新文学运动当事人身份,对“文学改良”进行“革命”的追述与修正.

胡适文学观念“改良”与“革命”激进间的犹豫,早在1916年8月9日写给朱经农的信中就有所流露.胡适说他最先提出的“八事”主张,是把“不避俗字俗语”放在第四项,而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却将其改到了第八项.胡适后在1934年的《逼上梁山》一文中特意解释说“这个新次第是有意改动的”,但接着辩称,“我把‘不避俗字俗语’一件放在最后,标题只是很委婉的说‘不避俗字俗语’,其实是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他认同的还是把“不避俗字俗语”放在靠前,而对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将其移后不乏有些遗憾.胡适还揶揄地解释说:“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态度便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帜.”还说“这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对于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这显然是托词.因为从《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看,并非是不敢提,也非是态度谦虚,而是他有意不提.因为自己与梅光迪、任鸿隽讨论中的“革命”一语,本质上就是“改良”之意.当陈独秀发表“不容他人匡正”的言论后,胡适还对其激进主张表示过忧虑.此时胡适重提旧事,把“文学革命”之义更多解释为激进的主张,其实也早已溢出陈独秀对“文学革命”所设定的改良内涵.他十分肯定陈独秀的老革命党身份,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胡适的辩说言辞值得玩味.当时的态度、胆量,他人的反对都是事后说辞.当初自己的“改良”观念是真,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尔后“革命”的阐说也不假.通过《尝试集自序》《谈新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及《逼上梁山》等文,胡适以当事人身份,对新文学早期历史进行重新整合与叙述,通过对新文学运动中激进主张的强调,有意把新文学运动打扮成革命的激进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的机会,对新文学史进行了再一次叙述与修正.他说:“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造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他看到新文学不仅仅是语言形式问题,关键还是思想问题.故此胡适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附,说“正如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那个新社会秩序的成败即是那个政治革命的成败.文学革命产生出来的新文学不能满足我们赞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产生更满意的社会秩序一样,虽有最圆满的革命理论,都只好算作不兑现的纸币了”.在这之前,胡适叙述文学革命,更多是从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念着手,将“文学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延伸至《诗经》中的国风,为中国文学传统在文言之外理出一条白话文学的线索,以证明白话文学古已有之,且成就不菲.而在《导言》中,胡适是从桐城古文复兴对文坛的压制、梁启超等仿效古文应付新时代的失败开始讲起.意在说明“文学革命”是对当时文坛的反动,强调其现实的革命意义,开始有意疏离与梁启超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关系.他又追溯汉字拼音化的过程及失败,说明“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如此煞费周折,是要引出“这重重矛盾都由于缺乏一个自觉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而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纳入晚清之后的语言革新运动的大背景,前者盲动的失败,而后者的自觉造就胜利,可见其革命和超越性,即他所谓的“只有这些革命的见解(引者:其核心依然是《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主张)可以解决上述的重重矛盾,打破了那‘宇宙古今至美’的迷梦,汉文的尊严和权威自然倒下来了”.胡适这时使用的是“解决”“”“打破”“建立”等词,除对《文学改良刍议》标题的引用之外,对“改良”只字不提,有意规避,可见其小心谨慎和良苦用心.而且较少引用自己《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文字,而更多采用的是《逼上梁山》中的文字,回避“改良”而言指“革命”的心思可见一斑. 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之前辩称为何用“文学改良”而非“文学革命”时用的“谦逊”等说法,此时换成了“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而且在白话文学的历史、官话的历史之外还加上了世界文学的影响这个因素,以将“文学革命”叙述为超个人、超民族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大势,而文中还多次驳斥陈独秀的因产业人口发达导使白话文推行成功的观点,将文学革命的成功原因归为废科举、帝制等政治因素,力求强化文学革命的社会和政治资源,有把“文学革命”纳入社会革命的企图.更有甚者,胡适对日记和《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献的引文,所引的多为斩钉截铁的话.如:“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非活的言语,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文学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将为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而且声称,“文学革命”“这是推翻向来的正统,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推翻“正统”,“重建”“正统”的用语,几乎与社会的革命话语无异.此时对“文学革命”中“革命”的解释,基本上采用的是社会革命中通过极端方式造成朝代更革之义,原先的“改良”内涵基本被涤除.而对白话文学历史的追溯,却变成了“这是用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胡适在这里把之前惯用的“工具”说法换成了味十足的“武器”一词,其中所暗含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凸显新文学的革命性质.把自己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比附成“哥白尼的天命”,还进而解释哥白尼用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球中心说;对文学革命使桐城派古文从“正宗”变成“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妖魔”,胡适同样认为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言下之意是,文学革命不仅是新旧文学的对决,还是新旧价值世界的倒转.在叙述到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偏激主张时,他引用的是钱玄同表赞同的话,有意规避了自己对陈独秀极端主张的规劝.引的是“我也武断地说”,“等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在行文上,有意把陈独秀、钱玄同和自己的话连成一个整体,给人形成一种错觉:就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人,在文学革命中都是真理在握,且都持激进的革命主张.在这里,胡适一再强调的是新文学对文言文学的破坏性胜利,而非以前那样从三百篇、语录体到晚清的白话文学一路捋下来,最终通过“历史的进化”引出对白话文学的辩护.在文学革命已过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之后,文中刻意对这部分内容的省略,目的是在叙述中凸显新文学的激进姿态、革命倾向,而非改良的保守态度.

在序言的第六部分,胡适还提出“这一册的题目是‘建设理论集’,其实也可以叫做‘革命理论集’,等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来替代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大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以“革命”“大破坏”“大解放”追加五四新文学运动,至此,胡适通过对改良话语的有意悬置,又一次完成了他对新文学发生期历史知识的革命化修正.使人认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革命”性所在,其关键并不在于白话的提倡,而在于提倡白话的同时,还以相当决绝的姿态宣告了文言的死亡.但作为服膺科学主义和善于小心求证的胡适,对自己新文学历史的革命化追述,还是有些心存疑虑.在说了上面那番话后,还是不忘加一个“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的感叹的尾巴.或许,在他的意识深处,对五四提倡的“文学革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其改良性质还是不容完全抹去的.但这种犹豫和苦心,一般的读者是很难觉察的.

三、“文学革命”话语挪移的意图及效果

胡适为何如此煞费苦心,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正自己的主张,以至于把自己“逼上梁山”呢?这与新文学的发生语境、时代推移中社会对革命话语的认同状况,以及新文学的发展进程有关.

首先,是对“文学革命”正义性的维护.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文学革命渐得人心,且实绩可观,虽还有一些文言小鬼叫战,但随着白话文在教育中的推行,尤其是大量白话文学作品的涌现,文言文学渐趋式微,白话新文学的步伐已不可逆转.重要的是,经过思想启蒙,此时“革命”已成普遍的社会话语,“革命”不仅具备了正义性,而且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而“改良”则逐渐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还有可能因妥协和不彻底成为革命的对立面遭到批判.在这个时候,与其说是社会把胡适“逼上梁山”,还毋宁说是社会情势的发展,新文学历史的推进,胡适自己逼自己上了“梁山”.胡适通过对新文学发轫的重新叙事,把自己的“文学改良”尽力叙述成“文学革命”,以借助社会革命的话语来进一步确立新文学革命的进步意义,以此涵盖新文学更丰富的内容.所以,新文学的“革命”史,并非是后来文学史家贴上的标签,也不是时人随意附会赠予的色彩,而是文学改良的倡导者,尤其是胡适经过多次精心叙述而给自己有意戴上的一顶“革命”帽子.只是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科学方法的倡导者,他通过“科学”的手段,利用话语的重置与历史的组合叙述去完成的,故而更能让读者接受,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习焉不察.

其次,是为了确立“文学革命”的科学性质.胡适在《谈新诗》《逼上粱山》等文中,三番五次回忆自己提出文学革命的经过,回忆与梅光迪、任鸿隽等的探讨和自己白话诗的试验,作为亲历者,通过对事件经过的叙述和整合,一方面是再三提醒社会,使文学革命不被如火如茶的社会运动所淹没而被遗忘;另一方面就是说明文学革命本身的科学性,强调“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以打消新文学创作者的顾虑和反对者的疑虑,意在说明文学革命虽有假设成分,但却是经过小心求证,是西方科学方法的产物,也是对五四以来社会上科学话语崇拜的呼应.如他所言:“白话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再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因此‘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因此失败,便‘期期因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也如他所强调的:“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我的主张的是非”.胡适通过自己的论述,强调文学革命不仅符合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而且也符合现实社会和思想革命的需求,同时也是现代科学观念的产物,用一种知识和信念的方式,来巩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果.面对文言文的多次非难和还魂,胡适用“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从文学史角度确立起白话文学的正当性,尤其是五四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革命的自然发展的趋势”.强调“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新文学’随时起来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这与孙中山“要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的论述,极其相似.胡适对新文学话语激进内涵的强调与放大,并立足于此重新阐释新文学的历史,其意图就是尽量使文学革命的进程与社会革命保持同步,以社会革命的正义性来进一步确立文学革命的正当性. 再次,也是新文学理论重建的需要.胡适通过对新文学进程中激进话语的挪用,从而把“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学的现代性主题纳入到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逻辑整体,确保五四“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源头和历史节点性质.新文学第一阶段是语言形式的革新,即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新文学运动进入纵深阶段,这也需要新文学具有更大的理论包容性.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就说:“光是用白话文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仅以语言文字改革为目标,就不足以面对“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也强调:“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明确主张:“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对此观点予以支持,且把周氏的提法纳入政治范畴,说:“我以为未来的真正的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即“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犹之乎俄国的革命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养的.”当新文学由语言革命发展到思想革命、“人的文学”阶段的时候,新文学早期的改良话语很难接续后来的历史进程,当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不断溢出五四“文学革命”理论框架的时候,就必须为“文学革命”不断重建历史,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为自己确立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胡适通过新文学早期历史的革命化追述,修正早期新文学中的工具主义倾向,借助革命话语的更大容纳能力,从而接纳“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主张.正如周作人描述的那样:“民六以后新文学运动哄动了一时,等后来批评家称之为如何运动,这在他们当初是未曾预想到的.”当新文学发展超越最新设计的工具革命的框架之时,胡适的历史追述与话语重建,也算是一种有效的补救和对新文学理论的完善,以便把不断发展中的新文学纳入自己所开创的五四文学运动的家谱.

所以,新文学“革命”的激进话语,并非全由时人附会,也非后来文学史家的误读,而是其倡导者胡适等人通过多次历史追述、知识修正与自觉形塑的结果.胡适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真理看成一种相对价值,认为在新的经验下,永远需要对已有真理进行价值重估.而对新文学历史和“文学革命”话语的重新阐释过程,事件的取舍与意义的植入,往往充满了颠覆和再造的旨意.在此过程中,“文学革命”的意义不断被填充、改写、再造,凝固在新文学的历史中,进而确立为新文学的知识和信念,成为接受者的共识,影响后来者对“文学革命”的理解.胡适在重塑新文学的历史形象中,其对信息的重新编码,在有意遗忘与刻意申诉之间,所反映的是对新文学价值多元的期待,其中所折射的丰富信息,对理解新文学的性质和历史进程至关重要.而新文学历史的“革命”话语追述,也体现了新文学运动对社会革命资源的有意和有效征用,从而把新文学运动由书斋引向社会,由文学运动汇流成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甚至与社会革命结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胡适晚年也承认,文学革命的成功,“不能不说是政治革命的恩赐”.胡适对新文学历史的重塑,也说明新文学倡导者将新文学运动皈依社会革命的事实,反映出新文学早期倡导者对文学社会功利价值的潜在设定,他们都有把文学纳入整个社会革命的强烈意愿,而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独立意识重视不够.对文学“革命”话语的追述与修正,为新文学负载更多社会功能留出理论空间的同时,也让新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了艺术让渡的代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美’的观念的生成、演变及意义”(11YJC751053);西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现代文学的变迁”(SWU1209103).]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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