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当下的幻想小说,无论是武侠还是奇幻,在经历了2005年前后的之后,似乎都有些风光不再.究其原因,我以为,在于1980年代以来的积累已经在那几年蓬勃迸发,而新的积累尚未完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本是常理,但如何张、如何弛,如何取得最大的效能,却是大可以斟酌探讨的.
好的小说,首先是要“好看”,具有充分的观赏性；然后是要“耐看”,具有充分的反刍性.观赏性形成空间上的流行,反刍性形成时间上的经典.当这两个属性都具备之后,才能成为“流行经典”,并经过历史的进一步考验,最终成为“历史经典”.
关于在大众文学中如何提高水平,百年以来,以“写人性”为其最大的呼声.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很有可能把幻想文学类同于现实文学,这是在另一个范畴之内了.因此,在“写人性”的基础上,“写文化”就成了幻想文学的另一支翅膀.具体而言,“写人性”表现人的“类属性”以区别于神性以及兽性,是在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来展开的,这是文学在人类中产生亲切的共鸣感和深重的反思感的来源,此之谓深刻；“写文化”则表现人的“类活动”以区别于对世界的客观和静态描述,使之成为“活生生”的“感觉的结构”,也就是人类用心灵去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具有人类独特性的活动,这是在特殊的人类活动领域产生的审美陌生感和“技进于道”的智慧感的来源,此之谓观赏.
在近十年来的奇幻文学中,已经有了大量的仿西式奇幻以企图借鉴全球化的奇幻潮流,也已经有了更多的中式奇幻以试图挖掘中国本土的特殊人性表现和想象文化资源,中西并举以最终创立具有充分中国特色的奇幻文学类型.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奇幻实验中,不少作家都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奇幻生长点.燕垒生选择的生长点,首先是地理博物意义上的“边陲”,无论是《天行健》系列里的烈火之城与共和帝制之争,他把场景更多地放到对普通读者来说具有陌生化意义的边陲,就像1923年平江不肖生所寻找的湘西的“奇奇怪怪”那样,营造了一个奇丽优美的想象空间.而在他的系列中篇里,一部分把场景放到了海山孤屿,一部分写的是碧血黄沙.在他新创作的《幻真》系列的《长风沙》和《摩耶境》里,则尝试运用一种新的元素――中国本土宗教文化――来构建作品,表达关于文化的观赏性和人性的反刍性.
从这里,我以为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中国本土宗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类：一是佛教,二是道教,三是神道设教.佛教有较完整的想象和神话体系,并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以及因果逻辑思维方式.道教想象的最重要之处,是作为中国本土文化针对佛教的进入而产生的一种应激机制,虽然其体系性不如佛教严密,但其求大求全,则体现了一种“更高,更快,更强”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往往言过其实,力有未逮,因而终于不能和佛教想象抗衡,在武侠和奇幻文学中,武当也终于高不出少林.神道设教则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原始宗教,广泛地存在于地方特色之中,此之谓民间；二是儒学设教,是朝廷钦定成为主流文化的人为神化,此之谓庙堂；在民间与庙堂之间,存在着差距和矛盾,因而产生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进一步表现为中国文化思维的灵活性与不确定性,像金庸小说《鹿鼎记》就深刻地表现了这样一种文化,有人称之为“文化”与“反文化”.
儒、道、佛的融合与对抗,形成“三教合一”,在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前,这一模式还将一切在中国土地上生长传播的其他宗教纳入其中.在奇幻文学创作中,还珠楼主就试图将“三教合一”的意旨表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可惜的是,他的作品在“写人性”上并未深刻起来,以神性代替了人性,因此他最终无法找到一个满意的结局,其结果是也影响了观赏性.新世纪的奇幻文学,更多地从原始宗教里去寻性与神性的依据,像《云荒》系列、《搜神记》等系列都是如此,其余如飞花、牵机、本少爷等,亦大率如此.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丢掉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即人类文明较高度发展的成果.于是,在这样的模式下,很容易把奇幻文学写成言情文学,再加上心理变态或者神性变态,其天地是有限的,或者说更加容易自我重复.
燕垒生在他的《幻真》系列里,在他所构建的世界三维坐标上,又在“边陲”的X轴空间构架上,选择了中国历史上盛世之末的敦煌时代作为Y轴时间构架,并进而选择了佛教文化中最为神秘的密宗作为Z轴文化构架.其时、空意义自不待言,此处我着重谈谈这里“Z轴文化构架”的意义.
密宗虽然兴盛于唐,其实在公元230年的三国东吴时代,就已经在扬州登上中国的土地.由竺律炎和支谦共同翻译的《摩登伽经》,就记载了密宗的咒语,此经被收录在《大正藏》的“密教部”.密宗正是以咒语和手印为施法之具,制造幻景,调动超自然的力量.早期佛教传入中国,最早并非印度佛教而是西域佛教,吸引教众的方式也并非教理而是神通.到现在,在《法苑珠林》和《太平广记》等唐宋时代的大型类书中,还可以看到许多佛法神通以及佛道斗法的记载.密宗正是以斗法的神通取胜,除了佛教浩瀚幽深的时空之外,神通是佛教文化中最具有观赏性的部分.
随便举个例子.神通进入现实生活,就成为战胜困难、改造自然、重塑命运的最佳途径.南北朝时,中土盛行《妙法莲华经》,其第二十五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中称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在一些“普门品”单行本后,还附有《大明咒》、《白衣大士神咒》等密宗咒语.所谓“明”,也是密宗之意,因其崇奉大日如来,即摩诃毗卢舍那如来,光明遍照,一切邪魔外道无所遁形.
燕垒生在《幻真》中写了孔雀和龙的战争.孔雀也是光明的使者,密宗有八部关于孔雀的经典,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佛说大金色孔雀咒王经》等.龙是“天龙八部”之二,是似人而非人的神通众生,龙王更是龙中的强者,在佛与人之间有着非凡的力量和地位.那么,燕垒生描写幻真法师的神通,在《长风沙》中以曼荼罗四轮与龙家九曜秘术的战争,在《摩耶境》中以无常刀和孔雀明王咒与八龙王的战争,就带有以佛家正气战胜外魔及非人的意义.而龙家少主,生为人身,其人性却正如金庸笔下的慕容复,是一个人性变态的丧心病狂之辈.《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文末有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龙王的魔力,其实只是幻影,并非本质真实,故以正气滂沛的孔雀明王君临之际,一切幻影皆破,人则复归人性之常.这就是佛教文化的魅力.
中国的本土宗教和西方宗教有着重大差异.就奇幻文学的构建来说,西方是魔法体系,《哈利•,波特》的描写就是一个典型；中国则是术法体系,可惜在当下还没有一部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作品.魔法的执行者是专业的魔法师,并非大教士就会魔法,但道行高深的和尚却往往都会术法,因为在早期传教的过程中,术法或幻术本身就是和辩才相辅而行的重要手段.但术法的执行,却又会出现所谓“障”,《摩耶境》里就说到善沙“十障未断”,而“原来宝光寺密宗心法,以断十障、证十真如为根基.十障俱断之时,便是证得十真如,成无尚道之际”.因此,术法之修,亦是人生境界的提升.所谓“真如”,是永恒存在的实体、实性,亦即宇宙万有的本体,与实相、法界等同义.《成唯识论》卷九：“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三教合一”的文化大背景下的“天人合一”.那么,像幻真这样的修习,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文化语境下人的自我完善.这样,就回归到了关于“写人性”的层面,而这样的“写人性”,就是在具有充分观赏性的“写文化”背景下来较为深刻地完成的.
就燕垒生的总体创作而言,他一方面涉及到了历史政治格局,将故事的总体框架构建得具有折冲尊俎的历史宏大感,同时又通过我在上文说到的“边陲”的空间拓展而具有奇幻瑰丽的异境观赏性,也通过“写文化”而构建了深入到一个民族思维方式和遗产积淀而具有洞幽烛微的文化深刻性,最后是在上述种种元素的总体融合中也表现了关于“写人性”的内质.
当然,具备上述元素,并非就能够成为经典.要成为经典,还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而在时间的长河中,世风代变,人们需求的是不同的文化指向和价值体验,因此,如何使作品具有“多重文本指向”,包括以复杂的线索结构考验读者的智慧体验,以复杂的人性结构考验读者的价值体验,以复杂的知识结构考验读者的职业体验等等等,应该都是其个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