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视界

丁 帆

男,1952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市,祖籍山东.现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成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家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评论家学会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文学评论丛刊》副主编、《扬子江评论》主编.

论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文学的玄览》《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重回五四起跑线》《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新文学史》《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研究》等.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学语文》《高中语文》(苏教版)十余种.

散文随笔集有《江南士子悲歌录》《夕阳帆影》《枕石观云》等.

培养博士生70多名,硕士生70多名.1989年以来获得国家社科重大、一般项目共5项,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2项.获得省部级一等、二等奖项7项.

文学史和文学史观

杨 辉: 《中国新文学史》是您以新的学术眼光,依赖新的理论资源,在文学史整体观的基础上,重新结构百年中国文学的努力的最新成果.您的“大文学史”理路,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划分方法的区别何在?它是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的?

丁 帆: 我的意图很明确,正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几十年的编选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制约,形成了时间与空间边界模糊不清的特质,致使千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呈现出表面上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却在骨子里透露出不合逻辑、违反常理的格局现象.我的新文学史观就是试图回到治史的常识中来,使中国新文学史回到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接轨的运行中来.只要切分出古与今、新与旧来,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我提出的“新旧文学史的分水岭”应该按照治史的惯例而行:既不能以“新主义论”为指南将新文学史时间延后七年;也不能随意性地将其拖入“晚清”与“近代”说不清理还乱的文化泥淖中去打滚.明明摆着一个在政体与文化上都和古代前朝相切割的新时代,我们却视而不见,这种“昼盲症”和“白日梦游症”显然是受了某种政治魔咒的影响而形成的长期规避史实的惯性所致.一部当时亚洲最有先进理念的《临时大法》就奠定了中华民国在文化和文学上的“现代性”基础.因此,我将“民国文学史”正式纳入新文学史的叙述序列,意在表述的潜在内涵是:没有民国,何来五四?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个阶级领导的,而是它原本的主张与理念和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进行了颠覆性的切割,并付诸法律与制度.它在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地理版图上已经开始了新的跋涉.就此而言,这部新文学史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但是,由于种种缘由,这一编写理念不能很好地统一,我们还保留了一个初始的底本,与现在面世的新文学史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其学术探究的成分更大,待日后再进行深入探讨.

杨 辉: 在《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一文中,您指出:“文学的‘现代性’促成的古今之变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最重要的元素.”“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五四’以后,其观念革命、方法革命和语言文字革命所带来的一切文化革命,给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承传的确带来了具有断裂性的分歧.”“正是在正视这样一个史实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和古代文学进行本质性的切割.”这一思想理路,就建构“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的“合法性”而言,并无任何问题.但可能潜在的问题是:在自“五四”(或晚清)开显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古今中西之争”中传统与现代的分裂所造成的弊端已经十分明显的语境下.如再强调现代文学于传统之外别开一路的“独立”价值,会不会重新陷入“古今中西之争”的困局,从而不利于新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民族性建构?也不利于对中国文学做更为宽广的视域融合?您觉得有无可能综合“中国文学史”,也即是依照您目前的治史理路,将“中国新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包括古典与现代)之中做通盘考虑,重新看待并确认百年中国文学的价值.这样的理论拓展,是否有助于弥合古代――现代的分割状态.毕竟,这种“分割”,有可能只是文学史理论话语建构的结果,并非没有“重述”的可能?

丁 帆: 这个大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个问题没有异议,主要是集中在后一个问题上,无疑,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也很重要,因为也正是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治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们.以我个人之浅见,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切割分离是当下学术格局和学科格局所造成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也会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的“化石”,只不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它能够保存下来的史料远不止竹帛纸媒之范畴,但是,在未来文学史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以降的许多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都将遭到无情的磨洗和淘汰,它就顺其自然地汇入了“中国文学史”的序列中了.于是,再回眸“古今中西之争”等等细枝末节的问题研究,那就不再是个问题了,也许那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伪命题.

杨 辉: 近年来,您频频提及“风景”一词.对这个词的文学史意义的发现,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有较为详尽的说明.依柄谷行人的意思,“风景”既非自然景观,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历史人文景观,而是观照文学以及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视域.对“风景”的发现,因之成为突破固有的文学史局限,重新敞开另一种可能的契机.您对“风景”一词的用法,与柄谷行人有何不同?您是否是在另一种知识谱系中使用这个词语?它对思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意义究竟何在? 丁 帆: 你抓的问题很准.柄谷行人的“风景观”与我的“风景观”不同之处就在于我是将“风景中的人”和“人眼中的风景”联系起来看的,而不是把“风景”作为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来看待的.这一点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风格,日本文学受中国文学影响很大,但是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它自身的独特风格.然而,“风景”是人的内心世界的折射,已经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审美特征了,而“写景寓情”也是全世界文学的共同审美守则,所以,我以为“风景即人”的定律一旦打破,“风景”一旦变成机械的摄影,其人文意识的递减或消逝,那么,我们眼中的“风景”和兽类看到的影像世界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从上个世纪80年始研究中国乡土小说时,就注意到“风景”与人、“风景”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三画”的乡土文学范式,即: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其中将“风景画”列为之首,其认知基础是:无论文学处于何种时间和空间之中,“风景”永远是文学最重要的表述元素,它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审美通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古人对自然风景的描写所形成的浪漫主义重要元素的知识谱系,一直到后现代也逃离不了对自然“风景”的观照,“风景”已然始终定格在文学和艺术的相框之中.由1968年《寂静的春天》的发表,而逐渐形成的20世纪“生态主义”思潮也波及文学领域,其中“风景”的自然保护的元素催生了大批的“生态文学”,看似形成了新的文化知识谱系,其实,它仍然是古代文化和文学“风景”知识谱系的延展与扩张.如果,文学缺少了“风景”,就像一盘大菜里的佳肴没有放盐一样寡味.

杨 辉: 对文学史家(尤其是治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可能始终存在着一个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的“边界”.这个边界不但规约着作家、批评家的文学识见,也规约着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思想理路.在这一语境下,您重提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强调人文学者的文化批判意识,是否是在有意识地矫正这一弊病,希图真正“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丁 帆: 是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如痴如狂、欢欣鼓舞地去迎接一个纯文学时代的到来,包括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渴望进入一个之塔之中.所以我们以为脱离了社会与政治的文学才能算得上纯文学,也许这正是对长期以来文学被社会和政治压抑和的反抗.但是在大量的史实研究和许多西方理论的借鉴中,在亲历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实践经验中,我意识到,实际上我们渴望的纯文学境界是一个太虚幻境,任何文学都是人文意识形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文学一旦抽取了意识形态就等于去掉了它的灵魂.没有思想的文学永远不可能有审美的高度!所以,这20多年来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抑或是文学史家,其人文意识和素养的急剧下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价值立场模糊成为我们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不知所云、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人文死症.所以我强调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在内)的价值立场倡扬,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首要的写作目的和目标.

杨 辉: 您以以赛亚伯林和汉娜阿伦特的作品与中国文学、文化及思想史的“对照”阅读,是否在有意识地突破思想的边界,以重新“叙述文学史”?

丁 帆: 是的.当我在考察中国革命与英美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区别的时候,我发现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革命都会给文学留下深深的烙痕,思想史与文学史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打通了他们的界限,我们才会有更伟大的作品.说一个不客气的话,为什么20世纪以来,中国出不了震惊世界的文学大师,这正是我们的作家知识的贫乏和哲学的贫弱所致.所以,我在这几个国别300多年的思想史和文学史考察中,选择了俄苏文学作为比较的切入点,因为在这个点上,我们才能找出许许多多DNA的相似之处.一系列的疑问都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因为我们的思想史和他们的思想史有着血脉相连的联系,而恰恰奇怪的是:我们的文学史,尤其是20史有许多地方几乎是重叠的,但是他们却仍然能够产生出许多伟大的作家.其答案就是:从19世纪中期的“黄金时代”到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再到苏联时期“解冻文学”前后,这个民族产生了许许多多世界顶级的文学大师,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文脉没有断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流亡在外,他们始终坚持的就是以赛亚伯林所说的保持着“一个知识阶层”的风骨,这个风骨的形成源于他们的大作家都是思想家!所以我在一系列的随笔中专门列举了大量的史实来告诫和触发中国作家的思考,尽管收效甚微,但是言说是我的天职.

杨 辉: 在贾平凹《带灯》研讨会上,您明确表示,不赞同使用“农村题材”这样的提法.是否是在有意识地清理文学史中意识形态的“话语残留”(依索绪尔的意思,特定的语汇,先验地决定了我们评判的可能性方向),以便建立新的文学史叙述?

丁 帆: 对!从80年代从事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以来,我一直就是把“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严格区分开来的,前者是文学史的学术话语判断词,后者是某一个历史时段中的特殊用语,不合文学史的学理评判,应该说是“十七年文学”的“话语残留”,如果不加清理,文学史就会被这一颗颗老鼠屎搅浑,失却了它作为判别这个领域文学的准确性.只有将这些“话语残留”清除掉,我们的文学史才能进入正常的学术判断轨道.

杨 辉: 在不同场合您曾多次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随着大量政治文献的解密,我们的文学秩序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的确,一时代的文学经典及其意义的生成,背后均有一套话语资源的逻辑支撑.一旦这些话语资源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其意义也会随之变化.申明这样的观点,是否暗含着您对隐秘的史料的发现和对重新解释文学史秩序的思考?

丁 帆: 是的.因为大量的史料被遮蔽,我们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准确,一旦历史的真相被解密,我们在许多年中形成的固有的价值判断就会在一朝一夕被轰毁,这些都是与许多政治文献紧紧相连的.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想把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降的中国文学从政治领域里剥离出去,就像安泰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可笑.一点不错,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及其意义的生成,背后均有一套话语资源的逻辑支撑.一旦这些话语资源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其意义也会随之变化.但是,当你犹如盲人摸象那样去书写文学史的时候,我以为不如干脆辍笔不要写,等到你眼中的云翳被拨开时,一切就会迎刃而解.我是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集体失明”的语境中,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阅读大量能够阅读到的文献史料,其实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许多二手的文献史料还是能够阅读到的,但是这个害死人的消费时代“浅阅读”的风尚,养成了大家不去“深阅读”和“深思考”的惯性,这就不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了,而是主观的惰性问题了.其实,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清理文献资料. 杨 辉: 每一部文学史均体现着编撰者独特的治史观念,以及他们的文学趣味和价值标准.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之间自然也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张力.您也曾指出,现行的文学史教材或未脱“十七年及文学”阶级斗争的分析模式,或深陷80年代框架之中难于突破.您的《中国新文学史》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价值标准是什么?与以上两种治史理路有何区别?依凭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学史的原因何在?

丁 帆: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完整的问题.因为是教材,它在现行的体制中受到种种的限制,所以,我们也还不能够完全脱离以往的框架.我们的摆脱方式很简单,就是做减法:剪除那些不明真相且芜杂纷乱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书写;剔除那些被我们认知为不可能在未来的文学史中存活下去的作家作品.这样就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暂时还有文学史价值意义的作家作品上来,从作家作品的背景中出我们尽可能知晓的历史真相来!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在另一本学术著作中.

杨 辉: 您曾指出,有必要对1979-2009这30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做纠偏的工作.您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这30年的文学及文学批评究竟在哪些方面需要纠偏?纠偏的目的和意义何在?

丁 帆: 是的.这种纠偏主要分为几个时段,各个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一是对80年代启蒙文学的过分迷恋,没有总结这次启蒙失败的真正原因何在.其实与五四启蒙文学一样,二次启蒙我们犯的是和一次启蒙同样的错误:在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急于自上而下地去启蒙大众,这必然导致启蒙的失败.这一点鲁迅深有感触:“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就充分表达了他对启蒙失败的悲观.所以我们对80年代文学过分地肯定,而看不到其思想的贫弱性,仅仅凭借一点皮毛的人道主义资本去演绎作品,当然难免肤浅.90年代的人文思想大讨论是想恶补一下知识结构的贫乏,当人们的文史哲知识积累还不足以支撑起讨论的话题时,它又遭遇突如其来的商品文化大潮的席卷,无疑是落得个“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结局.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乱象,其实就归结于“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沉渣泛起,人们在两种文化的夹攻之下失去了主体和自我,目迷五色,找不着北.所有这些我都在几篇文章中详细阐释过原因,此处不赘.

杨 辉: 有学者将王国维视为牵起20世纪“反抗现代性”思想源头的代表人物,并进一步指出:“这一事件不仅加重了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分量,而且加深了整个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是十分有意义的.”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丁 帆: 这是一个文化悖论的两难命题,因为我对王国维研究很肤浅,所以不敢深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始终认为: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中,我们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传统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现代文化站在人类进步发展的价值观上来看问题,绕过老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创造出自己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路径.

杨 辉: 有学者曾撰文指出,事实上存在着两个“西方”,“从19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人就一直在讲学习西方.似乎西方是一个整体.但事情却是复杂的.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一直在追求现代性的路上前行着.到19世纪末,西方人发现现代性出了问题,开始不断地反思,反抗现代性.”“因而20世纪初,中国人在文化上面对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西方,而是两个西方:一个追求现代性的西方,一个反抗现代性的西方.”近几年,甘阳、刘小枫在其编辑的“西学源流”丛书中,也在努力矫正百年来我们对西方理解的单一和褊狭.您在反思与批判新文学时,强调将新文学放置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潮中做通盘考虑”,但如同美国汉学家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表明的,在中国,也存在着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作家与学人.对于文学史中面对现代性的不同表现,您是如何把握和处理其中的“矛盾”的?

丁 帆: 所谓“两个西方”论者,是将“西方”的差异性无限放大的结果,我毫不怀疑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出的种种弊端,甚至是难以治愈的变异性现代病毒.但是,那些视西方现代性的文明理念价值而不顾,一味用显微镜去寻找其弊端的人,我怀疑其真正的动机并非是在学术和学理的层面讨论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如果艾恺这样的所谓汉学家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是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采取隔靴搔痒的方法为中国道路开药方,还情有可原的话,因为他们给出的是在纸上跳舞的高蹈理论,和那些企图做中国政治文化高参和幕僚的人相比,他们的学问只能一笑而过,正如有人总结艾恺那个使人震惊的理论:持续的反现代化批评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会自行消失的,除非与现代化“同归于尽”.反现代化批评的贡献与意义是:在批评的过程中,辨明了现代化过程的真正本质,也确定了人类应付的代价.作为一个美国历史学家、亚洲现代化问题专家,艾恺的理论的确使人难以接受,但是我从来就不把它当真,在汲取汉学家理论营养时,我往往激赏的是他们文章中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史料,而并不注重他们的结论,包括艾恺的导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与史华兹,在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皇皇巨著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吗?更不必说那些胡乱吞咽下一些西方所谓“反抗理论”的“香蕉人理论”会给中国文化捎来什么样的洋垃圾了,这些人的著述往往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或许只有一点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我早就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思想的判断力,而是缺少思考的基本材料,只要有史料解密制度的保障,许多价值判断都会形成共识,毋须什么先进的方法论,人们用常识就可立辨假丑恶与真善美.如果打不开尘封历史的封条,在遮蔽错讹的二手史料中徜徉,你能做出真正有独立思想的学问来那才是怪事呢.在他人误导的文章中寻找答案是十分可悲可怜的,那些身在国外的汉学家对中国的国情文化过于隔膜,但是他们有阅读史料的自由权和优先权,却没有精准分析中国问题的能力!

其实,我在20年前就开始写文章反思这一问题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两难命题:一方面是保守的封建专制基础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一方面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借鉴西方价值观念中有机的活力.两者在不断地抵牾冲突中前行,如果站在人类进步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当然对中国文化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 杨 辉: 在《重回“五四”起跑线》一书的自序中,您开宗明义地写道:“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我近年为文的潜在宗旨.”您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以不同的价值立场观察,存在着不同的关于“五四”的叙事,您究竟想回到哪一个“五四”?是“启蒙”意义上的“五四”吗?

丁 帆: 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涉及了,我之所以呼吁“重回‘五四’起跑线”,就是因为我们文学的人性底线在20世纪80年代的二次启蒙中也迅速溃败,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看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负面的问题,尤其是盲目的革命热情下掩盖着的为日后的专制主义留下的隐患.五四革命所采取的方式是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行为,更是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下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些弊端才是中国革命从白色恐怖到的真正源头,从这一源头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才能将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梳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来.

杨 辉: 竹内好、伊藤虎丸的现代文学研究在中国学人中影响颇大,他们的研究“范式”潜在地规约着一些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此您如何看待?

丁 帆: 这些年来,随着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与日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学术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对几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其实,说穿了就是可以用两句话概括:日本学者的治学“范式”多来自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方法,不过他们更注意微观的细节分析,而中国大陆近三十年来推崇日本这种治学的“范式”,不过是因为1949年以后这种研究方法的传统被阻隔后形成了断裂层,这些年是在修复这样范式的断裂层. 关于知识分子

杨 辉: 法学家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曾对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做过极为精到的说明.萨义德也有专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论》一书.您在《最后的知识分子》读札中,也对“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做过反思.您觉得目前知识分子欠缺哪些精神?

丁 帆: 这些年我写的十几篇关于知识分子的随笔受到了一点关注,是因为大家都在反思知识分子的问题,无疑,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绑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战车上,已经是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必避讳.其要害就在于其从五四开始就没有形成过“合力”,用伯林的话来说,它就“不是一个独立阶级”,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取消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自由独立的批判精神,阉割了群体知识分子以批判力量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基本功能呢?除了外在的客观因素,就没有主观世界的原因?姑且不谈萨义德所倡导的现代知识分子永远是站在“业余的”的文化批判者立场上去关注社会的病症的价值理念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知识分子就连古代士子的“风骨”也荡然无存了.“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是当下必要的文化反思,尽管它是哲学层面的.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后现代消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腐蚀,我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消逝了吗?这俨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是知识分子生存的法则和真谛.正如拉塞尔雅各比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所阐释的那样:“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富裕威胁着知识分子.在约翰W奥尔德里奇看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谈道:‘从经济方面来看,知识分子吃得比过去好了,住得也比过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纵容并得到满足了.”如果说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的话,那么,无疑,这样的状况今天已经轮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头上了,就看你能否把持自己,永葆批判精神.

杨 辉: 我注意到您的专著《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与随笔集《江南悲歌》同年出版.不知写作是否也同步进行.作为有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您对江南士子人格、操守、精神、气节的强调,是否是在通过传统,来重建知识人的精神操守,以回应“人”与“自我”的失落问题呢?

丁 帆: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集中考虑的问题,为什么对“十七年文学”不能反思?就是因为在思想被奴化的过程中,看不到“十七年”与“”的血脉联系,更深入地追究下来,我只能在知识分子自身找原因了,所以,我写了《江南士子悲歌》(原名)随笔集,陆陆续续登在《随笔》杂志上,本是随兴而写,没有想到人们会注意这样的文字,20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记起,最近有个出版社要求获得再版权.在这里,我要郑重地道歉的是,书中有一处史实的错误,即,将东林党人的那幅读书治国的对联弄错了人名,这个教训很深刻,以为散文随笔是属于文学创作之列,就可以不严谨,终究会误人子弟.回到老问题上来:无论古今知识分子,都应该有节操,都应该忠于你的职业道德:不要忘记你是依靠批判功能生存的,批判才是你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强调一下,我是专指人文知识分子.

杨 辉: 近年来,您以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姿态,连续撰文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思想史及文学史做极为深入的批判性反思.论题涉及文学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因素.这一思想理路,与您个人的学术经验有何关联?通过对“修正主义”的思想史价值的重提,您觉得文学与思想史会发生何样一种变化?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这种变化会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气象”吗?

丁 帆: 作为一个经过历史沧桑的人来说,我对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有着切身的体悟,虽然这些经验是个人性的,但是不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就无法面对本学科的许多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有许许多多的文学问题其实十分简单,但是当我给下一代的博士生上课时就很难给出一个圆满的解答,那就是深刻地体悟到了他们对百年来的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背景不甚了了,其获得知识的来源出了问题,这都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所以,我提出的“修正主义”的口号(尽管这个词十分犯忌,但是我在这里援引时是将它作为中性词来使用的),旨在回到历史背景的真相与常识当中去,否则就无法面对一切文史哲所涉及的问题.正如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常识范畴的答案,但是,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尖端的人文科学的巨大发明,这是中国思想界的狂欢节呢,还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剧? 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

杨 辉: 作为较早关注贾平凹写作的批评家之一,您如何看待贾平凹由《废都》到《带灯》的转变?

丁 帆: 说实话,从《废都》到《带灯》,虽然贾平凹历经了许多部长篇小说的蜕变,但是,我始终认为《带灯》是《废都》的延续,而《废都》却是贾平凹创作的里程碑!在《带灯》里面,贾平凹又一次介入了政治性的批判,这个批判是对社会底层的反思,对中国社会,也就是对农民,农耕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反思.贾平凹写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底层阵痛,以及底层干部两难的困境.在这点上,他的批判力度又进了一步.所以说,《带灯》虽然褒贬不一,但却是一个亮点.但是,2013年我专门写了一篇重评《废都》的长文,我是这样概括的:回眸20年前的那个由一部作品所引发的文化事件,至今《废都》似乎被历史所淡忘,但是重读这部作品,本文认为它更具备了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其理由有三:一是大凡能够流传下来的著名长篇巨制应该是截取动荡时代社会生活图景的历史大构架之作;二是必须折射出那个时代人性骤变的思想特征,而其性描写恰恰为《废都》展现转型期剧烈的思想动荡穿上了刺眼的商业化外衣;三是其一切的形式的运用与技巧的雕琢均应服从于思想内容之需求,而《废都》虽然采用了多种艺术形式技巧,但是其方法都归结于此,所以本文认为:《废都》正是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前提之下,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不能完成,中国的改革将会走上思想的迷途.缘此,《废都》才成为了20世纪能够在新文学史上立得住的灵魂救赎风俗长卷的旷世之作.

18、《中国新文学史》中对贾平凹的《废都》有这样一段评价:“贾平凹基于文化忧思的书写,没有将审美的境界引领到灵魂言说的层次,在无道则隐的传统士大夫情怀的释放中,依然带有一种实在的社会承担.除此之外,只剩下一种士大夫趣味的深度沉迷.”这里的“灵魂言说的层次”所指究竟为何?可能以此评价为基础,该部分最后如是总结贾平凹的写作:“经过三十多年坚持不懈的文学探寻,贾平凹几乎穷尽了只有传统趣味而没有信仰的当代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美学限度.”您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信仰”一词?您看重的是张承志、北村的宗教皈依意义上的有“信仰”的写作(但在论及时,《中国新文学史》中对北村和张承志却有这样的评价:“写《施洗的河》的北村依赖基督教义的救赎,以至于信仰附体写出福音书《我和上帝有个约》;写出《心灵史》的张承志继续走向哲合忍耶一路的极端.作家们精神上的皈依会使其小说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却也容易使其小说趋于宣布教义的单一结局”),还是史铁生意义上的把对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上升到“宗教”的精神层次的写作(刘再复在和刘剑梅的对话中,曾强调《红楼梦》的“创教”意味,即一种无神的“第三类宗教”)?

丁 帆: 其实,我已经说过了,在编写教材中,许多学术性的话语是不宜渗透进去的.这段关于对贾平凹《废都》的评价,我在几次审稿时都想修改,但是囿于我的观点更加偏激,更不适宜进入教科书序列,也就同意了执笔者的观点,这样的地方甚多,只是权宜之计.我始终认为,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更适宜教材,因为阅读的对象是普通大学的本科生.所以,我才重评《废都》,以表明我真正的学术态度.

我在论文的题记当中如是说:当1993年此书刚刚出版时,我就收到了费秉勋教授的约稿信,言及相约全国十个评论家每人为此书写不少于10000字的评论.此时的《废都》瞬间已经成为出版业的一个文化事件,一时洛阳纸贵,盗印版的《废都》也竟也刷新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新记录.因为评论稿要的很急,我是连夜匆匆草就一篇11000多字的文章,那时用的还是手写稿,第二天挂号寄出去以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那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至,但是,痛失自以为得意的文稿,乃为极大憾事.前些天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与平凹重提此事,他回西安后竟然让“贾平凹艺术馆”的同仁将此稿打印件翻检搜寻出来了,真是大喜过望.读毕旧作,恍如隔世,感慨万端,尤其是最后的那段预言性文字更使我增强了重评《废都》的信心:“我凭直觉来得出结论:《废都》也许不是本世纪小说的“绝唱”,但它是一部载入史册的巨著!它是本世纪小说的最后辉煌.它能否影响到下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呢?让历史作出最公正的的评价吧!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夜于紫金山麓下”.这就是我20年后的今天试图再将此作牢牢嵌入新文学史中,并强调它的历史意义的原始冲动,当然,许多新的阅读体验显然比20年前要有了质的飞跃与提升.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反反复复在思考的问题是:世界文学史自启蒙时代以来遴选作家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看其这个国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否达到了巅峰状态,而综观世界上林林总总的长篇名著,许多巨制的产生都是瞄准了其国家和民族命运关键的历史转折的时代节点作为创作大构架的构思契合点,不要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和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的鸿篇巨制,即便是伏尼契那样反映动荡年代里人物命运的小制作《牛虻》也不放弃对那个革命年代背景的刻画,更不要说雨果的《九三年》直接以革命年代为题,通过两个主人公的命运激越地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凸显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人性高于一切的创作理念的膜拜,这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大作家对人类灵魂救赎的伟大贡献.今年恰恰是法国大革命纪念220年,同时也是《废都》出版20周年,从这个历史时间的偶然巧合当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语)――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一个作家如果能够迅速地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性动荡和异化做出深刻的剖析,那他必然是抢占了文学巨制创作的制高点.当然,如果与当时的历史拉开一段距离,也许就能够站在一个更清醒的高度来描写他笔下的人物,像雨果那样,在几十年后的临终前去写《九三年》,或许比《悲惨世界》更成熟,达到了人性哲理的高度升华.但是,与亲身经历一场动荡的社会巨变不同的是,处于极度亢奋的当事者来说,那种写作的创作灵感与冲动是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阻挡与遏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92年乃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重要关口,也是作者个人生活转折的年代,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贾平凹以一个作家敏锐的艺术感觉,嗅到了人性的巨变与畸变,作为一个历史生活的亲历者与忠实“记录员”,他为文学史打造的是从动荡历史时光隧道中各色人等,尤其是知识分子灵魂中抽绎出来的一块“心灵活化石”.今天,我们能否从中发现哪些新的文化与文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元素呢? 以上文字才是我真实的思想.至于张承志和北村的评价我以为是适宜的,因为张承志从原初的浪漫主义风格转变成后期的宗教迷狂是有所偏离文学的轨迹的,我不是说作家不可以写这样的题材,而是说作家一旦陷入了这种迷狂,就必然会放弃一些属于历史和美学范畴的东西.这种倾向在新世纪更加流行,北村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家.


杨 辉: 同样是在论及史铁生部分,《中国新文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评价:“他(史铁生)没有找到20世纪中国大陆精神困境的真正根源,从而没有为灵魂找到自由之境.”这也是近几年我一直苦思而不能得的问题,请问“20世纪中国大陆精神困境的真正根源”当做何解?

丁 帆: 虽然史铁生是我最尊敬的作家之一,但是,他的作品里面也有灵魂无处可依的倾向,虽然他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文关怀感动了几代读者,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中国的作家之所以达不到大师的级别和水平,就是我们的哲学和历史的人文修养达不到托尔斯泰们的高度,托翁也写宗教,而且是一个忠实的教徒,但是他的作品人性的深度和审美的艺术高度是这些中国作家不能企及的,因为俄罗斯的每一个大作家都是大思想家.我们为什么没有,根本问题就出在知识谱系的断裂,一是文学教育的贫弱;二是几十年来工农兵创作方向导致的后果,所以这种精神的困境是这几代作家共同的苦闷.当然,这样的后果是不应该由这几代作家个人来承担的.

杨 辉: 您指出:“所谓‘多元写作’一定程度上则是消解现实本质,消解人性和人道主义立场,用‘多元’来掩盖创作进入另外一种‘一元化’写作――物质时代的化写作.”同样,有学者认为,如今强调“多元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弊端已日渐显露的中国语境下,其实也是在消解我们对于现代性的弊端的反思与批判的立场.您是否认同这一看法?

丁 帆: 我所说的“多元写作”和所谓的“多元现代性”是两个论域范畴,我是特指那种在“多元写作”的旗号下,消解文学本身的人性价值判断和审美需求的做法,前者是受意识形态控制,后者的受消费文化控制.所以,当下创作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杨 辉: 您曾指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问题在于“当前的研究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将它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屏蔽起来,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清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只有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关联性入手,在世界文化的进步趋向进程的格局中细心地考察和体验各种文本与文学现象,才能看出它的优劣”.目前的文学研究或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批评家动辄以西方文学经典为标准(往往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文学大家),完成“矮化”中国文学的目的.如果和西方文学做横向比较,您将如何评价新世纪中国文学?

丁 帆: 由于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对西方的大门关闭了,50年代也只有苏联文学进入人们的视野,到了60年代就连“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大门也紧闭了.在没有一个任何参照物,看不到文学灿烂星空的铁屋子里进行创作,你能指望产生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来吗?为什么王朔、冯小刚们能够在十年代脱颖而出,其重要的元素却恰恰在于他们先目睹到了铁屋子外面的参照物,因为作为军队大院子弟,他们可以看到“内参片”,读到“供批判用书”.所以他们成为了西方文学宴席上残汤剩羹的“先食者”.因此我强调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不能参与世界文学的比较行列,那它的文学创作就是无靶向无目标的盲目空射.

杨 辉: 方方的新作《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被认为是“讲述了‘徒自强’的故事,一个自强、乐观、积极向上的农村孩子,最终还是被生活拖垮了.这部小说提出了很多残酷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看了之后让人绝望.”对此,方方的解释是:“人是不能追问的,追问到底,便坠入虚无.包括涂自强,也是无法一直追问的.追问到最后,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人生而平等,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实际上,人从来就是生而不平等的,也不可能有平等.”这种所谓的对人生“透彻”的理解,多少让人想到新写实小说的基本思想理路.而这部作品和路遥《平凡的世界》的“互文”关系不难辨识,涂自强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是新世纪的孙少平.以“放逐理想”“拒绝崇高”理路来逼近现实的“真实情状”,几乎成为多年来一些作家写作的基本思路.但从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只能看到作家对“现实”的情绪化表达,看不到他们对于现实更为深刻的理解,他们所传达出的“经验”,也超越不了普通读者的经验范围(同样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余华、马原、阎连科近期的作品中).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丁 帆: 对不起!方方虽然是我尊敬的一位女作家,但是她的这部作品我还没有看,所以也无法比较.倒是您说的余华、马原和阎连科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则是完全不同的路数,我认为余华近些年的作品没有大家说得那么糟糕,相反,我以为他近期的作品比以前的作品人文含量更大、思考也更深刻了.马原的《牛鬼蛇神》远没有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本质,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法,我们要看到的是历史和人性中最心跳的那种东西!阎连科最近的作品对现实社会和人性异化的深刻思考已经达到了一个当下无人企及的高度,我以为一部《炸裂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杨 辉: 在贾平凹新作《带灯》的结尾处,“危机四伏的樱镇世界”终于因一场矛盾的总爆发而几近崩溃,与这世界一同“崩溃”的,还有带灯(包括她的内心世界,她一直坚守的“原则”).但在这个“绝望”时候,却有一个佛的意象的出现.耐人寻味的是,在阎连科的《四书》的末尾,也有一个基督教的“救赎”意象的出现.结合阎连科《四书》前后的写作,他的“神实主义”的提出,他对“发现小说”的言说,以及他在表现“现实”之时“内在的焦虑”(从《炸裂志》出版之后他对依赖想象的写作的反思不难体味出这一点),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带有“终极救赎”(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宗教皈依)意义的意象的出现,表征着作家在既定的思想框架中解释并表现现实时的贫乏和无力,以及某种渴望突破的精神吁求? 丁 帆: 毋庸讳言,您说的这个问题是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创作困惑问题,当他们无法解释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时,他们不是求助宗教的皈依,就是蹈入虚无主义的泥淖,这种“内在的焦虑”源于大家都缺乏哲学的修养,神学只是哲学的一支,还有许多哲学的通道可以走,但是我们的作家普遍以为,作家只需具有感性的认知即可,无须理性思维的支持,殊不知,理性思维是文学创作最强大的的支撑!

杨 辉: 在《带灯》后记中,贾平凹明确表示,要从《废都》以来接续明清世情小说传统转向对两汉史家传统的重启.这种重启可能不仅意味着审美趣味及写作技巧的现代延续,还意味着恢复由传统文化所开显的本民族独有的精神空间对现时代精神问题发言的能力(由《带灯》中佛的意象的出现或许可见端倪).对贾平凹这样“以中国人的头脑(思维)写中国人”(穆涛教授语)的作家,我们建立在西学资源基础上的文学批评话语是否无法完成对他的作品的恰当阐释?他的这种写作方向,有无可能是走出目前当代作家写作困境的合适路径?

丁 帆: 穆涛先生所言极是,贾平凹作品的优点在于此,弱点也在于此.好的是他突出了作品的主体性,缺点是缺少了“第三只眼”,使小说创作失去了“复调”小说的意味.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弊病,试想,倘若有“第三者插足”,小说的戏份就不一样了.西学资源不是围观之物,而是拿来用的,适合自己就用,不适合就弃之,无须复杂化.

杨 辉: 在论及汪曾祺与“京派”之关系时,您曾指出:“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之所以获得殊荣,这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可读性所致,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美学风范的回归,也就是从废名和沈从文开始的‘田园诗风’乡土情结的‘还魂’”.在时下文坛,描写日渐“崩溃”的乡土世界的作品几成潮流.您觉得乡土叙述中“田园诗风”在新世纪有无重现的可能?

丁 帆: 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研究》中做出了详细的阐释,可以说,这种“田园诗风”不仅在中国广袤荒芜的乡土社会里游荡,它还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迁徙,漂移在“城市的麦田上空”.

杨 辉: 近年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在文坛及读者群中引起较大反响.这两部被冠以“非虚构”的作品以其触目惊心的“真实”(区别于叙事虚构作品的“真实”)让我们看到了“乡土”写作的另一种面相.阎连科在写完《炸裂志》之后,也表示自己或许会放弃依赖想象的写作,去写一部如《出梁庄记》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如果梁鸿的作品可以归入“乡土文学”的话,她的写作会给乡土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丁 帆: 梁鸿的非虚构作品近两年来在散文领域里引起了反响,源于人们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思考,这种文学样式对乡土文学的渗透无疑是一件好事,它能够为乡土小说输入新鲜血液,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内容上的.文学家直接关注人文生态要比记者的新闻报道更有思想的深度和审美的高度.我的博士生秦香丽还专门写了这方面的论文,她认为: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存在,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诸种病象.可谓一语中的.

杨 辉: 在《高兴》一书中,贾平凹曾表达了他对农民进入城市以后的生活及出路的“忧心”和“困惑”.

丁 帆: 《高兴》是我读完以后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部长篇小说,记得出差途中在飞机上写了一篇评论的前半部分,后来文章丢失了.农民进城以后的生活形态描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高兴》使我想起的是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两位作家表现的深刻社会内涵就是我早就提出的概念:“城市异乡者”!即:城市不是他们的天堂,他们是外来者,是闯入者,是难以融入的一群异类,所以他们的“归乡”情结很重,但是乡土社会也无法让他们有立足之地,《瓦城上空的麦田》主人公在城市里的儿女们不认他这个活生生的父亲,而是把他作为供在灵位的父亲,虽然作者是用一场车祸来构筑了这个荒诞的故事情节.他要回乡,而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没有他的户籍,有的只是他的一座荒冢,可谓灵魂与肉体都无处安放!而《高兴》中背尸回乡的情节令人震撼,为何要做出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壮举?我以为,这就是老一代中国儿女的“忧伤”――他们想找回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但是商品文化主导下的现代生活又是一只无形的手,牢牢地扯住了他们的归乡之路,这就是他们的现代性“困惑”.

杨 辉: 有论者认为,“寻根文学”的文化寻根至今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他们试图走出当时的文化困境的努力,也不可以被简单地视为“文化保守主义”.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丁 帆: 对于“寻根文学”的看法,20年来我有两种不尽相同的评判,先是全盘肯定,后是进行反思,后者对前者进行了修正.当初由一批作家发起的这股文学思潮,因为理论素养的不足,只为照应自己写作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就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囿于本土经验,没有其他参照物,所以不能用一个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尽管我们哀叹如诗如画的农耕文明给我们文学带来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逐渐消逝,但是历史必须前行,哪怕带着污秽和血!所以我认为时过境迁,这个命题已然是一个伪命题了. 关于文学批评

杨 辉: 在论及文学批评的功能时,您指出:“文学批评的价值就在于批评者通过批评的言说来达到对社会和人生的文化批判,对艺术和审美的再造.”“它不是捧花的使者,也不是作家作品的臣仆,更不是为现存的政治作出伪证的阐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反而应该永远和时代与社会保持着警惕和距离,用‘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去直面惨淡的人生与鲜血淋漓的现实世界,用智慧与美的力量去为文学创作举起人性的火把,以此来启迪人生,与社会达成人性的契约.”若以此为参照,您觉得当下的文学批评最为欠缺的是什么?

丁 帆: 其实这个问题上面我已经间接回答过了,总结起来无非是:一是价值观的恒定性,我以为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底线就是人性的标准,其他因素是更高的标准,一个批评家如果连这个底线都突破了,他就应该退出这个圈子,因为他已经不具备批评的道德资格;二是批评的学院化倾向,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否定这个群体,而是说在这个群体中存在着大量的批评垃圾,其主要表征就是评论一个作家作品首先就是搬出一大堆西方理论的术语开道,而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写作背景没有详细的考察,对作品的感悟能力采取的是漠视的态度,这就势必形成了批评的隔膜.三是在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这两只手操纵下的那种一窝蜂式的“捧杀”和“棒杀”的批评盛行一时.还有许多现象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都是阻碍文学批评正常发展的顽症. 杨 辉: 新世纪伊始,您在《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前瞻》一文中,对新批评的可能做了展望.时至今日,新批评已走过了十余个年头,如今批评的现状与您当年的说法有无差距?如有,您觉得原因何在呢?

丁 帆: 这个问题我已经谈的十分透彻了,2010年我发表了《新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那是2010年7月12日在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而成的,指出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22条乱象,各11条.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杨 辉: 有论者认为,批评界对顾彬“当代文学垃圾论”的“过度反应”,表征的,其实是批评界自身批评资源的匮乏和批评标准的“价值混乱”.进而言之,这一问题与以西学资源为基础的批评标准在解释中国文学问题的评价“优势”,以及中国批评界无从建立自身的批评标准密切相关.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丁 帆: 我以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估计是有道理的,不要认为是洋人指出我们头上的疮疤就不行,当然顾彬的弱点也很明显,他阅读的中国作家作品很有限,所以有些评价不够准确.但是,我以为建立所谓的中国文学批评自己的评估标准的事情却是万万不可做的,且不说是无标准可言,如果有人以此来做文章,文学批评会死得更惨.

杨 辉: 上世纪末,随着西方文论及批评的大量译介,文学界曾有过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的讨论.也有一些学者力图促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重启古代文论释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力,惜乎收效甚微.时至今日,在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在吸纳西方文学批评资源的基础上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会不会是建立“中国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必由之路?

丁 帆: 我以为中国古代文论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体系,因为那都是一些感性的、支离破碎的文论,其哲学理性层面的逻辑性与体系性欠缺是其致命的弱点.这是我们要学西方的地方,30多年的补课,已经有了成效,这一点上应该坚持“拿来主义”.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杂交可以,但是千万不能搞出一个什么标准来.

杨 辉: 您曾把“对网络评论的忽视、恐惧和拒绝”视为“评论的失位”.您觉得,网络评论(或者说媒体批评)究竟会给文学批评带来什么?

丁 帆: 因网络文学的日益发达,网络评论也成为未来不可或缺的一支庞大的队伍.网络评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够局部打破文学评论的禁区,用独立批评的眼光去臧否文学,我毫不怀疑他们的强大生命力,文学批评的未来是由他们构建的.

杨 辉: 近年来,批评家李建军对贾平凹、莫言的批评引发了文坛广泛的争议.请问您如何看待李建军的批评及其所引发的争议?

丁 帆: 我认为李建军的批评个性十分强,这正是好批评家所必须具备的素养.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一定要尊重他发声的权力!这就是批评的法则,但是许多人就不明白这个真谛.争议才是批评活水之源,才是常态. 关于散文创作

杨 辉: 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散文创作?

丁 帆: 当下的散文创作似乎有中兴的味道,其重要的原因,是有一批由两岸作家共同构筑的反映厚重历史内容的大散文出现了.像《古拉格群岛》《红轮》那样介于长篇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的文体的产生,为散文带来了生机.我们设计“在场主义散文大奖”的初衷即是如此,几届的评审出来的作品有目共睹.

杨 辉: 《美文》自1992年创刊以来,秉持贾平凹主编提出的“大散文”观念,倡导“大散文”写作,至今已有20余年.请问您如何看待“大散文”观?您对我们刊物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丁 帆: 如上所言,我十分赞同“大散文”观念,我们的散文不乏风花雪月的美文小品,但是我们缺乏气势如虹、博大精深的恢弘大气的美文,这些审美元素不仅仅是长篇小说可以完成的,经过这些年的创作实验,已经足以证明“大散文”承担起长篇巨制的广阔内容和审美形态的能力.当然,对这种文体的批评还很有限.希望大家把精力投射到这上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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