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 键 词 ： 官场小说；文学转型；文化立场；“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
摘 要： 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进程及其负面状态的官场文化、官场规则和官场腐败,官场小说创作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时代文学选择.但学界对官场小说关注不够,研究仅停留于静态、单调、个别、孤立的评说上.世纪之交出现的官场小说创作,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中已现端倪,后又在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集聚了力量,并最终在世纪之交生成多种创作类型.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语境和生存环境中考察官场小说的生成逻辑,能够发现官场小说创作是存有缺失和误区的,应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3）01-0016-07
一、
在新旧世纪之交,官场小说创作蔚然成风.但与创作者热衷创作官场小说和市场热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对官场小说关注不多,研究还很不够.面对官场小说热创、热卖和热读而学界却对之忽视、漠视甚至无视的强烈反差,评论家雷达先生于2008年4月在《文艺报》撰文：“热者自热,冷者自冷,形成了尖锐的反差,隔阂之深以至于此.”一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地把官场小说作者热衷官场题材简单地斥之为迎合市场的“低俗趣味”,以满足大众的“窥视”,因而对个别官场小说作家和具体的官场小说文本研究多,宏观性的整体把握和普遍性的创作规律理论总结少.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局限于个别文本,既缺乏宏观的横向联系与比照,也不具有深邃的史的眼光,研究视角单一,境界不高.无视官场小说兴盛的文化历史语境,不能整体性地宏观观照官场小说创作发展概貌,这种研究局限导致了我们对问题讨论的简单化,因此草率、轻率甚至意气用事的“棒杀”和“捧杀”式批评取代了学理性探讨,且以偏概全而至一叶障目.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作为一种持续性的文学存在,就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遮盖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和交叉,我们只有将文学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观照,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官场小说创作进行客观评价,辨明其文学或文化身份,进而辨正其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洛文塔尔（LL0wenthal,1900～1993）认为,对文学的思考必须“先把文学置于每个社会的功能框架之中,再把它置于那个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层次之中”.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官场小说进行考察,旨在通过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析,突破当前学术界对官场小说停留于静态、单一、个别的孤立评价的状态,在对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创作渊源、潮流发展以及功能意义的整体观照中,廓清一些歧见,为新世纪官场小说的发展探明路向.
二、
王国维先生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唯物主义观之,一个时代的文学样态的选择或者说文学的发生都是可解释的,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官场小说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文学气候,成为一种时代文学的创作表征,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十年代的文学现场中寻找到其诞生依据,并可从逻辑上还原其生成状态.
社会转型促使文学变革.二十世纪十年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文学潮流转换加快.在80年代,启蒙性的文学姿态还没站稳脚跟,作家们转眼面对的即是对纯文学的想象和试验,但文学显然已经难以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怀抱了.当民族革命战争的炮火消退,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消失,“解放思想”成为思想政治界的主流、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成为领导层的政治抉择,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发展的理念的深入人心,文学这一曾经掀起过多少时代热浪、担负过沉重非文学使命的艺术形式,开始面临重新确立自己身份和价值的状况.在民族历史想象中,“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文学形态的创作资源储备和写作路径,在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开始价值贬值,“宏大叙事”再难以触动处于世俗状态中的读者的精神.为适应市场号召,“向后撤退”和“降下高度”已成为了部分作家的创作选择.有研究者认为：“‘新写实’的出现本身呼应的是市场经济社会‘世俗文化’的崛起,‘市民阶层’读者的迅速扩张,致使表现世俗生活的文学作品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容易占据市场,获取新文学话语权.”〔1〕于是,客观地“零度”呈现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作品,在如池莉、方方、何顿、刘震云等一批作家手里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在期刊杂志和批评家的操纵之下,这种后来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文学类型在90年代大行其道.这股“原生态”、“新写实”的潮流“坠入庸常”,在“一地鸡毛”似的琐屑中开始打量中下阶层人们“不谈爱情”、诗意匮乏的日常生活,在平民化、平面化、“削去深度”的叙述中,对多地域、多类型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进行了文学讲述.开始的时候,这种“多类型”的普通人以生活在都市的上班族为主,随着题材面的不断拓展,作家的笔触则延伸到那些生活在“单位”的“官人”身上.其中,刘震云的小说极具代表性.中国小说具有深厚的写人传统,“新写实”小说中出现的“官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学的一种新人形象.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期,“官人”这一新形象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学术界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对“官场”的关注不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世纪之交所独具的特征.在时间上,中国文学与官场结缘源远流长,单20世纪就有几个突出的段落,比如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抗战时期的讽刺小说、50年代的“干预现实”、80年代初期的“改革小说”等.在空间上,俄、英、德、法等国在文学上对“官场”都有精彩的描述.但就中国文学而言,中国文学描写“官场”形成了一些“传统”或“惯性”的方式,它们宿命般地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宣传、政治策略,有时又表现为作家在政治心理驱动下的政治关怀情结.政治视角成为解读文学、表现官场的第一准则.反观混杂在“新写实”小说中的“官场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关注“官人”生存状态、深度消解宏大叙事策略的创作与世纪之交部分官场小说创作取得了某种契合.与一度备受称道的“宏大叙事”相比,对“官人”或官场的书写,视角开始转换了,政治主导和政治关怀型的视角已悄然不见,作家对普通“官人”的“零度”关注已经实实在在地转换为世俗关怀和字里行间稍存温情的人道主义色彩.但是,就世纪之交蔚为大观的官场小说创作而言,“新写实”中的官场书写仅是一种端倪性存在.不可否认的是,“新写实”小说对官场的这一类讲述开启了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一种创作路径,1999年因《国画》出版而声名鹊起的王跃文,2001年因《沧浪之水》大放异彩的阎真,在视角的选择上多多少少延续的是这一路径,只不过在他们作品中官场氛围更具韵味,文化反思的成分加重了,批判的色彩也浓厚了些. 由于审美惰性的存在,习惯于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创作主体和欣赏“高大全”英雄人物的阅读主体,还不可能在规模和整体上创作和接受这种颠覆了“宏大叙事”而一头“坠入庸常”的文学形态.而且,政治情结深重的国民性格使人们也难以认同文学对神圣国家机关的世俗化书写和关注.更让学术界部分人士揪心的是,90年代的化叙事已经如“洪水猛兽”般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一批“私语化”、“私欲化”、“女性写作”、“流氓文化”正肆无忌惮地“肆虐”文坛,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传统审美境界和精神价值遭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破坏,而尤以1993年贾平凹《废都》的出版为标志性事件.面对“大厦将倾”的危机,知识界的部分精英不得不“以笔为旗”,奋力抵抗,对“我们时代的精神价值的现状”进行了较为持久的口诛笔伐.特别是在1993年,一批知识精英燃起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掀起了人们对精神价值的关注,世俗性的文学书写在有意无意中稍有收缩.对“新写实”的不满特别是对化叙事的担忧,使人们重新燃起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精神渴望,于是,以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90年代初掀起了一场“现实主义冲击波”,直面中国乡土政治、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
随后,以陆天明、张平、周梅森为核心力量的一代作家,一鼓作气再一次将现实主义的写作深度和创作难度高高托起.这一次,官场小说开始为人们所瞩目.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创作模型得到了早已把文学从自己怀抱中推向市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首肯,并获得高调推崇.在和批评家的合谋之下,他们书写官场的小说获得了大众媒体、评论界特别是政治上层的首肯并被命名为“主旋律”、“败”小说.很显然,官场小说这一叙事策略被主流意识形态寄予了很大期望,尽管在市场支配文化生产的时代,在腐败丛生、价值混乱、道德滑坡、精神缺失、文化多元的现实窘境中,“主旋律”小说要重新担负起吹响人们精神道德的“集结号”的历史使命.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主旋律”小说高扬传统现实主义的精神旗帜,在真实得如同空气的现实窘境之中,它们鼓吹的艺术真实到底有多少来自于生活的真实,且在思想开放、人们信息渠道畅通的年代,这种政治主导型下的政治关怀显然难以唤回如风飘散的“黄金信仰”.因此,“主旋律”小说作为世纪之交官场小说之一种,在持续了短暂的五六年后,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对官场,文学当然是积蓄了言说的冲动的.中国官场是一块集结地,它联结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着内政与外交,联络着官场、商场甚至情场,加上知识分子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信念和传统文化中官本位的思想观念,官场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意味着权力资源、权力等级、权力意志、权力等以“权力”为核心的权力光环.但一直以来,它又讳莫如深.对于权力的想象必然是官场小说的核心话语,而这种想象如何实现和能在什么层面以及多大程度上实现则需要文学环境的配合.颇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主旋律”小说无疑是政治意识主导下传统的忠与奸、正与邪、廉洁与贪腐二元叙事模式的时代变体,“让精神出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时代的空缺,符合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但无疑又遮盖了官场真实状况.正如《国画》作家王跃文所言：“写国家干部和写官人,写机关与写官场都是不同的概念,代表不同的价值判断.”〔2〕在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中,官场的定义域涵纳的是忧患意识、千秋情怀、兼济天下、经世致用、承担精神等命题,一般以党的机关、人民政府、同志、公仆、干部、公务员等词汇和形象体现；但在民间,官场似乎与权力斗争、贪污腐败、权钱色等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是官场充满着玄机,半遮半掩；一方面人们又期待更多地了解讳莫如深的官场信息,于是在世纪之交有以王跃文的《国画》和阎真的《沧浪之水》为代表的作品出现,作者站在民间立场,真切地展示了官场潜规则、官场世态并进行文化体察,最终赢得了读者的喝彩.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对官场小说的概念一直是模糊不清的,但从来都没有将这类小说排除在官场小说之外,代表性作家王跃文也被媒介封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一类官场小说丝丝入扣细腻地呈现了官场生态,但遗憾的是他们因价值判断游移不定和精神批判乏力招致了批评界的诟病,加之后续缺乏更多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这一类官场小说在新世纪中国文学前十年的走向中只是断断续续地掀起了一点波澜.
与此同时,官场小说的创作者似乎越来越认可市场的法则,越来越追求市场效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商品的价值准则已经强势地渗入人们生活之中,金钱的支配和消解作用基本上是冲堤决坝势如破竹.市场如同强劲的风向标,取代了政治挂帅的主导型作用,并引领着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当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不例外.跨过20世纪进入新世纪,官场小说创作“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时间的线条上,历史与现实的官场一同上演.在人物描写上,从普通的科员到省部级高官、从村长乡长到省委书记无一遗漏；而部门则人事、组织、宣传、安全、卫生、教育等无所不谈,甚至疆域不断扩张,官场、情场、商场交叉混合,秘书、司机、夫人一同上场,故事写得越来越场面化、越来越光怪陆离,也越来越匪夷所思.创作队伍的构成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有些作者本是官场中人,于是以官场过来人的口吻津津乐道官场生存奥秘；有些则实施作家虚构的权力,尽情想象官场心计和潜规则的奥妙,而更多的则是以相似的叙事模式和官场场景不断地复制出大同小异的官场小说类型化读本.当印刷技术相当先进而盗版又得不到有效遏制,而在作家富豪榜上不断涌现官场小说作家的大名又诱惑着跟风而进的各路利益之徒时,官场小说的类型化趋势便越演越烈,审美的误区便越陷越深,已严重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有着将官场小说置于死地的危险.
三、
一种文学类型的发生,与外在时代语境和文学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现代中国文学而言,外在力量对文学的支配作用似乎是一种文学的宿命,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激烈的、偏激性的介入.但是,文学的继承与革新、嬗变与质变,有着其内部的发展规律.正如法国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所言：“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的.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雕塑,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3〕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构型,如上文所述,它是在“新写实”文学潮流中显现出端倪的.而在此之前,表现官场、想象官场的中国文学形态时起时落.在20世纪,晚清的“谴责小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讽刺小说”、50年代的“干预现实”、80年代初期的“改革小说”都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被集合在官场小说的名下.而就世纪之交的文化和文学系列来说,一方面,80年代涌进的西方思潮如萨特的存在主义、菲利普·劳顿的生存哲学、米兰·昆德拉的探索生命存在的艺术等,都加深了人们对生存的认识；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却是不正之风蔓延,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整个社会精神价值贬值.“新写实”小说的生活覆盖面非常宽泛,以刘震云的《单位》、《官场》、《官人》以及柳建伟的《北方城郭》等为代表表现官场生活的作品,特别注重表现官场中处于底层的“小公务员”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他们创作的精神皈依与建国后“干预现实”小说和新时期“改革小说”相比,虽然同为书写官场生活,但很明显,这一批小说已经放弃了以文学构建政治与文化的乌托邦的努力,他们直面的是凡俗的现实官场的日常生活,并开始触及了后来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一批相对成熟的官场小说所密集表现的官场权力对官场中人进行支配和异化的主题.“平民化”的写作立场、“零度状态”的叙述方式、“生活流”的叙述线索、“原生态”的客观呈现等创作特征,也就成为了“新写实”小说提供给世纪之交以王跃文、阎真等为代表的官场小说创作者的艺术资源.正是这种艺术创作意识的连接,官场小说这一创作类型与“新写实”小说一同受到了批评家的批判和指责：缺乏对生活的“形而上”的思考、价值立场淡化、不进行终极关怀等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汇入了90年代世俗化文学的创作潮流之中. 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审美力量根深蒂固,因此90年代文学在世俗化“新写实”之外总存在着一种反拨力量,几乎在“新写实”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一种不满意的批评和反思之声也甚嚣尘上.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文学作品应呈现怎样的写作倾向等问题,当代文坛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诸如主题为“人文精神”、“大众文化”、“文化殖义”、“文化保守主义”、“后学”等等.这些讨论帮助人们重新梳理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及作家的使命,使人们意识到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价值观的偏离,同时也对文学界出现的精神滑坡现象产生了有效的遏制.所以,几乎在“新写实”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一股“现实主义的冲击波”绽放文坛,“它们出现的时间都很相近,揭示的矛盾和思考的问题竟也像事先约好了一样的相似,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阵势,一种共同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和创作的新取向”〔4〕.“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相比,其对官场的关注更加集中,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农村基层政权“村、乡、县”的大小官员,如《大雪无乡》中的镇长陈凤珍、《九月还乡》中的兆田村长、张继的系列“村长”和国有企业中有着行政级别的厂长书记们（如《大厂》中的厂长吕建国等）,这些作品“共同把握生活的方式”无疑是关注现实、“分享艰难”.而“创作的新取向”,虽然与“新写实”一样仍然表现出对人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头头脑脑和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中大小官员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但其现实性和情感性因素却得到了强化.在传统现实主义“宏大叙事”降下高度后,“现实主义冲击波”所塑造的大小官员形象依然有着鲜明的当下感与典型性.孔太平、洪塔山、经建国、章荣、齐志运、陈凤珍等人,无论是正直的厂长书记,还是可耻的,均被塑造得生动形象.在他们身上,更可以看到大小官员们在改革大潮中灵魂的挣扎与搏斗.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假如没有对“新写实”的不满,那么评论界就不会有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赞赏.但“现实主义冲击波”与“新写实”小说同处于相同文化潮流中,其现实背景和文化语境是它们共同的生存语境,因此,它们在艺术表现上仍然是异中有同的.童庆炳、陶东风就认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在揭示现实与塑造人物方面还有许多缺陷,诸如在揭示现实时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的态度,对生活中的负面一味妥协,缺少向善向美之心,缺少人文关怀,这一切影响了他们对转型时期社会的客观评价.同时,小说消减了道德批判的力量、英雄人物身上不乏庸俗气,艺术手法也相当粗糙等〔5〕.他对“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批判口吻和措辞、语体的运用,几乎与对“新写实”小说的评价如出一辙.而“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小说”相比,同样表现改革的艰难,同样写具有官员身份的厂长,同样触及了改革过程中的权力问题和官场现象,但两者的区别却相当明显,“改革小说”中所体现的政治意识、理想主义和对官场习气和官僚作风的批判色彩在“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难见踪影.
无疑,“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是文学理论界对聚集于一种创作手法下的文学创作潮流或曰“文学创作阵势”的模态化归纳.在这两种创作潮流中,文学对官场的想象还只体现在部分题材类型和个别作家身上.很显然,对“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文学命名已经遮盖了官场文学的表现实绩.因此,讨论世纪之交官场小说创作,是不能绕开“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这种流派的.“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甚至其他一些文学类型对官场进行了文学想象,但其想象同时涵盖了其它多样命题,如“新写实”中以刘震云为代表的对“官人”生存本相的勘探、刘恒对生存和生命冲动的揭示、池莉对普通人琐屑而缺乏诗意的日常生活的形态还原等,本身就是一题多义或者说是一义多题的写作形态.“现实主义冲击波”在表现官场时,它在文学上的意味既有创作上重新张扬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精神,也有在世俗化、庸常化的弥漫的90年代通过对改革命题的关注重新激发人们参与现实的热情的价值企图.所以,这时的文学创作表现官场的作品数量有限,在体裁上以中短篇为主,对官场缺乏系统性的文化哲学思考,往往涵盖了多重议题,通常以中短篇的文体形式对官场进行局部性、零散性的文学表达,终难汇聚成一股以官场为题材的创作潮流.那种对官场生活的集中性表现、对官场人物的典型性塑造、对官场文化的深刻性描述和上升到政治文化价值层面的反思,并进行价值性建构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文学集聚、文学试验、文学储备、文学蓄势.
至90年代中期以后,以1995年陆天明的《苍天在上》、1996年周梅森的《人间正道》、1997年张平的《抉择》、1999年王跃文的《国画》、2001年阎真的《沧浪之水》为标志,官场小说在世纪之交形成了一个突出而灿烂的文学图景.在这些作家的带动下,官场小说创作成为世纪之交一道创作景观,接连不断的长篇官场小说犹如一个个的重磅炸弹,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且作品在表现主题、表现形式和对生活的认知、表现上都有提升.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创作趋势和文学构型,官场小说在世纪之交衍化为了一种题材热、创作热,甚至呈现出流派、潮流的文学征候.
四、
在世纪之交,以什么样的价值立场,采取什么样的叙述姿态对中国官场进行文学想象,都反映出创作主体的文化选择和精神认同的准则.正如洪子诚所言：“采取何种方式参与现实文化实践,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发言,成了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6〕世纪之交文化的分化相当明显,最为典型的是分化为：“‘主流文化’（又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文化、正统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又称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又称流行文化、通俗文化）.”〔6〕这三种文化既相互交织有时甚至又处于对峙状态,共处于世纪之交的时间节点,共同面对中国政治体制、政治进程、政治文化及其负面状态的官场规则、官僚习气和官场腐败,这种状况无疑是充满诱惑、充满机遇的,而且对于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创作来说,甚至是一种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文学选择. “主旋律”小说或曰“”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它们在承继“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余绪中为传统现实主义唱响了一支世纪末的挽歌.事实上,“主旋律”小说是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的.“‘主旋律’的重要作品也大都发表在重要文学期刊上（如《收获》、《人民文学》）,由重要的出版社发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获得国家级重要的文学奖项（如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7〕.政治权力主体给予“主旋律”小说以“无上荣光”,因为这种小说形态符合国家体制的需要.“主旋律”小说从正面塑造了员和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从而配合党和政府建构了政治文化形象.另外,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民间也认为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评论界往往将“败”小说当作“主旋律”小说的同义语.但是,“主旋律”小说由于过于政治化,加之它通过一些非文学的手段和渠道占据了的文学大奖和出版市场,甚至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因此,这种反常的文学现象或曰文化现象引起了文学界的反感,于是“文学共同体将它们逐入‘十七年’或‘’文学的行列,另外还要带上一重铜臭气息”〔7〕.
而在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另外一种创作路向即以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为代表的作品,却受到了网民、公职人员、青年读者和评论界的喜爱以及推崇.这一类小说注重对官场潜规则的揭示,注重对官场中人心理的描写,其中的优秀之作,反映出一种对中国官场的文化反思和精神忧患,从而赢得了读者的喝彩.但是,由于此类小说对官场生活绘声绘色的描摹和对官场权力运作等的揭露,使它们蒙上了“诲淫诲盗”的嫌疑.不过在世俗利益至上的时代,的确有部分读者将官场小说当作了“教科书”、“宝典”、“秘笈”等职场生存必读书.
在新世纪,官场小说创作依然在发展.一些作家开始将笔触伸向历史的广阔天地,纵向思考中国官场的文化根基和发展逻辑,如王跃文的《大清相国》、肖仁福的《首长红颜》等.但历史在作家手里,似乎成了“新历史”,充满了作家的想象和虚构,甚至作家笔下的那些古代官场仍然不乏现实的隐射和隐喻.一些作家从官场中来,拥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政治信息,于是以手记、日记、笔记的形式,将官场风波示之于众,其纪实性的特征无疑使官场小说更具现场感,如小桥老树的所谓自传体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一些作家以自身职业优势触及官场,呈现出官场辐射地带的权力状态,如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浮石的《青瓷》、唐达天的《官太太》等.
而在已经完全大众化的网络媒体上,由于发表的门槛降低,以及消费文化的浪潮汹涌,官场小说可以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一些网站甚至专门做成原创官场小说、“”小说的下载页面,以增加点击率.搜狐读书以“解读仕途百态,剖析‘游戏规则’”为口号,建立了中国仕途小说馆,一大批不为人知、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涌现在官场小说的创作之途.而更让人眼花缭乱的则是网络页面上堆积的那些推荐官场小说的抢眼词汇,如“大学里的潜规则”、“中国官场饭局”、“升官路线图”、“充满诱惑的机关生活”、“商战小说”、“医疗腐败黑幕”等等,中国官场小说遍地开花,让人不得不惊叹中国人对官场进行想象的智力水平和热情程度.但是,纵观网络上和出版市场那些揭发“黑幕”的、在“官场小说”旗帜下的各类纪实性文字、凭空想象性文字、依葫芦画瓢的复制性文字,却不免让人生出担忧,这些文字在败坏了读者胃口的同时,似乎已经将官场小说推向了死胡同.正如谭桂林先生所言：“艺术探索的生命力的弱化所带来的不仅是艺术创新性的贫乏,而且给作家带来了思想的惰性.官场小说享受着读者市场的巨大福祉,它没有理由远离自己的读者而去,但官场小说如果不能向自己的读者市场挑战,它就永远不过是官场小说而已.”〔8〕谭桂林先生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官场小说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对政治生活的介入,中国社会的政治空间正在日益走向阳光化.与官场文化相对立的公民意识的确立、公共空间的形成,不仅在呼唤着公共政治热情的回归,消解着官本位的国民集体无意识,而且也会弱化官场文化的神秘性,从而逐渐清除官场小说赖以流传的市场基础.我祝愿官场小说写作中有所成就的作家们的创作日益深化,也衷心希望梁启超当年所推崇的政治小说有朝一日能够使大众手之口之,而官场小说有朝一日终于走向衰落.”〔8〕不过官场小说毕竟已持续了这么长久的时间,而且在今天依然还在持续地占有市场份额,它的脚下是坚实巨大的中国文化现实土壤,因此,我们还没有必要那么悲观,正如奴隶制推翻了,我们还可欣赏《诗经》；农奴制崩溃了,我们还亲近着托尔斯泰.不可否认的是,官场小说仍然还不成熟,甚至在思想意识上还“残留着缠脚时代的气”,比如学术界已经关注到了“青天意识”、“男权色彩”、“庸俗化书写”等,在艺术创造上还存在着“类型化”、“模式化”、“影视化”甚至粗制滥造倾向,虽然所有的创作缺失和误区都能指向官场小说,但它们仍有许多可能拓展和锻造的空间.我们甚至乐观地期待,在政治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的新世纪,官场小说通过与当代社会现实的结合,作为一个对当代性进行话语关注的载体,对当代生活进行了呼应和回答,这样一种文学构型,能否重新开辟一条“公共性话语”交流通道,使文学话语能再次具有向社会中心话语演进的可能.由此看来,官场小说在新世纪的创作仍然是值得期待的,而如何提升官场小说的艺术质地和思想价值,应该是创作界和批评界思考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