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篇文章,有个好题目很重要.比如我下面要说到的这一篇,就有个好题目：《文坛应高度重视的危险信号》（以下简称《信号》,载《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6期）.又是“危险”,又是“高度重视”,那“信号”究竟是个啥?起码作为“文坛”中人的我,太想知道那个答案了.刚读到第二个自然段,前面说“80年代作家成名相对容易”,后面紧接着就说,“脱颖而出更难”云云.相隔仅仅五行,就无缘无故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按我一般的习惯,这种对逻辑毫无敬畏之心的文字,就不会再往下看了,但是只因那个悬念太强烈,所以仍是接着看,直到把全篇看完,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真值得文坛高度重视的危险信号.不过,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倒是看出来了.让作者痛心疾首的那个事儿,用我劳改时所在那个地方的乡下话来说,叫“破车挡道”.
这个事儿不能说吗?能.问题是,哪一辆或哪几辆破车挡了你的道儿,你倒是直说呀!人家却偏偏不肯直说,非要绕个大大的弯儿,如前所述,文章一开头,就拎出了一大群――80年代成名的作家.这就犯了大忌.用我劳改结束后落脚的那个小城的方言来说,叫“说话别挂‘们’,挂‘们’得罪人”.就比如说我吧,自信并不在那“挡道”的破车之列,原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奈人家拎出了“80年代”,区区虽未成名,但正是那个年代入行的,而更不幸的是,虽然30年风流云散,当年的同行至少有半数已不知所往,本人却仍在卖文以换个烟钱茶钱,想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都难了.更何况人家在拎出80年代以后,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东一拳西一脚,反复从文学原理上论证你们这根本不行了,早该歇菜了.别人我不知道,以我来说,其实歇了也就歇了,可那烟钱茶钱你给?
更何况,那些文学原理也不让我宾服.依我看,多数都是歪理,或根本不是理.有句话：“大狗叫,小狗也叫.”记得是契诃夫说的,但记错了也说不一定.老了,记性差了,可您瞧,老了有老了的办法,声明一下可能记错也就完了.总之我认为这个话有道理,而且还可以补充一点：老狗也叫.大狗、小狗、老狗都叫,各有各的叫法,形成不同的声音,文坛才显得热闹.现在的中国文坛,确有许许多多的不尽人意之处,惟独作家、批评家的代际结构,还真算是差强人意.当然,在大、小、老狗都叫的情况下,可能甚至必然会出一点个别事件,比如某位老狗觉得某位小狗叫得不好听,就咬了该位小狗一口,或反过来,某位小狗认为某位老狗叫得缺少新意,就咬了该位老狗一口,也是有的.但此乃某位老狗或小狗的问题,不是所有老狗或小狗的问题.谁的狗谁领走,不可一概而论.
所以,在我看来,“破车挡道”这种事,官场上有,文坛上有也不多,或基本没有,因为挡不住.评职称是有指标的,一个新出道的年纪较轻的作家想由二级升一级,被动员等一等,让年纪较大的人先上,是会有的,但这种事得事厅去理论,因为它实质上是官场范畴,与文学原理无关.相反的,一个新作家要靠作品在文坛引起关注,产生影响力,却是没有指标的.中国作协并没有规定每个季度出现的好作品不得超过三个,规定了也限制不住.当然,我此前说过文学是有边界的写作,出界的不算,因为那也不是文学的范畴.
其实,看《信号》一文的真意,并不是告诫老狗不要咬小狗,当然更不是告诫小狗不要咬老狗,而是要求老狗们都别叫了.凭什么让老狗都闭嘴?这儿如果不讲出一点道理来,就成了明摆着的无理要求.如果讲的是与文学无关的道理,那就是明摆着的份外要求.于是《信号》就开始讲文学原理了.但是,要从文学原理上讲明白小狗叫得不欢是因为老狗还在叫,或者老狗不叫了小狗就一定会叫得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信号》就开始走捷径,试图从文学原理上论述老狗既然已经叫了一阵子乃至一大阵子了,现在就别叫了.
可是,有这样的文学原理吗?按说,文学原理不是什么新课程,读书不多如我者,《文学概论》也见过几本.见过而已,不敢说读懂了,但有一点尚敢自信：这个范畴里经常会用到的主要概念,基本上都记住了.即便因为年老记性差,一时忘了,看见以后也能想起来.但是,当《信号》给我们开讲文学原理时,碰头打脸的几乎全是一些陌生的词语.这让我立时就犯了老毛病：以我几十年的经验,凡是放着现成的话不说,单挑那种各色的词儿耍,多半另有用意,用一个土话说,就是想“蒙事儿”.当然,如果真是给文学原理贡献哪怕一个新概念,那是应该肃然起敬的；不过我对两者的区分有个既简单又有效的办法：看看这个新概念是否被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所定义.很可惜,出现在《信号》里的这些陌生词语,我始终整不明白它们到底指的是什么.比如这样一种说法：“（作家）个人的兴趣爱好、思想感情、认识感受、以及审美积累,不单具有‘质’的高度,还具有‘量’的容度.”短短一句,里面已经出现了三个――至少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词语.什么叫“审美积累”?按通常的理解,“审美”是一种精神活动的过程,你怎么可能把一个个过程“积累”起来?又怎样在想用时就把它拿出来用,而且用过以后就“花去了”,再要用时就没有了?果如此,“审美”岂不就成了钱包里装着的钞票?然后,什么叫“质”的高度和“量”的容度?如果说这对词语只是在此处并这样地出现一次,我们还勉强可以猜测,它指的是前面那些从“兴趣爱好”到“审美积累”的质和量,可是在仅仅相隔三行以后,我们就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当一个作家的创作‘量’超过了自己所能拥有的极限,其作品的‘质’等无疑就会发生问题.”您瞧,“质”和“量”转眼之间就都另有所指了.那么,这两句话之间还有关联性吗?它们还能作为同一条逻辑链上的两个逻辑环节,而后者是由前者推导出来的吗?
《信号》在接下来开讲的文学原理课程中,内容堪称丰富多彩,几乎涉及这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积累与创作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立意与技巧的关系等等.这都是学术性很强的问题,三言两语原本说不清的,好在《信号》很会删繁就简,只说它想说的.而对于文学原理作为一门学科的系统性,《信号》则以大无畏的气概将其一脚踢开,天马行空,来去无痕,说到哪算哪,逮着谁算谁.两项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很强势的文体：只给结论,没有论证.比如：“只有写好了的作品,才有资格被谈论立意、高度、伟大与否.等任何一件写作上的‘次品’,立意、高度、伟大等等,一律免谈!”这个“写好了的作品”,以及与之相对的“次品”,是个什么概念?当一位批评家面对一个小说文本时,怎样才能把其中的立意排除在外,先鉴定它是“写好了的作品”还是“次品”,直到经鉴定确属“写好了的作品”,再去考量它的立意?而如果到了这时候才发现作品的立意不过是一杯白开水,甚至只是这杯白开水上的一点小风波,是不是也应该免谈它是“写好了的作品”?让批评家这样地来回折腾,图个啥?《信号》在列举“次品”们的种种不良表现时,其中的一条就是“逻辑的颠三倒四”,是不是有点儿“马列主义上――对人不对己”?《信号》为了劝导“80年代”歇菜,告诫他们说：“80年代时兴的文学观念,今天看,是大可商榷的.”可是在自己开讲“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时,却以“形象思维”这个五六十年代时兴、八十年代已经广受质疑的概念为立论的根基.它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作为一种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概念而提出的,现在《信号》却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对立,认为它作为“文学的灵魂,排斥诸如知识、新闻、资料、学术之类等的成分”,直至把这些“成分”称为“文学死敌”.不过,仅仅相隔一行,《信号》就改口了,说“它们必须通过消化、吸收、再生产、转化成为形象思维的形式后,才适合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看来“形象思维”太强大了,居然能把“死敌”也转化成自己的模样.可是,这个“形象思维的形式”,究竟是副啥模样?哥们儿,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这都是些弯弯绕.对于《信号》所要指称的那种现象,老祖宗早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现成的说法：江郎才尽.当然,如果要从文学原理上去研究、阐释这种现象,比如怎样才叫“才尽”,那个“才”为什么会“尽”,是有文章可做的.但是,要把这篇文章做好,有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江郎”虽然只有一个,但代表的却是很多人,这很多人就有各不相同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而且即使退一步讲,就算一概而论,也一概不到年头的长短或作品数量的多少上.如果我们从《信号》所设的弯弯绕里绕出来,直接从文学原理上去考察作家们的创作态势,那么,相当一些老作家已经越过了自己的高峰期,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甚至用不着动用文学原理,只把它归结为生理现象就够了.倒是一些相对年轻的作家,出道不很久,作品也不很多,就开始不断重复自己,又在重复中不断下降,或许更令人惋惜.即如《信号》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所历数的种种不够格的作品的种种不够格之处,其实也不仅存在于某个年龄段的作家,而是各年龄段的作家都有.按照《信号》在批判了伪标准以后所制订的真标准,凡不合此标准的,或说得更直截了当些,凡叫得不是特别好听的狗都不要再叫了,那么该闭嘴的恐怕并非只有老狗,殃及不少大狗小狗亦在所难免.当然,这就与《信号》的本来意图南辕北辙了.
《信号》并没有因此真的忘记了它的本来意图.在天马行空、泛泛而论的文学原理的课程中,很突兀地夹着一个小小的“落到实处”的自然段：“有人认为,造一把,好的小说就要细致地写出造这把的具体细节与过程.――对不起,这不是文学,是说明书、工具书、制造手册.同样写造,文学注重的不是怎样将一步步造出,而是造过程中造者的思想、情感、理趣、智巧等”且不说制式械并不是“一步步”造出来的,也不存在一个“造者”,只说这种从极大到极小、从极虚到极实的反差,确实足以提起人们的注意,它暗示着挡道的破车其实确有实指,并非所有“80年代成名的作家”.稍后,又用“直接通过对权力的赞美换取利益”一语,将范围进一步缩小,原来碍事的并非所有“80年代成名”而现在仍在写作的作家,只是其中少数拥有权力的人.这也罢了,话已到了这个份儿上,直接跟他们算账不就完了?却又不.因为按《信号》的逻辑,这几辆挡道的破车,挡住的并不是几个人的道,而是所有人的道.用《信号》的话来说,就是“今天的他们,已妨碍到了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如何才能使这个重大罪名成立?《信号》提供了一个论证：这些作家原该闭嘴了,可是还要叫.本来叫叫也没什么,可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就有人出来夸他们叫得特别好听,这样一夸,就等于说小狗们叫得不好听了,因而压制了小狗们.用《信号》的原话说,就是“承认、接受任何‘伪标准’的代价,一定是拒绝、排斥众多真正的优秀以及可能真正的优秀”.在这个逻辑链里,致命的要害就是“一定”这两个字.我学形式逻辑的第一课,面对的第一个假逻辑的例子,就是“我是人――你不是我――所以你不是人”.我们老祖宗的“白马非马”也是这个意思.“伪标准”就相当于那个“我是人”.“我”并不是惟一的人（“你”也是人）；“伪标准”也不是惟一的标准.
好了,现在我要停止破坏,搞一点建设了.如果我们还能从对《信号》一文的解析中总结出一点正面的东西,我想可以这样表述――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大多出现在他生理年龄的盛年.不是一旦过了高峰期就必须闭嘴；他有权选择金盆洗手,也有权选择继续写作.至于写出来的作品质量如何,那得就作品论作品.如果作品不够发表水平而发表了,那是编辑的事；如果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吹捧,那是吹捧者的事.当然,如果这位作家手中握有某种权力,包括影响力,他应该自己保持清醒,否则,被别人“投其所好”了,他自己也负有相当的责任.从目前文坛的实际情况看,对有权力或影响力的老作家的作品给予言过其实赞誉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为了使这种不当赞誉能够成立,也确实有人提出过一些“伪标准”.但以我的观察,首先是这种情况虽然确实有但并不普遍,那些别有所图的批评家,多数都懒得费这种心思,只是高声叫好罢了,根本就没有标准,包括一人一个标准,其实那也不是标准.其次,类似的不当赞誉并非仅以老作家为对象,只要能满足批评者所别有之“所图”,给谁都不吝啬,非常之慷慨.试看当下文学批评之图谱,其主流确实是无论大狗、小狗、老狗都叫得特别好听.当然,在对老作家以外的其他作家进行不当赞誉时,多数也是根本无标准,不过虽然不多也确实存在一些“伪标准”,只是其内容迥异于适用于老作家的“伪标准”.于是就有了若干种“伪标准”.我们倒是无妨把这种现象当作一个“信号”加以注意,但用不着“重视”,更不用“高度重视”,因为它所能造成的危害,最多也就是使本来已不怎么绿色的批评生态受到进一步的污染.但是它影响不了大局,也妨碍不到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任何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都不会按那些“伪标准”的引导去进行自己的创作.如果真有某个作家以为那就是成功之道,甘愿接受这种引导,那也怪不到这些标准,只能怪他自己没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