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一直以为,“坛”这个字比“圈子”巧妙得多,当然这是在用于指称某些行当“物以类聚”形成的人群的时候.“圈子”太单一,显不出汉字殊于西洋字母的长处.特别在北京话里,“圈子”带有歧视妇女的含义,“拍圈子”、“砸圈子”之类的短语容易招女性厌恶反感.“坛”字就漂亮多了,甚至是无与伦比的,仅仅望文即能生出诸多含义,任何一种西洋文字使出浑身解数也难挖掘出有这么大能耐的单词.在诸如政坛、体坛、艺坛、影坛、文坛中,恐怕惟有文坛之“坛”最能穷尽“坛”之要义了.拜神集会、誓师大典、祭祀仪式等等附着于“坛”字的义素,无不在文学这里或明或暗地有所契合,有所瓜葛,有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是别的“坛”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坛,只有文坛,才真正配得起“坛”之美誉.
我这么说,似乎把文学抬得很高很神很圣很妖.一个事物,当它有了点姿色,有了点功能,有了点既神且圣的外貌,它的自由便要大打折扣了.许多文学之外的东西于是乎纷纷登堂入室,说媒拉纤的,重金厚礼的,软磨硬泡的,威逼利诱的,实在不成还有霸王硬上弓的一招.文学早已出离了自生自灭自在自为的原初状态,它的所谓自由完全仰仗着非文学因子的恩赐.这对文学或恐不幸,但对文人,未必如此,甚至是大幸也未可知.
实际上,坛中之许多人,且不乏要人高人,无非是把文学当作饭碗而已.饭必须要吃,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要大家越吃越饱,越吃越好,越吃越油汪汪心宽体胖.问题在于,文学一旦成了饭碗,文学还是文学吗?文学所带给人们的名利效益是文学的内在属性吗?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谈的是文学的价值呢,还是它的使用价值抑或剩余价值?我们谈的是文学呢,还是文人,以及与文人相关的体制机构?文学离不开文人,文人离不开文学,但当文学成为文人的工具和手段的时候,文学是不是已经偏离了它自身的目标?是不是意味着文学和文人不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文学从既神且圣的云端滑落为俗物,文人则摇身一变成为文学的占有者,奴隶主般的肆意践踏、玩弄文学这个奴隶?
文学是在文人手中丧失自由的.
进一步说,文坛的主体显然是由文人构成的,也就是说,在此坛中,文学乃堕落成了一个客体.文学之为“坛”,正是以丧失其主体自由为代价的,同时也是以丧失文人的自由为代价的.若欲步入文学自由坛,先得掌握文坛自由学.若欲在文坛挺胸抬头,先得对文坛磕头作揖.“每当我们在世界面前弯腰时,我们都在向各种假的神祗进贡.”（梅洛－庞蒂）文坛越来越近似这假的神祗,因为人的浊气,它退去了神的光环.文坛是什么?是一个东西吗?是一级组织吗?它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是坐落在各省市的某条巷子里的某座小楼吗?是从上到下的各级文联或作协名下的报刊杂志吗?它仿佛是有影有形的,却又让人看不清楚摸不仔细.它仿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却又隔三差五地发出同一种声音,书写同一类文章.它仿佛是为文学服务的,却又总在对文学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是以文学的名义呢还是文学之外的招牌幌子?那些生机勃勃于校园、军营、工厂的诗歌、散文、小说,它们在文坛之内吗?当我们思考文学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空间有多少是属于它们的?
话扯远了,还是说点坛内老少咸知的事情吧.前一阵子,洪峰为讨要工资在沈阳五爱街当了一天乞丐,而且是挂牌营业,醒目标注了自己的职业身份.故事内容早就伴随着同志们茶余饭后的饱嗝传遍了大江南北,无需细描.当街要饭绝对是老洪的自由,是老洪灵魂的自由,因为“引起人们做出自由决定的正是整个的灵魂”（柏格森）.老洪既然有此灵魂冲动,摁是摁不住的.我遗憾的是他只要了一天,还呼朋唤友地又是拍照又是传播,唯恐天下无人知晓.可惜了,好端端的一出戏,就这么给演呕了,呕了自己,呕了文坛,呕了文学,甚至是呕了乞丐.纯粹的乞丐倘不是终生,至少也是长时期从事本专业,绝不会只当一天的和尚.尤其是,纯粹的乞丐绝不会悬挂什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类的身份标识来充当行乞的辅助手段,充其量是很文学地弄一个说明书：家遭洪灾,妻患绝症,父母双亡等很文学的目的绝非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行乞,为了尽最大的可能开掘乞丐本身的全部功效、潜能和含义.与乞丐的职业道德相比,老洪应该自惭形秽,他的境界比之伪乞丐都实在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倒是很乞丐的,但目的不是文学,而是别的.我们又有多少文人能像乞丐穷尽乞丐内涵似的绞尽脑汁专注于文学的本义呢?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老洪的上级机构也够搞笑的,你要停发人家的工资,总得拿出个过硬的口实,“不来开会”,“联系不上”,这也忒浮皮潦草,忒小儿科了.在此不妨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一个作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雄心勃勃的创作之中,断绝和外界的联系,闭门数年.我相信文学需要这样的痴狂迷醉.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生产线上流水作业的螺丝工,文学创作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中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如果去单位开半天会,就意味着这半天他离开了文学的岗位,对文学创作而言,就是失职,就是旷工.严格地讲,一个潜心创作的作家完全可能被突如其来的噪音惹怒,那不光是占用了他的时间,特别是中断了他的思路,破坏了他的情绪,搅乱了他流动着的意识.有调查表明,清晨叫醒的闹钟对人体的损伤程度相当于２６小时不睡眠.对作家的折磨或许比闹钟凶悍.其实,领导们完全可以襟怀坦荡地说,本庙太小,供不起大佛,或曰,本庙只供养听经的沙弥,不伺候念经的和尚.虽然这依然难免违背合同的嫌疑,但是把文学还给了老洪,总强过现在的支支吾吾语焉不详.那么,老洪再怎么上位出演乞丐秀,也不出劳务纠纷的范畴,充其量是伫立楼顶讨要欠薪的农民工的档次.我绝非歧视农民工,我想,文人行事,总该比农民工多一些技术含量.如此,老洪即便秀得妙到乱真,即便秀得一时性起,当场在繁华的五爱街挂牌×奔,料也呕不着文学.
作家莫言对老洪的乞讨行为发表意见说,洪是在争取一种公平,中国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作家供养制度,洪却得不到这个制度的保护.与其说这是莫言呼吁公平的肺腑之言,不如说是文人之间的相互调侃.公平是做不到绝对的,比如老洪,断口粮只是近期的事,在此之前的十年间,他都在享受供养制度的保护,这就体现公平了吗?对于那些压根没享受过制度保护的作家来说,这是公平的吗?制度有制度的意志,它选择供养对象全凭自己的意志决定,总会有新人被吸纳,总会有旧人被剔除,总会有人被故意偏袒,总会有人被无意遗漏.只要制度存在,选择便是必然的.如果觉得制度不公平不合理,敬而远之好了,干嘛还非要削尖了脑壳往这个保护伞下摸爬钻挤?就没感到一丁点儿难堪?旧社会舞女名伶需要保护,开赌场开茶馆开戏园子开窑子铺需要保护,现如今作家们也哭着嚷着要保护了,哪还有一丝文学的风骨?这样的闹剧,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嫌麻烦.
老洪的“秀色”说多了难免无聊,远不如上海作家陈村的严肃活泼.为了解决史铁生的专业作家“待遇”问题,陈村先生在网络上发布了致有关机构负责人的公开信,以期引起领导及公众的关注.史铁生还只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这确乎让人跌破眼镜.以史铁生的创作成绩,他不单有资格成为专业作家,甚至是专业作家中的专业作家也毫不为过.陈村先生古道热肠,令人起敬.然而,合情的未必就合理,史铁生之与专业作家,惟一的准则在于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疾病缠身.有人不认同史铁生的成绩,这是人的问题,是体制与领导者的问题,应该质疑的是人与机制,这和史铁生的身体扯不上关系.因此说,陈村先生的这篇作文,主题没错,论据欠妥.通过史铁生的作品,我们多少能够感知到他的精神世界,倘若是因为他的疾病需要治疗而使他从合同工跃升为专业人士,他会感觉这是对他的尊重吗?他会不会认为自己是占了身体的便宜?别人会不会也认为他占了身体的便宜?如果他拒绝,我不会觉得意外.假若有数十数百个类似的需要体制关怀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病患者,作协是否该一视同仁呢?作协还是不是作协?作协是不是还要承担医疗机构的职能?我们不能把对残疾人的保障转移到某个行业机构,也就是说,某个行业机构对残疾人的关爱只具有道义上的是否,而不是职责上的必然.作协可以,也应该为史铁生以及所有身处困境的作家提供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帮助,但这和专业审核完全是两码事.残疾人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是由国家从工商、税务、医疗、保险等各个方面为包括史铁生在内的所有残疾人建立起一个安全可靠的生活保障机制.
借助陈村先生的公开信之东风,中国作家协会一位叶姓会员也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成了文坛新近的一道风景,好看好玩得叫人目不暇接.叶信的中心思想是,废除作家协会的行政化格局,代之以岗位聘任制,明确作家协会的群众团体性质.取消专业作家、驻会作家制,实行签约作家制.对于取消行政化机制,取消从上到下各级作协人员享受着的不同级别的行政待遇,这种重来的主张,看上去伤筋动骨,实则解放了文学,何乐而不为?当然说归说,做成做不成,姑妄听之吧.至于取消专业作家制,实行签约作家制,未免似是而非.除了时间上的差异,前者终身,后者二三年一个周期,两者的本质大同小异,新瓶装陈酒,换汤不换药.时间尚不是症结所在,关键是签约标准,多少作品、多少字数才算完成合同要求呢?十万二十万抑或五十万一百万?奖罚机制如何制定?是否会有某人一个字不写白拿白占了一个周期的现象发生?与其说这是个创作机制,不如说更类似临时用工的合同.“从来没有哪个人被迫去写一本书.”（柏格森）而签约制所体现的恰恰是一种被迫的关系.它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或者毋宁说,它是对文学的戕害.对于文学,它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最多催生出一大批快,制造出一大堆文化快餐垃圾.
有趣的是,文学创作者的收入远不如研究者来得稳定扎实旱涝保收,当厨子的再怎么折腾,也好不过美食家的生活.百万千万赚着的作家是有的,却也是个别的,何况还是一个字一个字辛辛苦苦码起来的.研究者就轻快多了,一个几十万元的项目,甚至不用亲自动手,招几个同僚唤几个弟子,凑合凑合齐活儿了.难怪惹得一些作家眼红,过江之鲫般往大学教师的队伍里钻.只是当了教授,拿了高薪,却再难见着有什么作品问世了,偶尔出笼,不过文学讲稿,水平质量嘛,公婆之理了.看来幸福的生活不光滋润俗人,也沐浴作家.从这个角度看,供养制之予作家肯定是巴不得的,之予文学呢,鬼才知道.
众说纷纭中,我尤其留意的是另一种意见,作家供养制在当下的中国恐怕一时还不能取消,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国家可以拿出一定钱来,供养一部分的优秀作家,并以法国、以色列为例,证明供养作家在别的国家不乏先例,许多优秀完全配得上国家出些钱,解除他们的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等的后顾之忧,专心写作,创造一个相对体面和谐安定宽松,至少是小康的生活,如果我们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
我以为以我们国家的现有财力,我相信别说养几个专业作家,就是几百个几千个也不成问题.如果是该花的钱,尽管有理有节地花,不必吝啬.如果是不该花的钱,花一分都是错误的.国家的钱,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对作家的供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到书店购买作家的作品,拐作协这么个弯子,势必增加供养成本,有人考虑过纳税人的心疼吗?既然是纳税人供养,那么,供养方式、供养数额、供养人选是否征求过纳税人的意见了?车票涨价尚且要搞个听证会,供养作家怎么讲都不是小事,总得有个哪怕纯粹是走走过场的形式吧.法国、以色列的先例,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多数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即便是法国,其国家对文学创作活动的扶持也是以基金的方式进行的,和我们的供养制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以色列政府给希伯来作家协会提供的资金主要是用于办刊物,租房子开咖啡馆,颇像以商养文,这和“作家供养制度”似乎也挨不着边.解决后顾之忧就能使作家安心创作,这想法似乎天真.国家若能供养出优秀作品,那文学岂不成了国力的比拼?依此类推,中国早就该先于印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最不济也该把非洲拼下去.至于说盗版对作家权益的践踏伤害,这更不是“供养制”的借口了.打假扫非是等部门的事情,他人用不着越俎代庖.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作家权益的最大保障.以供养的方式来维护作家的权益,准确地说是维护体制内作家的权益,对其他作家会不会有欠公平了呢?
如果有这样一位,假设是钱钟书吧,他写了本《围城》,这大概足以使他步入“专业作家”的行列了,然而他从此却再也不搞什么文学创作了.我想象不出有关部门该如何处理,是继续供养呢,还是调离其他部门,或者干脆开除了事?
放眼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作品无一例外地产生于作家最艰辛困顿的日子,一旦小康了,文本质量直线下滑.如果屈原、杜甫、曹雪芹过着体面滋润的生活,中国文学史恐怕将是另一番模样吧.巴尔扎克写到死也没还清债务,他要是养尊处优,有没有《人间喜剧》都值得怀疑.我不赞同饥饿出作家愤怒出诗人,但我更不赞同供养出作家.伟大的作家绝非供养出来的,供养出来的大都是不中用的文人.实际上,那些优秀的们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版税收入过上幸福优裕的生活,若是他们做不到,若是他们首当其冲巴巴儿地渴求国家的供养,那就不是文学悲哀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吹灯拔蜡,哪儿凉快去哪儿吧.我很奇怪,作家难道不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吗?作家难道不是时代精神的伴舞者、领舞者吗?何以一个商业大潮就把我们吓破了胆?何以一个市场经济就把我们弄得蓬头垢面灰头土脸缩手缩脚惴惴不安?“我们不在思想而在讲话,我们不在动作而在被外界‘所动作’.”（柏格森）我们为一点蝇头小利吵吵嚷嚷喋喋不休,我们被外界的光怪陆离灯红酒绿晃花了眼睛.我们一边唱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调,一边像个没娘的弃儿,哭咧咧向国家伸手讨要奶粉钱,我们没一点惭愧,没一点羞耻,没一点脸红吗?我们的作家们坚定不移地把自己视为弱者,我们的作协坚定不移地把作家们视为弱势群体,如此的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不觉得可怜吗?不觉得肉麻吗?我们应该是强者,至少是精神和意志的强者.我们再弱,总弱不过农民.我们再弱,总弱不过待岗下岗失业的工人.我们再弱,总还识几个字读过些书有那么点儿知识,我们还能弱到哪儿去?我们为什么不多做些自我反思?为什么不多寻找些自身的毛病?我们卖不出几本书就怨天尤人,可我们的农民兄弟即使卖了粮食也只收得张白条,他们退缩了吗?嚎啕了吗?作秀了吗?向国家伸手了吗?没有.他们掖好白条,继续耕耘,继续收割.如果我们的心灵尚不如农民的境界,我们凭什么自诩与精神相伴与灵魂为伍?既然我们把文学当作了饭碗,就应该珍惜文学,就应该把全部心思投入于文学,而不是把饭碗寄托在文学之外的东西上.
萨特说,我们是被判定要自由的.我说,我们的文学也是被判定要自由的.它可以使我们飞黄腾达,也可以使我们一贫如洗.谁想见识天堂吗,谁就来搞文学吧.谁想见识地狱吗,谁就来搞文学吧.文学的自由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快乐都有可能.如果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么就尽快上路吧,别在意文坛之内还是之外,任何一个角落,文学都存在着,它属于全世界,它属于每个人.
当文学之“坛”坍塌破碎的时候,我坚信,也正是文学焕发青春拥抱自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