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通过外国文学来救亡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使自己的文化逐步现代化,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另一条是向苏联和东欧学习,鼓励采用暴力的手段驱逐列强.外国文学的启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作用：利用外国文学传播先进思想；利用外国文学对文学本身进行启蒙,使文学性凸显出来.救亡比较重视感情,只需要有限的启蒙精神；启蒙属于理性的领域,可以对一切进行怀疑,包括救亡活动.救亡和启蒙的内在矛盾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当时外国文学界各种论争的基本原因.
关 键 词 ：外国文学；救亡；启蒙
外国文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普罗米修斯,把启迪心灵的火种带到了中国,也是远渡重洋的拜伦,激励着无数救亡志士.虽说人们已经就外国文学的救亡和启蒙作用写了不少论著,但救亡和启蒙各自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救亡和启蒙的关系也无人进行深度阐释.本文将尝试着探讨这些问题,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以救亡为使命
自从战争以来,捍卫国家主权、消除国内动荡一直是近现代中国人首先关心的问题.人们尝试了以科技为核心的救国和以政治变革为核心的救国,但效果都比较有限.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有识之士把重点转向了文化层面的救国.刚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鲁迅学的是医学,有着科技救国的梦想.但目睹了国人麻木不仁的场面之后,他毅然放弃了医学,决定转向文学.他说：“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应当用怎样的文学来改变国人呢·由于闭关自守而失去生命力的传统文学显然不行.如果把中国的文化史从古代一直读到当代,“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暖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2},所以只能“别求新声于异邦”③.在危难的关头,异国的新思想成了救国的灵丹妙药.
学习怎样的外国文学呢·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另一方面是受压迫国家的文学.中国显然属于被压迫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天然的联系,所以许多学者纷纷转向了弱国的文学.鲁迅曾回忆道：“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1}他还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2}其中,俄苏文学最受鲁迅重视,他翻译的俄苏作品约占总译作的二分之一.
除了鲁迅之外,茅盾、郑振铎、瞿秋白、郁达夫等的立场也比较类似.茅盾曾说：“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③郑振铎认为：“血和泪的文学,恐将成为中国文坛的将来的趋向.”{4}由于救亡是当时的首要任务,所以相当一部分学者,特别是那些同时会创作的学者,都有明显的左翼思想,自觉地站在被压迫国家一边,满腔热情地高呼救亡的口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左派学者在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看,不是无可挑剔.西方强国在文学方面可能值得学习的东西更多,但他们不愿意为之花很多的精力.鲁迅曾这样说：“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走到天国去.”{5}鲁迅救国心切,没有耐心深入研究那些与救亡无直接关系的作品.他还说：“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6}俄苏文学对于救亡来说的确重要,但离开了薄伽丘（薄凯契阿）的《十日谈》、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经典著作,世界文学的殿堂就会大为失色,而且受压迫国家的文学的精华也未必都旨在反抗和斗争.现在回过头来看,部分鲁迅、茅盾等翻译的受压迫民族的文学并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见他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偏颇.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左翼的作家,虽然口头上说自己以弱国文学为师法,实际上都有较好的西方文学功底和扎实的本国文学修养,所以他们的作品没有成为简单的口号和宣传,曾成功地创造了一些将反抗精神和艺术性融为一体的上乘之作.
左翼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在文学层面上有偏颇的一面,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正面的.他们有着非常崇高的理想,而且满怀,主张推翻专制统治,驱逐侵略者,但对于如何改变和完善自己的文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具体的问题不太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力革命即使取得胜利,也未必能够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好处.有时的革命换来的还是残酷的专制,法国大革命、斯大林式的革命等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自己的革命也付出过较大的代价.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有一句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霍尔巴赫也对大规模的暴力运动进行过深刻批评,他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等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要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残忍.等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性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7}主张暴力革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给解放运动带来力量的同时,也给暴力的扩张开了方便之门.我们以前只谈论他们的积极意义,而对潜在的危险性很少触及.
救国的另外一条途径是向西方文学学习.王国维、周作人、梁实秋、梅光迪、吴宓等人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他们主张：“挺进到强国之中,试图通过文学了解强国的方方面面,企图揭开强国之秘密,或介绍强国立国之本,假他们的现代意识、现代思想来教育国民,造就或涵养新国民以及现代国民意识.”{1}这些人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加注重经典著作,他们构建的世界文学版图更能体现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