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

於可训,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冥思玄想的结果,而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对象,或从某些文学理论和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派生出来的.前者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对象中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相应的阐释和评价.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此前的文学批评所无法回答,或不能解决的,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因而这些批评理论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转向艺术的情感效果而引起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创作“日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的倾向造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度重视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以及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时的先锋文学实验中,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造成的.后者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学、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精神基因和思想元素,需要文学批评去感知和发现,并给予恰当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从这些学科的理论中,就派生出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之如社会学,道德批评之如学,精神分析批评之如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之如人类学,文化批评之如文化学,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如语言学等等.有些学科的理论,如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理论,丹纳的影响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理论等,因为包含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而见之于不同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批评实践,成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方法.可见由这些学科派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是为了适应批评对象的需要,因而对具体的批评对象而言,也是具备有效性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有很多原因,市场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某些功利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容易引起关注,得到矫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90年始,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每一次反思和重建,最终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促成了这期间文学批评标准的改变,以真实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标准,不但对正在兴起的伤痕和反思文学潮流,起了积极的保护和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和真诚思考,也作了有效的阐释和评价.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当代文学革新潮流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实验的广泛展开,进一步更新文学批评观念,改变文学批评方法,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短短数年间,域外各种批评流派的观念和方法,尤其是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被纷纷引进,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建设,1985年甚至因此被称为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同样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当代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庶几能尽快改变这种无效性的批评局面,使当代文学批评能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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