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在新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同在.从华文文 学的写作实践和批评研究所具有的双重体验、双重感受所形成的双重视角切入,从相关问题 所引发的思索,提出并抓住华文文学书写中的游牧或旅行、记忆或怀旧、故乡或根性、人性 或等几个维度,来重新思考华文文学新的生长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华文文学 创作与阐释的诗学建构的一种探寻.
关 键 词 :华文文学,跨域书写,参照向度,诗学探寻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9)4-0026-05
当代世界尽管已步入商业化和消费时代,但这一社会现实并不排斥人们向往“诗意地栖居” .或许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固然需求文化快餐,寻求阅读的轻松和兴趣的刺激,但同时并 没有完全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任何一个读者的阅读需求永远都是多元的.那么,伴随着人 类精神活动存在了数千年的诗意,华文文学应当何为它能给我们或应给我们带来什么在 拥挤而嘈杂的现代生活节奏中,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提升华文文学的创作品质才能确立 自己的创新意识而走向世界一句话,华文文学的现代观念应如何以具有超前的意识与未来 视野才能和世界文学对话,从而展示自己独特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景象可以说,全球化话语 作为当今世界快速趋向的文化状态,已席卷生活的每一角落.在这种新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 境中,华文文学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同样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笔者本身旅居海外,是华 文文学的写作实践者和研究者,以这种“特殊身份”所具有的双重体验、双重感受所形成的 双重视角,不揣浅陋,拟从问题所引发的思索,来重新思考华文文学新的生长点,或者说新 的参照向度,以期对整体的华文文学书写甚至阐释多少带来一点启示,并因此而拥有一个更 美好的文学前景.
故乡或根性
不同的人、不同经历的人、不同时代的人,“故乡”这个词在其意识深处,含义是不尽相同 的.文学中的故乡亦然.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笔下的故乡,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抒写的故 乡,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谓的故乡也迥然有异,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置身于不同的 地域,“故乡”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地变化着,生活在不同乡村、城市、省份、国度,随着 视野的不断开阔,“故乡”都在随之跟着变化.如此说来,故乡可能是空间、又是时间,是 土地、又是心灵,是祖国、又是家园,是诗歌、又是童话,是安慰、又是忧伤等也许,故 乡是无法诠释的词条.然而,故乡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或者说,故乡在人的生命旅 程中,永远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个浮游着精神的泊地.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对于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子孙,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是父 精母血缔造着,是坚实地气哺育着,是淳美民风浸染着.这种原初的文化“包装”,奠定了 生命之根性.每个人又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乡.我们的身躯从故乡走来,生命的源头在故乡, 可我们寻觅精神的家园,皈依灵魂的故乡,并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出生地.这是多么复杂的 情感啊！我们的精神在对故乡的依恋与逃离中,在难以割舍与大胆寻找中,又期待着新的洗 礼.既有热情的笃守,又有无定的漂泊,更有苦苦的追寻,一端连接着故乡那方水土,一端 又接通着现代文明的风情.
文学的故乡,可以说是每个作家精神之河的神秘发祥地,对它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感悟或依 恋或回望或怀想,都关系到作家艺术生命的高低与长短.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人把家乡 带在自己的身边,其实现代人也可以把故乡带在身边.俄国演员卡恰洛夫说叶赛宁的诗集是 他漂泊的故乡.尼采说:“什么祖国！哪儿是我们的‘儿童国’,我们的舵便驶向哪里.到 那里去吧,比暴风浪的海更奋勇.”福克纳说故乡像邮票那么小,加缪说故乡像海洋那么大 .的确,故乡有时很大,有时很小.能容纳生命意义的过去与未来的心坎,就如同容纳童年 的处所,那是情感的故乡.作为文学,应当对着未来无数年代的知音诉说.因为故乡不只活 在过去,故乡也活在将来.伟大作家所展示的文本世界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诚如鲁迅之 于水乡小镇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的古老边城,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那个泥沼深处的叫马 孔多的小地方.而普希金则咏叹:“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 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对于鲁迅 、沈从文也好,对于马尔克斯、普希金也罢,他们笔下的“这一个”地方,无异于整个大千 世界上的最亮点.因为,那是他们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最佳选择地或对应点,那是深深地 烙印在他们灵魂底层的独特空间.
刘再复在其《漂流手记》、《西寻故乡》等著作里,对“故乡”和“祖国”的重新定义是颇 有意味的.他在文学上扬弃权力意义上的国家(故乡),追寻情感意义上的国家(故乡). 这 种经解构之后的重构,使他的散文打破了“乡愁”的模式(这一点是海外华文作家尤应引起 重视和注意的关键).由于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受内陆型农耕文化唯系土地的传统文化 心理以及难以摆脱的这种民族群体的历史潜意识积淀的影响,由“思乡”母题派生出的乡愁 、乡恋、乡情、乡趣等模式,如繁星般布满了中国文学的天穹,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同样俯 拾皆是.诚然,表现“感时忧国”或“涕泪飘零”等主题,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时代语境下 ,的确创造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也很有必要.但进入全球化和人类走向“地球村”的时代, 就必须对这一文化母题进行反思了.其实,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故乡不是一块永远不变的土 地,故乡或明或暗,“即使把故乡视为美丽而遥远的梦幻,也应把这种梦幻视为流动状态才 好.故乡跟着人流动,这故乡才是活的,而且才有更丰富的内涵”[1].而对于每 一个真正 的诗人作家,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或者说有一个他所热爱的世界.这个领地、这个 世 界不完全属于现实和公众,只属于自己.或许,这就是诗人作家的故乡,是自己构造的理想 国即精神王国.
那么,“根”是什么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起码有10种解释.其原初意思应是指高等植 物的营养器官,分直根和须根两大类.根能够把植物固定在土地上,吸引土壤里的水分和溶 解在水中的养分,有的根还能贮藏养料.其比喻义为子孙后代.或指事物的本原,人的出身 底细.等等.文学中的根,可能是自己心中私人化的一种精神勾连,或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与 精神源头的对接,如同一支悠长邈绵的回旋曲,能令人静静地回味或享受.
一种文学的产生和形成,首先应是趋于某种文化的自觉,之后才是文学的自觉.中华文化作 为海外华人文化和华人社会构成的精神底座,无远弗届,无时不存,其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既是一根无形的纽带,也是华文文学发生学的前提和动力源.因此,在异质土地上用汉 字(母语)书写的文学文本,必然含蕴着浓郁的华夏文化精神内涵,并深扎于其根源之中. 同时,对世界文明乳汁的吸吮和受当地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染,从而造成自身文化的沉醒,也 造成自身的苦痛.譬如东南亚华文文学,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跟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包 括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东南亚华文文学所收获的盈芳硕果,正是嫁接在中华文化这棵大树 上生长开花之后而缔结的,是对华夏文化之根的眷恋、延伸和拓展,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 实.尤其是在老一代华文作家身上,更是显而易见.即便是新生代或所谓“断奶”的一代, 只要你用汉字书写,都难以摆脱那层脐带关系.新加坡著名学者兼作家王润华就此问题有一 段精彩的论述:“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本土上,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 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 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中国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 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 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 (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海外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 合了‘新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2]
生活在今天的海外华文作家,尽管不一定喝着同一种水,却流淌着共同的血脉,且用同一种 文字书写.其思想意识深处,起码潜藏着三种根性,除了前面所说的文化传统之根性外,尚 有语言之根和善良之根.语言是人类思维与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精神的载体.在很大程度 上说,语言是华文作家共同的家园.华人作家在异域,在非母语的国度用母语书写来表达自 身的情感文化诉求或丰富自身的精神生活,既是生存意志的体现,也是自身尊严的展示.尽 管这是一种跨越文化经验的边缘性写作,是在母国和所在国主流文化中都不被重视甚至忽略 的寂寞风景,但他们却乐此不疲.旅美作家聂华苓说:“汉语就是我的家.”新移民女性作 家张翎说:“写作就是回故乡.”菲华作家一东的《汉字铅写》写道:“我在保管的铅字房 里,看到成堆的铅字,我用手掌按下去,印在掌心的是,殷红的中国字,那是我的血畅流过 的缘故.”刘再复则说,我的根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可见,通过汉语(华文)书写 ,就是作家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因为方块形的汉字就是中华魂,是一个流散族群传承或建构 自己精神家园的根基.也只有不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根性丢失,才能在全球化时代重塑自己的 民族文化身份.正因为如此,“寻根”、“追忆”和“返乡”在世界移民文学中,是常常受 到普遍关注和反映的母题.
善良之根,则是每位作家生命中所应具备的基本元素.仰望文学艺术的星空,许多先辈大师 所迸发闪烁的真善美之光芒,穿过时间的浓云雾霭,依然吸引着一代代人的目光.鲁迅就是 其中一位.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虽没有什么崇高的英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却有一 种内在深沉的力量撼动读者,让人为之倾倒而感叹.究其原因在于跟作家自身的善良之根有 关,更是作家自身人格魅力的展现.无可否认的是,作家的善良之根性往往决定着作品的艺 术感染力.在当下,在一个复杂的“混乱”(文化)时代,重申善良之根性,就是呼唤华文 文学世界要留住这善根.这是人类世代相承的永恒需要,这是文学获得艺术魅力的内在要求 .相信善良、慈善等凝成的善的力量将是新世纪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那是来自辽远无垠的 星空发出的庄严召唤等
一个以家园作为起点出发的作家,如果能将乡土文化、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包括 地域性或“他者”文化等多种大中小文化自如交融汇通在一起,经过慢慢发酵,逐渐催化, 就有可能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话语,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空间,甚至诞生出与众不 同的、具有丰富思想内蕴的“宁馨儿”.诚如皮特斯曾强调的“把全球化看作一个杂交混合 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全球化混合的出现”[3].尽管在这种混合杂交过程中, 各种大小 文化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和碰撞,但冲突碰撞本身就是一种对话一种接触.对于多元背景中 的华文文学书写来说,一方面作家身为华裔,其根性血脉源流涌动着自身文化多样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又要迎接全球性文化浪潮的洗礼式冲袭.在文化层面上,这是一种悖论,但这种 “悖论”却具有强大的张力和多重意义,甚至可能在相互包容中孕育出崭新的艺术形式.这 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是一种热切的期待.
人性或
二百多年前的1797年,在一次哲学的辩论中,康德写道:“如果我们的工作和理论的争辩, 脱离了内心的慈善,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年迈之际,他的医生进入其房 间,康德起身相迎,医生阻止,康德说:“刚才那刹那,显示人性并没有离我而去.”伟大 的哲学家,直至生命最后关口,关心的依然是人性是否丢失.面对浩瀚的宇宙时空,人只不 过像天地间的一只沙鸥,只不过是地球上一个匆匆的过客,在这短暂的瞬间,能显示出深扎 于生命中的美好人性,或许就是一种至高的幸运.
人性是多面的、立体的、复杂的、丰富的.人性中有真有假、有美有丑,有善有恶.因此, 对人性的敏感,往往是写作者必然具备的素质.托尔斯泰为了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一直充满 着困惑,萨特面对那虚无始终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焦虑,米兰•,昆德拉则因为“生命中不能承 受之轻”而急灼.在虚无或在轻中,人们获得了自由时又感到不自由,生命中永远充满着悖 论.在当今华文文学世界,真实的领域在扩大,复杂的现实与百态的人生同时展开,经济像 靡菲斯特式的妖魔把人的潜在一齐召唤出来,文学也因此平添了无数新的话题.可是, 作为文学书写者,我们都写了些什么作为读者,我们都读到些什么作为批评家,我们都 说了些什么作为媒体,我们都发表出版了些什么在精、气、神普遍缺乏的而习惯于炒作 、媚俗、克隆的时代,那些具有生命原创、灵魂认知、精神饱满的,并且闪烁着人性辉光的 作品(作家)实属鲜见.我们是否深感到文学缺了点什么比如,是否是功利物化的诱惑、 浪漫色彩应该偃旗息鼓,梦想、空灵、诗意的东西就应该放逐是否在作品中存在思维老化 、感觉钝化、美感丢失、灵光不见的问题呢是否是太过于暴露现实中的丑、恶的现象,而 不再敏感于人性中的美与善和生命中的活力与深刻当我们面对物质的、功利的、现实的地 盘在不断扩大,坚守着人性中的美感,固守着一份天真烂漫的童心,坚持着文学应有的独立 品格、良知和真诚,这或许可以当作是华文作家应有的灵魂亮度和精神向度.约瑟夫•,康拉 德(Joseph Conrad)说过,文学艺术是将最高的正义给予有形的世界的一种尝试,它试图 在宇宙、物质以及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康拉德所谓的这种基本的 、持久的东西,就是人性,就是人性中的美.
作家也是(语言的或灵魂的)艺术家.艺术家之不同于寻常之人,大概就在于拥有一颗善感 敏锐的灵心和对美的妙悟.就拿写少男少女的美来说,李白诗云:“妾发初复额,折花门前 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义山诗谓:“八岁偷照镜, 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 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这都是人性美展现的画面,令人有一唱三叹之感.至于蒲 松龄以及更伟大的曹雪芹,他们的文心诗弦几乎都是为少女而燃烧所弹拔的,缺乏或减去这 种美,他们作品里的精神灵魂就无所依附了.
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严歌苓、张翎、严力等作家之所以尤为引人注目,与他们在作品中善 于深刻地挖掘人性的艺术思考和美学追求有关.譬如严歌苓,无论是出国初期写的《少女小 渔》,之后写的《扶桑》,还是近期推出的《第九位寡妇》等文本,无论是反映移民题材还 是表现历史题材,也无论是写海外生活还是写国内生活,她总能从现代性视野出发,去展现 人性中包藏的“意外”之谜,并试图对这些谜进行破译和推演,让人从中认识到人性的奥秘 并引发对精神灵魂的追问.“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 .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 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4]这是严歌苓的经 验之谈. 因此,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华文作家,要想拿出扛鼎之作,不管有多宏大的构想, 或忧思多么沉重的问题,或装载多么新奇的观念,或运用多么先锋的技巧,倘若对人性中种 种值得关注的问题缺乏敏感度或无动于衷,要想拿出好的、美的精品力作恐怕只能是一场梦 ,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艺术家).
与人性相互关联,比如爱、比如性、比如人性中滋生的一切意念,都与有关,或者 说都是化了的另一种形式.能推动人生,让生命走向更高的境界,也能毁灭人 生,让生命走向陷阱般的深渊.人的内宇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存在.或许,它既不创生,也 不 被消灭,它就是存在.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着他心中的三种魔鬼: 1. 欲:可 能战胜的, 2. 肉欲:极难战胜的, 3. 虚荣欲:一切中最可怕的.因此,“不仅是文 学 文本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文学阅读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文学文本所持之以恒关注的一 件事情是的悖论性、易变性、可调节性.”[5]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理想 主义高蹈 受到嘲弄,英雄主义受到鄙夷,理性精神受到解构,在认同世俗、认同身体,认同 直觉、本能作为理性的抵抗力量的时代境遇下,性欲、金钱、别墅等物质符号意味着成功和 幸福的炫耀标志,海外新移民文学便成了这种想象的源头.于是,为了满足读者(国人)的 猎奇心理和期待视野,性自由在一些热销作品里作为表现西方的重头戏.《北京人在纽约》 的王启明和阿春偷情背叛妻子却毫不自责,《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的“我”毫不介意把与 其他女人同居的白人作为自己的白马王子.性自由的快感成了他们优越于国人的筹码,由此 带来的自然是主体内涵的浅薄和低俗化.可见,有关本能即性描写在华文小说中明显增 多,一方面是作家趋利行为使然,当“身体写作”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时,文学作品描 写性本能似乎也成一种趋势,但纯粹追求感官刺激的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充其量只是一堆文 字涂料.另外,也有将性本能理解为文学的一部分,并从中展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骁麒的 《重返伊甸园》可视为代表性作品.
文学艺术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往往出现在面对的诱惑时失控了应该把握好的精神维 度,或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沉溺于私人性的化写作,或打着世俗化旗帜进入写生存、写 本能、写的浅层次状态,或在消解神性和剥离所谓人性之后把文学变成是本能或金钱欲 望的展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每一种方式都可能是一个陷阱,一旦陷入进去就难以 遏止,就可能离生活愈远,离心灵愈远,离人性愈远,甚至把文学推向无望的深渊.
其实,生命永远都在渴求着,永远都在寻找、寻找新颖、寻找深刻、寻找真善美、寻找 宇宙、寻找更为辽阔的壮丽天地.于是,我们的生命里充满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然 而,环视世间,许多东西都过于讲究策略或预谋.须知越是强调策略,人类就越世故,生活 就缺少真诚,文学可能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样的,如果过于讲究本能和的策略,就难以 写出有血脉的有灵性的真实的跳动文字.作家面对着本能和,只有恰到妙处地加以展示 ,并尽可能在直视灵魂与反思生活中,写出有意味的、符合人性化的、哪怕有苦味有辣味但 却没有酸腐味的东西来,才有可能释放出人性的光泽和生命的感悟,然后“走出写作困境和 价值迷茫,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写作’位置”[7].这对于当下华文文学创作, 同样有着值得深思的必要.
注释:
[1]刘再复、刘剑梅:《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 页.
[2]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 001年版,第129、130页.
[3]转自梁展:《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4]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见《南方时报》2002年11月29日 .
[5]、[6]〔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 键 词 :文学、批 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71页.
[7]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 页.
作者庄伟杰,男,旅澳诗人作家、博士、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 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