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凡是华裔美国人以华裔美国人的视角写的华裔美国人的故事都属于华裔美国文学,其中最典型、目前数量最多的华裔美国文学是有美国国籍、华人血统的作家所写的在美经历或有关美国的作品.至于使用语言,不能只限于英语,因为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华裔美国文学既包括 “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也包括“华裔美国华文文学”.
依此定义,像哈金《等待》一类的作品就不能算是华裔美国文学,因这类作品更像是作者把自己有关中国的作品译成英文发表.当今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即使他们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他们有关中国的作品如果不反映华裔美国人的视角,就不能算是华裔美国文学或“典型”的华裔美国文学.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作品没有价值、不值得研究；我们不应该因归类而排斥任何有价值的作品,阅读、介绍、评论作品本身的价值永远是第一位的.本文所以增加了华裔美国人的视角,是因为华裔美国作家有时复述中国历史、神话故事或经典,但由于视角不同,他们笔下的故事已经不是中国人熟悉的,而是华裔美国人的再创作.如汤亭亭、赵健秀的作品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华裔美国人即具有美国国籍和华人血统的人.这既包括生长在美国本土的华人后裔,也包括取得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把后者排除在外,否认新移民和用华文写作的华裔作家是没有道理的.遗憾的是,有一些评论家和华裔作家仍持有这种观点：赵健秀把许多美国生美国长的作家都视为“假冒伪劣”；而徐忠雄、汤亭亭等作品中对新移民的描写则带有几分嘲笑与讽刺.例如,徐忠雄在《美国膝》中描写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男人的“通常的标志”是：“廉价理发馆的发式,油腻腻的发帘垂过眉毛；方形金边眼镜,歪戴在脸上,因为鼻梁太低,撑不起来；聚酯化纤的裤子,裤裆松松垮垮；衬衫塞得太紧；脖子上挂着一条粗粗的24开金的项链,上面挂着块玉石”.这些描写可能多少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但单独把新移民的着装拿出来,而且用讥讽口吻描写,恰恰暴露了他们以“美国人”自居、高高在上的傲慢立场.本文认为这就是华裔美国人视角,也是“东方主义”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反映.
在美国生长、受美国教育的华裔美国作家作品中存在东方主义不足为奇,因为用英文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多属第二、三、四甚至第五、六代华人移民,他们受的是美国教育,所以往往用不同眼光来审视老一辈人的传统价值观和所作所为,对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劣根性往往看得也更客观清楚,但绝大多数作家因为和母国的血缘关系对中国和中国人并没有敌意.至于华裔美国作家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或批评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作品是否都属于东方主义,本文认为需要具体分析,主要看他们反映的是否“确有其事”,批判的是否有道理.即便是带有东方主义的内容,由于我们在中国不是“弱势群体”或“他者”,所以有条件心平气和地审视华裔美国文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雷庭招《吃碗茶》所揭示的个人和家族的关系、父子关系,中国人的“面子”、“为亲者讳”等情况在目前中国仍然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理念、思想,如“滴水之恩,当以泉涌相报”,华裔美国作家们则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林露德的小说《木鱼歌》.
在林露德写的这部关于19世纪华人刘锦浓的传记小说里,少年刘锦浓被范妮伯林格姆收为养子,受中国报恩思想的影响,他大半生为她家无偿服务,不仅不敢参加华工的罢工斗争,遭到同胞的疏远；还要忍受老伯林格姆对他的剥削――只给他极少的工钱,使他不够还债并寄钱养家.因此国内亲人饿死时,刘锦浓深受自己良心以及华人同胞的谴责.尽管在范妮伯林格姆的帮助下,刘锦浓培育出以他命名的获奖优质橙,对美国柑橘业的贡献以数百万美元计.但他最后仍然是一个边缘人,一个和祖国与家人断了联系、在异国他乡既无家庭又无华人朋友的孤独名人!《木鱼歌》主要说的是刘锦浓的“成功”历程和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但读者却从中看到了白人、华人和黑人三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造成刘锦浓的喜、悲剧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中国人推崇的“以德报怨”、“滴水之恩,泉涌相报”的美德到底应该掌握到什么尺度?如何批判地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人又应怎样从海外华人的奋斗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这既是华裔美国文学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华裔美国文学给中国读者的一个启示.
至于一些女作家如谭恩美作品中将“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美国”比较,对中国封建迷信的描述或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将个别写成典型而产生的东方主义或“一种东方主义效果”这一问题是否值得探讨.本文认为,要理清这个问题,需要明确的问题有：作家这样写主观上是否有为出版而取悦于白人主流强势文化的意图；中国文化中是否有这样的糟粕（比如歧视、压迫妇女、）.诚然,华裔作家有审视两种不同文化的优势,但也有其特殊的难处,其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读者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又是主流强势文化的“熏陶”造成的.
不过,既然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分支,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是他们的再创造,他们宣传的就不会是中国文化.何况华裔美国作家,尤其是用英语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他们对中国文化也远不如对西方文化熟悉,引用时难免出错.如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大量引入《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人物,但她却把关云长写成了关长云（Gwan Cheong Wun）；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成了“Ku San the Intelligent”,让唐三藏对孙悟空说“我敢打赌你翻不出我的掌心”等.挪用、改写中国古典文学是汤亭亭的写作手法之一,但以上显然不是有目的的戏仿.
华裔美国作家书中有关中国文化的部分其实是他们创造的华裔美国文化.关于这一点,徐忠雄在他编写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的序言中说得好：
“美国每个小城镇都有中国餐馆卖‘华裔美国食品’,这种食品是在美国发明的,类似从前的中国食品.福饼和chop suey是美国原创.”
的确,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福饼”,它是在美华人的创造.实际上,当今的不少美国白人作家也是创造性地利用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以及白雪公主等故事来写作的,如约翰巴斯的《吐火女怪喀迈拉》.
值得一提的是,以捍卫传统中国文化自居的华裔作家赵健秀,在其作品中大量地引用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孙子、司马迁等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和故事,以表现他的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并将中国文化传统定义为“英雄主义”传统.他把《水浒传》看作是《三国演义》的续编,前者表现的是大众报仇反对腐败官府的道德观念或“天命”,后者探讨的是报私仇的道德观念.而《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则表达、发展了《水浒传》里108将的精神.此外,赵健秀还认为中华文明的传统是信仰“人人皆生为战士.我们生来就是为维护个人的完整人格而战.一切艺术皆武术,写作即战斗”.而《孙子兵法》正是培育了“生活即战争”的精神.由此可见,作为第五代华裔、不懂得中文的赵健秀,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也是华裔美国文化,是华裔美国作家的再创造.
作为美国多元文化独特产物的华裔美国文学,有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倡华裔美国作家的绝对独立或绝对继承,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继承是独特的.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基本都是通过父辈甚至祖辈对往事的追忆和其他间接的渠道建立起来的.他们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母潜移默化中传授给他们的中国文化使他们不可能像普通的美国人那样来看待东方和中国；同样,由于在美国土生土长,他们也不可能像中国人或他们父辈那样去看待东方、中国乃至中国文化.但若让他们“完全以认同居住国的主流话语的方式写作”,又不大可能,因为尽管白人或华人同样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华人注定不可能把自己当作、也不大可能被其他人看作是白人的同类人,黄皮肤的亚裔/华裔美国人对许多事物的感受肯定与白皮肤的英/欧裔美国人是不同的,甚至截然不同；而在美国不是短时间内就会消亡的.
尽管华裔美国作家不是在“宣传”中国文化,但华裔美国文学中提及的中国文学、传统习俗、历史人物等无疑会引起美国和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历史等的好奇和兴趣,如美国的“花木兰”热恐怕要归功于汤亭亭的《女勇士》.可以断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世界会对中国更加关注,华裔美国作家也会更认真、自觉地深入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在创作中更好地利用它来表现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2008年1月3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