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中国的“观物取象”说影响十分深远,对中国古代文论形成的意义十分重大.“观物取象”说作为中国古代许多文学观念的最早源头,其在文论史上的价值意义是很值得挖掘的.本文从“观物取象”说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关 键 词 】“观物取象”说；文学创作；文学审美；文学功用
古老的哲学书《周易》中蕴含着许多启发文艺思想的观点,包括阴阳相合思想、通变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等,前人多有论述,但却少有人重视“观物取象”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影响.“观物取象”的理论,不仅启发了古代文论对物感说的探索,还对意象说的兴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意象说起于《周易》的‘观物取象’论”,可以说,“观物取象”说是中国古代许多文论思想的总源头.
一、从“观物取象”说到境界说的演变
“观物取象”说来自对《易经》最早的解释和引申――《易传》,主要体现于《易传系辞下》中的两段话.其一是：“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道出了“观物取象”说的基本思想.另一句话可作为补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从这两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始作八卦”.“观物取象”说产生时并不是文学观念,“包牺氏”用创造的符号组成八卦,代表天地间的八种事物,以此阐释哲学道理.但“观物取象”说由哲学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又极其自然,“尽管卦、爻之象不同于艺术与审美之象,但是从前者向后者的文化转型,是必然的.”二是俯仰观察,远近取之.“观物取象”说十分重视主体在创造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在自然物中的情感发挥,同时强调博观外物.三是拟形象物.易象象物,而不仅仅模仿事物的外表,还要体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原理.如果说《老子》中“象”的概念主要指物象的话,《易传》的“象”则是指模拟外物而构成的符号,它和文学形象的概念要更接近一些,易象成为物象发展为意象必不可少的.
八卦的创造是为了讲解阴阳之道,天地化生,这种哲学上卦象与卦意的关系启发了后世许多文艺观念.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首次将“意”与“象”结合起来,提出了“意象”的概念,他说：“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意取名也.”这里的“象”用来区分君臣地位的高下,王充把哲学意义上的意象发展成为学意义上的意象,但他所说的“意象”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字的并列使用.到了刘勰,意象才正式有了文学上的意义,更成为一个独立的词语运用于艺术构思中.《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对意象说的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意象说在他手上由零星的感性认识上升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唐人在意象说基础上形成意境说,逐渐取代了意象说在诗学中的主导地位.“‘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思想,生发出了汉魏六朝时期的三种接近而又不同的艺术观念：滋味论、隐秀论、象外论等隐秀论蕴含着意境的雏形,象外论导致了意境论的产生”.以后,宋代的梅尧臣、严羽、苏轼和明代的王世贞、袁宏道等人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意境说的内容,使意境说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典范形态.“境界”一词在宋代就已用于诗歌批评,明、清两代“境界”与“意境”一样频繁地被使用,但境界说的理论建构却有赖于清末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在意境说基础上,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原理融入中国诗歌研究,认为境界要显现人类的普遍的崇高理想,比如忧国忧民、豪杰情怀、同情弱者等.境界说实际上“包含了意境说和意象说两种诗学形态.”
可以说,意象说、意境说、境界说都或多或少受到“观物取象”说的影响,“观物取象”说成为对中国古代文论最具影响力的源头思想之一.刘安的情感论,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朱熹的物感说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观物取象”说的启发.
二、“观物取象”说造成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
“观物取象”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文学创作方面,造成了中国古代的抒情诗传统,抒情诗传统下诗人们在意境的营造上用力；二是体现在在文学审美标准方面,“观物取象”说造成了中国的境中求美；三是在文学功用论方面,“观物取象”说给中国古代带来教化功能.
1.“观物取象”说造成的抒情诗传统
“观物取象”说造成了抒情诗民族的鲜明特征,在中国,抒情诗几乎成为诗的代名词,规模宏大的叙事诗十分罕见.《孔雀东南飞》一诗350多句,共1700多字,而沈德潜称它为“古今第一长诗”, 通俗文学也没能取得应有的重视和地位.抒情诗理论在整个文学理论中大放异彩,而对戏剧、小说的研究则受到歧视.虽然后来的叙事文学也形成了强调主人公性格的典型论,但明显受到抒情诗论的影响,如强调“离形得似”等,带有鲜明的抒情诗论特色.另外在文学理论中,一系列范畴、概念的意义也不那么明确,如常常用到的气、神、风的概念,它们大多起源于感性经验,完善的过程又离不开个人感悟,因而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界定它们的概念,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文史哲也没有分家,诗乐舞混为一体.
意境的营造是中国诗人极其重视的问题,司空图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可容易谈哉!”他认为意境的形成很不容易.宋代的严羽又说：“极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他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概括了意境的一个重要特征,诗之造境,就要用有限的语言制造无限的联想空间.在中国,意境已成为和抒情文学不可分割的概念,谈诗必论意境,可见意境的确是中国古典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
2.“观物取象”说造成的境中求美
中国诗人喜欢造境,常用比兴的手法,认为能够让读者有绕梁三日仍不绝之感的作品方为上品.“中国人习惯于将一切显现方式意指化、符号化等象的示意性及尽意性是中国古代哲学思考的基本方法之一”,所以,中国人写诗,讲究意境,中国人论诗,也要求读者从象中去体会诗论家之意.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中国诗人常运用比兴、双关、寄托、曲喻等方法,使得诗作情景交融,富于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赋比兴的提出是“观物取象”说走向文学第一步,赋比兴的手法在《诗经》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比兴的运用过程就是意象的生成过程,亦即形象的创造过程,这实在是意境的创造问题.”后世的诗人也都竭力在诗中营造意境,甚至一些诗学著作也用诗的形式写成.最具代表性的堪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作者总结出来的24种诗境,都是用一首不是逻辑分析而是充满意境的诗作来表达,撇开其文论意义不谈,仍然是一首首意境佳作.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诗论家还常用三言两语点出自己的直观体验,引导读者自己去体悟其中的奥妙,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就是说写诗、读诗都要靠主体的“妙悟”,包含了这个道理.
但这并不说明“观物取象”说影响的文学观不注重真实,诗人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最高境界是“神似”而不是“形似”,文学艺术要表现对象内在的神韵,才能达到最高的真实.外在形态的相似并不得到中国诗人的青睐,所以诗歌,即使是小说中,繁细的描述并不多见,就算有细节描写,目的也不在追求形似.汉乐府《陌上桑》中描述秦罗敷的美,先是描写她所佩戴的华丽的饰物,然后写路人见到她的美貌之后的反应,还有《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外貌描写,我们都无法知道女主人公的真切面貌,只能得到一个飘渺的无法言语的美的影像.
3、“观物取象”说带来的教化功能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文学教化功能,强调文章要培养美好的感情,改善人性.这种教化作用古人常称作“风（讽）化”、“风（讽）教”,在中国文论史上源远流长,论者颇多,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显现出的“劝善惩恶”的倾向上.
孔子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他强调文学有利于提升人的道德修养,还提出了著名的“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朱熹把“兴”解释为“感发意志”,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和感情,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美的感受,从而提升人的艺术品位,且净化人的心灵,得到“善”的启发.孔安国对“群”的解释是“群居相切磋”,即认为文学有利于人们统一思想,集思广益,从而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
发展到后来,不仅仅是诗歌,就连小说、戏曲、散文也都意在劝善惩恶,注重文章所表达的“道”,强调思想教化,典型代表就是《三言》、《二拍》.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意在诲奢,兰陵笑笑生的《梅》意在诲淫,本意都是劝奉世人走上正途.文学理论中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等一系列的思想也都强调文艺作品的教化功能.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受到“观物取象”说造成的抒情传统的影响.大体上,“观物取象”说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功用论以教化功能为主.
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文学家用力的重心,也是文论家关注的焦点,对梅兰竹菊的取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人爱用梅兰竹菊来比喻君子,是用梅之耐寒、兰之清雅、竹之硬直、菊之傲霜来比喻君子的卓尔不群和高贵品质,从梅兰竹菊中走出四种君子意象,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源远流长.而意象说的源头,就可追溯到《周易》里的“观物取象”说.以往的人们把物感说、诗言志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支柱,但它们都忽视了诗歌中不可不谈的“象”范畴,物感说明确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文艺创作观,诗言志又断开了文学艺术同现实生活的联系,只把文学当做个人感情的抒发.它们都能在“观物取象”说那里找到萌芽,相较而言,“观物取象”说更能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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