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巴赫金的对话和狂欢理论进入中国后,影响深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面貌.
对话本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现象,巴赫金赋予了对话广泛内涵.他将对话由具体含义抽象为一个哲学概念,认为它既是语言的本质,也是人类的思想本质,甚至自我的存在状态就是种对话.由此,他建构起“对话主义”这种多元思维模式的理论,一套以对话为核心、充满张力的理论体系.巴赫金指出,对话有不同表现形式,除了人物之间的言语交谈这一表面的对话形式,还有以非直接的潜隐形式存在的潜对话形式.他者是对话的主体,所有对话的主体都具有平等性、独立性、差异性,使对话呈现出永恒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复调小说是全面对话体小说,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部分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具有对话性质,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是复调小说的两种对话模式.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的创作特征进行了溯源,认为他们的创作都与古老的狂欢节文化有内在关联,他在对二者的分析阐述中形成了他的狂欢理论.狂欢节是欧洲历史悠久的节庆活动,后来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形式,即狂欢式.其主要精神表现为消除距离、颠覆等级、平等对话、自由坦率、戏谑亵渎讽刺.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种种形式和象征,对文学的体裁、艺术思维、语言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狂欢化文学就是狂欢式内容在文学领域里的渗透和文学语言的表达.除了文学,狂欢化也渗入其他生活领域,成为一种广义的概念,一种更为宽泛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强调了民间文化、俗文化的价值,对文化、严肃文化形成冲击.它的对抗与颠覆精神与一切永恒、等级、权威相敌对,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巴赫金狂欢理论的意义和影响早已超出了文学范围,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
一、巴赫金理论对中国当代批评话语的渗入
巴赫金理论明显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话、复调、狂欢等术语已渗入文艺学的话语建构中,被研究者和批评家频频使用,显示出在巴赫金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者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换.
在文论界,研究者不约而同相中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钱中文作为巴赫金理论引入中国的最主要的译介者和研究者,在向国内学界大力介绍推广的同时也努力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文论话语的转型,积极倡导“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以重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童庆炳认为对话是“重建新文化形态的战略”,王元骧指出贯彻对话精神、促进中西文论对话融合是当今文艺理论的重要课题,程正用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探讨文论现代性问题等.①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开启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对话狂欢理论的文化研究价值也凸现出来.对话理论对意识的主体性、差异性的重视,狂欢理论本身的文化内涵,使它们也成为描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式.如刘康将对话狂欢理论看作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诸种特征的文化理论,孟繁华用狂欢话语描绘市场经济兴起后中国文化的冲突场景,高小康用“狂欢”概念概括当代大众文化的特征,王宁则强调对话狂欢理论对我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影响.②
有的研究者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对话狂欢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蒋原伦指出巴赫金理论创造了一种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新的批评话语,吴晓都肯定巴赫金的话语分析导致了文学方法论的显著进步,张杰认为巴赫金新型的对话语境批评为我们探索出一条融中西方文学特征为一体的对话式批评途径,蒋述卓等则从对话理论中获取对于比较诗学的启示.有的学者还关注了复调小说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认为这是对现代小说结构巨大变革现象的及时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对中国当代小说思维有启迪意义,提供了考察中国当代小说的新视角.巴赫金理论自身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可操作性,为正处于探索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
在一些较独特的批评领域里,巴赫金的对话狂欢术语也受到青睐.女性文学批评长期局限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话语,批评者从巴赫金对话狂欢理论中的“反权威”、“去中心”、寻求交流、和谐共处等观点中受到启发,他们的批评术语欣然向“对话”、“狂欢”转换.在一些批评文章中,女性写作颠覆父权制文学观念及秩序的被描述为充满狂欢色彩,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被归结为“对话与潜对话”两种方式,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私人化”写作现象也被批评者称为是“的狂欢”.③
近年来,当代文学批评兴起一种新的批评模式――对话体批评,如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陈思和与王安忆的《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等.一些刊物也开辟了对话体批评专栏,如“作家访谈”、“评论家俱乐部”、“人文精神寻思录”等.这种批评模式以直观的形式将对话者思想的交锋和交流过程呈现出来,强调了各批评者的主体参与性,使批评处于互动开放状态,其内在精神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契合.如果说托多罗夫（Todorov）认为巴赫金预示了一种“对话批评”的新形式,那么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对话体批评大概就是一种实践.在批评者为传统理论批评术语的无力、当今批评术语的缺失感到困惑之际,巴赫金理论的进入为他们适时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批评表述方式.
二巴赫金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
当巴赫金理论被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中时,中国的批评者们惊喜地发现,对话、狂欢理论带来的全新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了批评实践的空间.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刚在中国文坛露面,很快就有一批冠以“复调”字样的解读马原、刘索拉等人作品的文章出现.此后,巴赫金的理论术语被引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各种类型的批评家纷纷与其结缘.在批评者笔下,池莉小说创作具有“复调与变奏”特征,王小波的创作是“狂欢化的历史传奇”,莫言小说《檀香刑》是“历史与话语的狂欢”,余华小说叙事是“梦魇中的狂欢”,卫慧小说创作是“狂欢过后的虚无”,金庸小说也成为“复调语言营造的诗学狂欢”.巴赫金理论似乎为剖析小说世界风格各异的审美特质提供了无限丰富的话语资源,使批评者们抑制不住运用的“狂欢”.这些术语不只是在小说文本中“狂欢”,运用者的还延伸到对诗歌散文体裁的研究.一些着眼于分析当代文学整体特征的批评文章,也充斥着对话狂欢术语.批评者还发现狂欢诗学与网络写作有奇妙的契合处,于是狂欢理论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话语工具.④
不少当代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颇有成效,如批评家陈晓明所做的努力.80年代中后期,陈晓明就运用复调小说理论评析了张承志的《金牧场》.90年代初期,他又与张颐武共同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了“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强调其与中国社会进入“多音齐鸣”的狂欢节时代的语境相关.《废都》和《白鹿原》出现后,他认为这是大众文化和后新时期文学进入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状态之标志.他分析了《废都》的狂欢特征,称“它首先是书写的狂欢节,一种狂欢式的写作”.在论及哲夫的小说创作特色时,陈晓明评论其小说是快感化、平面化、消费式的“狂欢化书写”,认为它代表了当代文学叙事的狂欢化策略.这种为商业操纵的狂欢化叙事对纯文学自然有弊,但是陈晓明并没有一言否之.他从巴赫金论述狂欢式世界感受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积极影响中受到启发,解读出这一文学现象在“狂欢”面具下的肯定因素：缓解文学长期承载严重性和重大使命感而显出的疲惫,在现时期的中国给人们提供了审美多元主义的可能性.⑤陈晓明等批评家的积极实践对批评界起了引领作用,加快了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转换.他们的批评实践表明：巴赫金用于分析陀氏和拉伯雷创作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同样具有生命力.
巴赫金的理论也给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严家炎在文章《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运用复调理论解析了鲁迅小说的复调特征,认为鲁迅小说就是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的.虽然严家炎的观点可以商榷,但这一新的角度的确挖掘出了鲁迅小说的一些特性或者说复调性因素,如作品思想及人物情感的多重复杂性、人物话语的多层次复合、叙事角度的灵活多变等,使鲁迅研究呈现出崭新面貌.汪晖在《死火重温》一文中将鲁迅笔下的民间世界比作巴赫金的“狂欢”世界,认为鲁迅创造的民间世界就是巴赫金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狂欢节中发现的“由幽默、讽刺、诙谐、诅咒构成的怪诞的世界”,而鲁迅要借此表达的情感也正如同狂欢节民间表演中的情感表现,“包含了再生和更新,包含了通过诅咒置敌于死地而再生的愿望,包含了对世界和自我的共同的否定”.郑家建由巴赫金狂欢化诗学对于拉伯雷和民间诙谐文化、笑文化的研究获得启发,重新解读《故事新编》的“油滑”问题,对鲁迅的《故事新编》创作语言的“戏拟”特征做了独到的分析.⑥可以看出,巴赫金理论对这些学者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有明显的启发,巴赫金独创的术语也成为他们的理论工具,从而为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挖掘出了鲁迅作品更深层次的审美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研究者或者借用巴赫金的概念术语,研究从小说到诗歌戏曲、从叙事到抒情方式的种种特征,以此深化对中国文学诗学特质的研究,或者借用巴赫金理论赋予中国古典小说以新的理解.
巴赫金理论在“红学”研究中的运用较有特色.夏忠宪不仅是巴赫金狂欢理论进入中国的主要译介者,而且也自觉地在批评实践中借鉴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她把《红楼梦》置于民间诙谐文化传统中探讨小说的狂欢化特征,正如批评家自己所指明的：“试图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对《红楼梦》从世界文学的民间节庆的、狂欢的基本原因角度重新思考,力求为红学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方法.”鲍越等研究者借鉴巴赫金对话理论分析《红楼梦》中的对话性形式,发现了文本中由“各类社会性话语和个人话语以平等对话方式联结在一起”产生的众声喧哗的世界,并与文本外的现实世界又构成内在的对话关系,由此解读出小说的复调思维特征.狂欢理论也启发批评者对小说中的非等级意识给予新的解释.20世纪初王国维率先引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研究古典名著《红楼梦》,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也成为中西诗学对话的先例.当代批评界借用巴赫金理论重新解读《红楼梦》,既为“红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评说,开辟了新的视野,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色.⑦
还有对其他古典名著的巴赫金理论阐释,如用复调小说理论剖析《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内在的各异的价值谱系,在对话关系中呈现出的多声部交织的丰富性；或者在狂欢化视角下审视《水浒传》反理性的精神、人物张扬的生命力、结构上融严肃诙谐和悲喜剧为一体的诸种狂欢化因素,为多方位理解作品提供一种新的参照.有些批评者还关注了巴赫金理论与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小说观和“笑话”理论的相近之处,在二者间进行中西文论的平行比较研究.⑧研究者们借用外来理论武器,力图突破既定研究模式,挖掘出被旧思路遮蔽的文本世界和深层美学意蕴.
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巴赫金理论的运用频率也较高.这一理论带来的新视角,使中国的研究者阐发出对传统的经典作品的新的认识.如莫泊桑《项链》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这个一贯被视为因虚荣而付出容貌代价的女子形象,当批评者带着“复调”眼光重新审视后得出新的结论,玛蒂尔德是一个毫无怨言承受自己过失的、富于韧性的美丽女子形象,这一人物形象从而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积极意义.《浮士德》、《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西方经典著作也都有了巴赫金术语的解读,甚至莎士比亚戏剧,批评者也从中找到了复调因素和狂欢化色彩,令人耳目一新.批评者还借助巴赫金理论所提供的批评话语去分析西方现代派名作,如对艾略特《荒原》的复调解析,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复调特征和对话性,乔伊斯小说的对话性以及与民间诙谐文化的密切关系等.⑨
20世纪80至90年代,西方一批很有影响的当代小说陆续译介到中国,这些作品深邃丰富的内容、怪异新奇的创作手法,给国内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感受的同时,也给批评造成难度.而巴赫金理论尤其是内涵广博的狂欢理论给批评家们多方启示,他们纷纷将其作为理论工具.如谈论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的狂欢化精神,卡尔维诺小说的民间渊源,《洛丽塔》叙事中的狂欢性,《大师与玛格丽特》与狂欢化,艾丽斯沃克的《紫色》狂欢、反叛的复调等.这些颇有意义的解读方式使批评界能够适时为读者“指点迷津”,加深了这些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力.
巴赫金理论在中国也存在着误读误用,如把复调简单理解为多重结构和情节,理解为一种表现手法和思维方式,未抓住复调的核心是多元价值观、多重独立思想的平等并存,因而离巴赫金复调的真实内涵相去甚远.对于狂欢理论,虽然中国批评界从中发掘出众多内涵,但在运用时多只是表现形式上的类比.比如和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型表现出的狂欢化特征的类比,它与巴赫金从拉伯雷笔下解读到的狂欢化有相通之处,但二者的精神实质并不一致,所以运用中难免会貌合神离.对巴赫金理论的运用也存在有“泛对话”、“泛狂欢”现象.有些运用者由于只是从中国巴赫金理论研究者那里获取一些只言片语而形成自己的主观印象,并没有见到巴赫金理论的全貌,也就谈不上对其理论真实内涵的把握；或者对巴赫金理论生吞活剥,仅仅满足于舞弄一些新鲜术语装点文章.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于语境迥异的外来理论的借鉴,决不能简单套用,否则就不利于我们对外来理论的接受、吸收.不过,误读误用也开创了别开生面的批评空间,这是异质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碰撞融合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参见钱中文的《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童庆炳的《对话――重建新文化形态的战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著述.
②参见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孟繁华的《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述.
③参见王建刚的《拒绝匿名的狂欢：关于女性写作》（《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等著述.
④ 参见陈跃红的《文本：在网络空间狂欢》（《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等著述.
⑤参见陈晓明的《复调和声里的二维生命进向》（《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废墟上的狂欢节》（《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人欲的神话：狂欢式叙事与商业主义审美霸权》（《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⑥参见严家炎的《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郑家建的《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述.
⑦参见夏忠宪的《〈红楼梦〉与狂欢化、民间诙谐文化》（《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3期）、鲍越的《众声喧哗的世界――〈红楼梦〉小说对话性初探》（《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等著述.
⑧参见毛丹武的《〈三国演义〉的价值谱系和人物形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著述.
⑨参见刘新萍的《另一种声音――谈莫泊桑〈项链〉的“复调”倾向》（《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蒋世杰的《〈浮士德〉：充满生命狂欢的复调史诗》（《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