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作为一种民族国家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包含着不同的民族国家想像和实践,它们通过对个人命运的书写,回答民族国家建构中“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谁的民族国家”等根本性的问题.本文以解放区文学为例,考察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民族国家实践中存在着性别盲点,甚至会给女性带来新的压抑因素；另一方面,解放区的解放运动不单纯是民族国家解放,其中还交织着女性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等议程,所以才显著地推进了女性的解放.
关 键 词 ：解放区文学；女性解放；民族国家
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体认.刘禾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这种“主导意识形态”就是“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1}.无独有偶,柄谷行人在以日本现代文学为个案所作的研究中,同样洞察了现代文学的这一秘密：“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比起政治性的机构更存在于‘文学’那里”,“‘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构、血缘、地缘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2}.相比之下,柄谷的论断更为坚决,并把文学在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地位抬到了非常显要的位置.这意味着民族国家非但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无法绕开的话题,而且反过来看,同一进程的文学中也记录着民族国家的“秘史”.
不过,当我们面对这些整体性的结论时,如何安置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尤其是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歧异?如果所有的现代文学必然体现为民族国家话语,其中是否又存在着具体民族国家想象（如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谁的民族国家等等）上的差异甚至于对立?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无论是“革命文学”还是“民族主义文学”,其创始者都是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瓜葛的作家和社团,左翼文学曾经极力批判过这些文学.因此,如果将左翼文学也归为某种民族国家话语,至少应该廓清相似的名目之下的不同实践.此外,站在今天——当民族国家成为世间常态、甚至于机构化时,来观察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间的关系,容易忽略民族国家进程中闪现出的丰富想象力,从而也易贬低文学的想象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世界性的殖义、帝国主义中得以解放,也赋予了这些反抗以世界性品格.虽然最终结局都宿命式地走向了民族国家,但在历史现场之初,并没有这一结局可以依凭,“民族”和“国家”之间也并非天然地统一于一体.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内部爆发出“两个口号之争”的根本原因,“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中其实寓含了对抗战的意义和走向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并非是细枝末节性质的,不可以用文学内部的宗派斗争、争夺话语权力等等来一语涵盖.
“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谁的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不同民族国家实践及其话语的重要分水岭.在文学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寄寓在对个人命运的书写中.中国现代文学以启蒙主义文学作为先声,背后往往潜含着民族富强的美好祈愿,因此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景：它体现出对个人自由、价值的追求,却又不是个人主义的；体现为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既反抗又依存的富有张力的辩证关系.“五四”文学的典型结构——个人反抗家族、社会、极权的压抑,时常也喻写着整个民族的命运,这在郁达夫、郭沫若等寓居海外的作家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及至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个人反抗汇声于阶级反抗的洪流中,以及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同声歌唱”,这种辩证关系的丰富性有所削弱,但并未就此消失.在批评实践中,如果罔顾这种辩证关系,难免会顾此失彼,偏执于以个人反抗民族国家或以民族国家抹杀个人的两端.前些年由《色戒》（电影及小说）所引发的论争即反映了这两种极端,论争双方毋宁说共同强化了个人/民族国家的二元划分.
个人与民族国家的辩证关系在于其间有对立也有统一,一者对于另一者并不存在某种优先性.从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都无法理解这种辩证关系,因为它们即使不是弃另一者于不顾,也都预设了其中一者的优先性.许多西方理论也无法直接套用来解释反殖义、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民族国家话语所遇到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中的旗帜性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声称,“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1}伍尔芙的立场基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在随后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已经受到诟病,但是在这里她将自己与她的殖义祖国划清界限,恰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真谛——女性主义是一种差异政治,根本上也应该是一种反抗的政治.在反殖义国家中情形可能正好相反,女性追求平等、解放的运动应该与民族解放关联起来,民族压迫同样是女性需要反抗的压迫之一.当然,二者的诉求并非完全重叠,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能够揭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性别盲点,而民族解放运动也不一定全是男性化的,尤其是当这种解放同时还交织着国内的阶级解放和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时,女性完全可以成为其中的受益群体.
本文从以上思考出发,重新审视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以女性作为中心人物的作品,在具体的文本和实践中考察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解放区文学通常被认为是高度同质化、政治化的,只是简单地体现了抗战和的政治需要,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双为”方针即可完全概括.这些看法本身就是某种褊狭文艺观的产物.其实,单就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言,解放区文学也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一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这是脍炙人口的《荷花淀》中的一段对话,出现在“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到地区队报到前和他的女人告别的一幕中.水生交待了年老的父亲和“不顶事”的孩子,然后想到了自己的女人.在他意识中,他们一样都是需要保护的.这一点在随后的和日军遭遇战的描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日军追击并包围了女人们的船只,由她们的男人们组成的游击队伏击了敌人,全歼日军,解救出女人们.女人们在这一场景中,到底是如水生所描述的“一群落后分子”,还是如小队长所说的客观上帮助男人们完成了伏击任务（文本中把小队长的话说成是“开了个玩笑”）,不得而知.这一场景绝非偶然出现,在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中几乎可以找到它的翻版,连男人们把缴获的饼干放到女人们的船上这一细节都毫无二致.男人们把、归自己,而把与战争无关的饼干交给女人,强烈地传达了如下信息：战争让女人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