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西方现代接受美学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进入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以西方接受美学为参照,来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问题,并且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如樊宝英、辛国刚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陈文忠的《中国古典接受诗学史研究》、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尚学锋等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和邬国平的《中国古代文学接受与理论》等,这些成果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作家和作品的接受史.邓新华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项成果《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是首次专门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为我们考察和观照中国古典诗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作出理论描述,是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但它不是全景式地扫描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展史的详细面貌,而是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从先秦至明清等五个大的发展阶段中一些最为重要的理论景点：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阶段,此期颇为盛行的“献诗”、“采诗”、“引诗”、“观诗”、“用诗”、“说诗”等诗歌接受活动和“诗言志”和“赋比兴”等诗歌接受理论命题的提出,显示出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与早慧；两汉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接受者对《诗经》《楚辞》和当代赋体文学的接受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步入功利主义的死胡同,相对先秦来说,这是一种“异化”,但又是逻辑发展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接受诗学的“自觉”时代,以刘勰和钟嵘为代表的批评家充分注意到了文学不同于经学的特点,他们为接受诗学的进一步展开奉献出一系列审美性的文学接受概念、命题和理论范式；唐宋时期由于“意境”理论的成熟和禅宗思维的介入,“涵泳”、“妙悟”诸说和“论诗”、“诗话”等文学接受方式的正式出场,标志着此期接受诗学更加趋于深化；明清时期是接受诗学的“拓展”期,不仅出现了王夫之和常州词派的诗、词接受理论,还出现了金圣叹和李渔的小说和戏曲接受理论,为古代接受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这样,该书通过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展史上一些重要理论景点的描述有力地证明了：接受美学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资料中,也蕴藏着我们民族自己的接受诗学思想,它绝不是如某些人所贬低的那样,是支离破碎的散金碎玉,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和自身的发展规律,其所独具的理论蕴涵和理论价值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坚持文化还原和现代阐释并行不悖的原则,是这本书的又一个特色.文化还原,是要求将中国古论家、批评家对文学接受活动的规律性认识和经验总结,以及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文学接受的概念、命题和方式方法放回到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母体中,以求深入探究和准确理解其原初的文化思想蕴涵和理论蕴涵.如对“玩味”接受方式的考察,研究成果不仅分析其理论蕴涵、思维特点和艺术功能,而且进一步分析其文化成因：它既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有关,这就是在艺术的内省中获得精神的解脱与心理的宣泄,在静观自得、怡然自乐的超功利审美中达到忘怀世事的目的.同时也与中国古典艺术“含蓄”、“简约”、“平淡”的艺术品格有关,因为只有“含蓄”、“简约”、“平淡”的作品才会给读者的审美“玩味”留下无尽的艺术空间.其他如通过对中国人早期以“味”为美的审美观念的缘起和演进,以及老子“味无味”的哲学命题的考察,来探究“滋味”说所包含的深刻的接受思想意蕴,结合佛教禅宗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把握“妙悟”的诗歌接受方式的渊源和流变,从魏晋人物品藻以玄远隽永、超然物外的自然美形象比喻和象征人物的内在气韵和个性风神看“象喻”的文学接受方式的形成,从宋学“涵泳”的体道方式入手认识“涵泳”的文学接受方式的出场等.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文化还原”的层面,而是立足当下的人文现实环境,并根据现实的需要,在现论思维、美学观念和方法论的统摄下,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相关材料进行“现代阐释”,从而将其潜在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开掘出来.如指出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原则与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理论的相通之处,发现李渔包括戏曲创作及导演、表演在内的全部戏曲理论所贯穿的强烈的“观众意识”,与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家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理论的某些相似,揭示宋人提出的“活参”的诗歌接受理论与西方现论家布鲁姆“阅读即误读”理论在精神实质上的一致,认定谭献“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的理论观点与意大利接受美学家弗朗科·梅雷加利“不存在对某文本的难以更改的绝对性阅读”的说法完全相同等.
在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该书还提出一些富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见解,解决了一些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内某些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对中国古典诗学乃至当代形态的中国文论建设有所推进.如针对学界将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学的流行看法,这本书指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命题和原理并非来自纯粹的文学鉴赏活动,而是来自于一些准审美鉴赏甚至非审美鉴赏活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接受诗学还包含了文学鉴赏、批评和释义,甚至还与文学创作发生了某些关联,这是文学鉴赏学所不能涵盖的.这就澄清了在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的模糊认识,从而为梳理和总结出更加具有理论涵盖力和穿透力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论证有关文学接受的思想并非西方的专利,在中国“古已有之”方面,作者通过对先秦时期文学活动的深入考察指出,此期盛行的“献诗”、“采诗”、“引诗”、“赋诗”活动所关注的并不是诗的创作,而是诗的接受.“诗言志”和“赋比兴”的理论也是首先作为文学接受的理论观点和命题被提出来,以后才逐步演变为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观点和命题.而当时的理论家还从当时极为兴盛的文学接受活动中总结出“观诗”、“用诗”和“说诗”这样一些有着独特理论蕴涵和文化蕴涵的文学接受方法和模式.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国的确很早就存在着与西方接受美学相通的理论思想,这一结论无疑是对“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强有力的反驳；在对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理论性质的界定方面,作者大胆否证了学界所持的“批评论”、“鉴赏论”及“批评论和鉴赏论”的流行观点,紧密结合刘勰的《知音》篇,从“文学活动论”、“文学接受主体论”、“文学接受审美本性论”和“文学接受审美功能论”等四个方面比较深入地论证了《知音》篇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从而超越了以往理论界对《知音》篇理论性质的几种看法.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