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作为生活在中国并研究中国文学的韩国人,笔者平时感觉,中国方面比较缺少对韩国文学的关心和了解,就算有一点,也主要限于一些朝鲜族研究者.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一般老百姓比学者对韩国文化更加关心,因为他们喜爱韩剧.近几年韩剧在中国的大量引进和广泛普及,无疑在中国民众对韩国的理解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大众文化也好,新闻报导的内容（主要是与北朝鲜有关的外交关系）也好,中国人对韩国的了解难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离洞察文化内核的努力还有点距离.当然韩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不够深入,要么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为中心,要么以现当代中国历史经历所造成的黑暗面为主体.不过就文学作品译介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毕竟远远超过了韩国作品中文译本的数量.
因此在韩中文学的沟通上,一次韩中作家面对面的交流具有相当大的意义.2007年4月9-10日,首届韩中作家对谈会终于召开了.它是由韩方的Paradise文化财团支持、中方的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和复旦大学来主办的.据说这是韩中作家之间第一次召开专业性的交流会,可以说在当代韩中文学交流的开拓上具有历史性意义.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创伤和愈合”,选定该主题的用意,应该是韩中两国在近代、现当代历史的坎坷之路上要寻找共鸣和沟通的桥梁,当然这在广义上也是文学的普遍主题.
会议开幕,中方主办人王安忆（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和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韩方主办人金周荣（Paradise文化财团副主席、长篇小说家）和成民烨（评论家、首儿大学中文系教授）就会议的意义、内容以及期待相继发言.首先,陈教授做了以“中国当代文学与‘’记忆”为题的演讲.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创伤记忆,陈教授认为,这一创伤的愈合在文学上大致表现为三种方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时代作家们的怪诞文学.其中,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知识分子对亲身经历的记忆进行忏悔,使充满忏悔意识的作品与其中的口号回荡在人心和历史意识中,并引起忏悔的共鸣.与此相比,1990年代以来的年轻作家对的记忆具有不同色彩,他们保有顽童式的印象,所以通过喜剧、闹剧等游戏的成分来瓦解从前的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符号化,如何在符号背后注入更加丰富的历史叙事才是当代中国文学关于叙事的课题.
成教授在以“韩中文学相遇的意义所在”为题的演讲中表示,已经计划好今后10年之间要继续召开两国文学论坛,总体主题则为“和平”.他说文学绝对不会为了隐蔽矛盾和创伤的假和平服务,韩国当代文学也为了实现这一点历尽了千辛万苦；另一方面,作家们却从没放弃过对艺术美学上的追求.他认为,中国文学至今仍没完全摆脱的阴影和束缚,的创伤并非单独能治愈,而必须和现在的创伤结合起来才能治愈.他也分析过近几十年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韩中文学的异同,但随着现今社会情况的变化,文学也加倍复杂化了.他还说,虽然韩中文学之间有着语言的界限,但当文学作品跨越语言的界限后,便能达到真正的文学的普遍性.
在这两场洞察锐利的纲领性演讲当中,我发现在韩中文学的当代课题里存在着某种值得关注的类似点,因而能够使两国文学互为参照体系.首先,陈教授说愈合应该在对伤痛能够毫无拘束地表达出来的状况下才能开始,这正吻合成教授的说法：“掩盖创伤便不可能得到治愈”.正如成教授所说,在1960-1980年代之间韩国作家们千辛万苦要争取“表现的自由”,这个主题构成了韩国近史的主体.
其次,关于暴力问题,尤其需要警戒藏在自己内面的暴力性.两国的具体历史背景虽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都共同经历过巨大的“暴力”,因而在文学上进行过对“暴力”的深切分析.关于这个暴力到底从哪儿来的问题,两国作家和学者都从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意识形态、人性、人际关系以及自我意识等多元的角度进行过探索,而有些重要的结论居然是相同的.比如陈教授提起巴金在《随想录》里,对自己内心的暴力性（包括附和与拿不出勇气的羞耻）表示忏悔,这正是被揭露的人性的一面.与此有关,成教授也提及韩国小说家林哲佑的作品.他认为“暴力”与“抵抗暴力”的二元对立结构不足以解决问题,作家针对“个人如何被暴力所感染”的问题钻探下去,将暴力结构―暴力性参与、感染到加害者或受害者的个别灵魂深处,都揭露出来.林哲佑的追求“和解”,正以这种洞察为基础.这不是与暴力妥协,而是在根源上对人情的和解,也是能成为与暴力锋的原动力的和解.我认为,两国在各自历史背景下在文学上进行的这种对“暴力”的洞察与教训,无疑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
这次参加会议的两国文学家阵容十分耀眼,而且较为齐整.文学领域上,从诗人、小说家到评论家；年龄上,从元老作家到青年作家；文学风格上,既多样也有标志性.尤其是韩国方面,从称之为纯文学家的人到接近于通俗风格的作家,还有风格相反的两大主要刊物的主要人士都来参加,展示着广泛的包容性.韩中两方的文人阵容都给人感觉仿佛将文学史的一部分搬过来,形成当代文学史的缩影.
主题发言后,开始由每个作家朗读一段自己的作品,然后由对方的一位作家再把这部分的翻译版本朗读一遍.比如白桦读了自己的诗歌、童话等之后,紧接着韩方诗人郑玄宗便用韩语来读同一首；再如金周荣读完自己的小说《海蜒》的一段以后,由王安忆来朗读这一段的中文译本.这一过程颇有意思.韩国著名元老诗人黄东奎的作品本该轮到舒婷来读,但舒婷与严力私下讨论,像《寄泊港》这样具有雄壮的男性色彩的作品,由中年男士诵读才够味；且更接近于作者的声音,于是舒婷让给严力来代读.显然这个措施相当明智,在严力既响亮又雄浑的朗诵声中,黄东奎在中文里栩栩如生地“复活”了,赢到了最多的掌声.诗人的敏感在这一瞬间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了.
两国作家中有些算是“老朋友”、旧相识,甚至有十年之交,还有虽然没见过却仰慕已久的.所以有些人在朗读对方作品之前,先表示了深深的敬意.不过整体来看,双方对彼此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而且预先准备好的资料集也是当天才发下,无法提前充分研究.这些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难免有所显露.然而误解本是这次会议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误会是走向了解的第一步.以下便是讨论中的一个场面.
金柱演向舒婷提问,问“朦胧诗”的背景是否带有宗教性或者浪漫性.舒婷对此回答说：“朦胧诗”是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的新潮流,“朦胧”是“看不懂”的意思.李时英也补充提问：“朦胧诗”从其思想背景或者产生的原因来看,是否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反抗性的一种“Avan-garde”（先锋）文学?他还说,让人疑惑的是,这些诗并不“朦胧”而比较清楚.韩方成民烨于是补充说明了一些基本信息：“朦胧诗派”主要指活跃在《今天》杂志的作家群,据当时徐敬亚的评论《崛起的诗群》而得名.特点是摆脱了以前诗歌的陈腐而凭着主观感觉描绘客观现实.不过这一派诗歌的风格各不相同,“朦胧”这一名称并不能概括它的所有特征.刚好在场的徐敬亚虽然承认偶然起的这个名字不太准确,但也说明了当时它所反映的现实的一面.他引用当时舒婷说过的“你不懂,你的儿子会,你的儿子不懂,那你的孙子就会”这一句,实际上很多人当时也懂得,还不得不装傻.虽说现在读来明白易懂,但在当时那个浅薄苍白的时代里,却的确让人费解,好像平地上突然耸起一座山峰一般.
其他人员也纷纷参与这个讨论话题,而说来说去,笔者却感觉韩方存在一点误解.因为“朦胧”的语义中“模糊不清”的意思虽然两国共有,但它的延伸意或者用法有所不同.韩语里“朦胧”主要指的是酒醉后或者昏厥时以及睡眠未醒的意识昏迷状态.虽然汉语里也有,但在此处诗人们主要强调“看不懂”的一面.因此,韩方人士易于推测：这种气氛如果在诗歌中表现出来,应该与一种梦幻、幻想的艺术手法有关,所以才被称作“朦胧诗”,就此引出“宗教、浪漫”之语.
表面上看来,这只是语义的差异而引起的小争论,但实际上不仅如此.在韩方的误解背后,存在着为了解这一文学潮流而将韩国文学史和历史当做参照体系的方法来思考的努力,我想,大概应到1970-80年代“抵抗诗人”群里寻找相应的状态.相对来说,中国方面在解释这种“治愈”时,应该展开得更为复杂而不能简单.
此外,韩方李时英向陈东东问到“后朦胧”与“第三世代”的名称与艺术成就的关系,对此陈东东回答,严格来看后者不能成为“流派”,因为没有特定的倾向性,自己也不属于这个流派.这个名称并非来自诗歌的艺术风格,而是从的政治口号中转引过来的.
其实在对对方创伤部位的摸索与对愈合方式的小心翼翼的观察当中,难免产生这些误解.因为对对方的基本了解不够深切才造成一副瞎子摸象的模样.中方对韩方的理解更是不足,大概直接与翻译量少的因素有关.这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两国对对方的理解程度.笔者认为,双方能认识到对对方理解不够,从而引起关注,这便是此次会议的最大收获.
虽然几次讨论热烈有趣,但总体来看,因为时间关系讨论还不够深入透彻,况且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作品的朗读和作家的介绍上,特别是对作家的概括性介绍,虽然必要但难免显得重复多余.而且,进行方式上也需要一些改善.在差不多20个人面对面坐着的情况下,很难进行具体问题的讨论.笔者希望,主办人员能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为下次会议做出更妥善的安排.
在正式会议以外,笔者作为学生旁听者,私下对双方与会者做过采访,结果出乎预料,在有些问题上还起到了以迂回和间接的方式交流的效果.这对笔者本人也很有意义.比如双方都指出如上所述的会议安排上的问题,尤其在讨论方面.有趣的是,中方的某位青年诗人和韩方的青年评论家居然不谋而合地提起,曾经与日本作家之间有过相似的会议经验.据说与日本作家进行的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收获不少.笔者将双方经验互相传达,得到了认同,相信能反映到下一届会议上.
在我的采访中,中方的某位诗人讲到自己本想讨论的问题,使笔者在韩方作家们在讨论中虽然疑惑但终于很“朦胧”的问题上得到了一些线索和启示.他说他最近主要关注语言的问题,例如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挣脱古代诗歌语言和语言的影响,找到纯粹属于自己的语言.他想向韩方提问,韩国诗歌是否遇到过这些问题,如果有又是如何解决的,如果没有又是怎样的情形.他的提问使笔者想起讨论中的一个片断.当金柱演向白桦问起他的诗《孔雀》时,白桦回答说,《孔雀》含有哲学思索,当时给人一种生疏的美感,并且在1000多行的长篇诗歌里没有一句政治口号.这些正是韩方作家苦苦思索的问题,就是中方作家在具体创作上如何实践,即愈合方式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两国的差别比较大.我想这个话题也许能引出更多有趣的意见,很可惜没能进行讨论.
会议临近结束,韩方的元老诗人郑玄宗作为主持人表达了对这次会议的感受：如果将韩中两国之间正在热烈进行的经济交流称为“物流”的话,这次会议应该叫作“魂流”.能够离开盈利而交流,这真是人类的幸福.
假如将两个伤痕累累的文学世界的相遇,换成烙有心理创伤的两人之间的相逢,那该会如何?当然难免会磨磨蹭蹭、犹豫着在别人面前露出伤口,更容易满足于沉浸在自己的内部世界,而难以用宽容的情怀去倾听对方的痛苦,这不太可能有信心说自己的伤已愈合了.如此看来,这次聚会不够成熟也是正常的.然而两国作家们天真的灵魂和敏锐的智慧,足够弥补一些按常理说需要钻进一大堆书籍才能获得的基本了解,使他们直接感受到对方的伤痛,并且为在彼此的文学世界里发现朝向愈合的斗志与气魄而深深地感动.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主题有些沉闷,但会场上始终维持着很愉快的气氛.诗人的言语是一种魔法.代读和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好像感觉到有些透明的球儿在他们之间飞来飞去,它们又轻又快.到了晚饭时间,这些透明的球儿就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杯形状,加快速度飞往人间,以庆祝这一文学的盛宴.它们飞来飞去不就是交流吗?它们并不是一去不返的,而这种轻快的飞行所鼓动起来的空气,又多么新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