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现代作家对道德问题的有意回避和模糊处理,导致作家的态度经常含混隐藏在文本之中,不愿直白吐露.其实美与善,审美与道德,本就不应该分离.“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用力颇多的三部长篇,也是他自己锻造的余韵悠长的寓言世界.三部曲以辛亥革命、新中国改革等惊天动地的大事作为时代背景,用自己的眼光凝视并构建着自己的百年史.并对这“属于我的唯一的绝对不容混淆的百年史”进行了宣判.说是宣判,似乎有些武断,不妨称为观照.本文意在通过对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分析,寻找和释放作家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道德取向与判断.探析文学对维度的把握和表述,以及精神对文学演进的制导和诱变.
一、乌托邦叙事的背反与轮回
二十世纪的中国,剧烈变革、惊心动魄,值得作家反复书写的段落太多.格非在三部曲中就用“乌托邦”将历史缝合连缀,把握了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的精神实质,并用“花家舍”将乌托邦思想赋予实存的形象.三部小说,三代寻梦人,不同的践行者,都试图在自己生活的时代,按他们的人生轨迹展开他们对各种花家舍的设想,建造一个理想化的、超现实的乌托邦世界.乌托邦情节是许多作家处理历史素材时容易产生的,而这种以作家设想的终极价值构建全人类精神的最终归宿的思想架构,讨喜地攫取了人们观念中对理想和美好的天然欣赏与期望：这种情节进入文学,便引导读者构建起充满创意和的公有制社会美景,先入为主地带入“乌托邦叙事”中去.但格非笔下的乌托邦,却不是无忧无虑的忘忧岛,从人面桃花春意浓,到春尽江南起秋风,格非的文学世界里.乌托邦的意义丰富而混乱,文学用自己的声音,剖析改变了既成观念的印象.
《人面桃花》中的“花家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古老的“桃花源”的梦想.这个完全称得上是土匪窝的地方,却“人人衣食丰足,谦让有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把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连接起来的风雨长廊,普济的所有人穿同样的衣服、种一样的地,而且“每个人笑容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而陆侃们的这种“桃源”诉求又在演变中逐渐成了张季元们“天下大同”的革命愿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陆侃张季元们对乌托邦的渴望.似乎是在不死心地抓住自己心里的海市蜃楼,尽管最终消失,但最初的设想但仍十分美好.
《山河入梦》中的花家舍,成了实践“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据地.谭功达继承了母亲陆秀米天下大同的桃花梦,在普济修大坝、凿运河、建沼气池,反将普济搞得一团糟.就连他认为是桃源梦真实写照的人民公社,人们表面上纯洁谦和背地里却在干着互相揭发检举的勾当.就像郭从年说的,“人不是别的东西,他们是最为凶残的动物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花家舍的制度等是由基本的人性的原则决定的”.
《春尽江南》里发展到了当今社会,花家舍完全变成了一个金迷纸醉的销金窟.结局正实现了郭从年的预言.“等三四十年后的社会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行无阻,世界将按一个全新的程序来运转,它所依据的就是欲念的规则等”即使是绿珠一直恋恋不舍的那座“香格里拉乌托邦”.最后也被证明不过是另一个被改造过的花家舍而已.
几代人的坚定寻找.就要么遥不可及,要么与现实发生冲突.所谓的“桃花源”,所谓“乌托邦”,不过是打着掩人耳目的旗号；寻找花家舍,不过是一代代人面对诡谲多变的世界.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或许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真正的乌托邦是一种理想和冲动,它永远处于待定和未完成的状态,一旦现实化和对象化.它必然沦为固化的意识形态,从而成为新的乌托邦所反抗的对象,这意味着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纯粹的乌托邦.在江南三部曲中,寻找乌托邦的所有努力恰恰被证明是反乌托邦的.格非不仅向我们揭示了百年中国乌托邦进程中的历史悖论,而且暗示了这种历史悖论中无法摆脱的无意识力量.这便构成了格非乌托邦叙事的背叛与轮回.
我们亲手杀了乌托邦.那我们的梦想将置之何方?当我们的理性亲口否定了它的存在,文学告诉我们,可以给你构造一个“异托邦”.文学控制不了现实,却能够容忍我们的怀旧与臆想,“使作者和读者得到安妥的同时又与之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让乌托邦静静地存在于文学中,与生活没有关系,却可以在打开书本时被假性激活,在合上书本时真正地寂灭.格非自己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生活得相对比较猥琐了.不大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在格非的笔下,乌托邦情节进入文学,发现中国社会的乌托邦理想的变形逝去,似乎在提醒我们,在这个“后乌邦”时代.也许文学才是我们新的归属地；而它的内涵,却又在文学的把握和诠释中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或许就是对文学的宽容与诱导.文学对的新的阐释与表述.
二、文学书写中道德良心的反思
“良心是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作家应该是用良心而不是理念作出评判.”所以,对善恶、成败的评判并不是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也不能视而不见；文学批评也不是成王败寇的历史,不能将道德经验简约化.它允许为那些“不合时宜”、“不识时务者”说话.更需要做出良心的内省与检讨.
格非在上海讲座时说：我希望读者在看《春尽江南》的时候,能够从作品里面看到自己的灵魂.”“江南三部曲”中,写了一群为“乌托邦”实践而遭受遭遇不行的失败者,格非赋予了他们浓重的悲剧意识.“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在于.在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突然中止这一事实.有些人,连一分钟都没活过.‘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努力艰难的打拼生活,最终也抵不过对自己的全盘否定,读来悲凉万分.格非多次谈过他对失败的理解,“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这似乎可以解释他对塑造失败者形象的执着.这个社会是有这么一群人,在大多数人被时代的浪潮推挤、趋之若鹜时,他们自甘停下脚步,被贴上“失败”标签,与时代格格不入,但他们并不在意或觉得丢脸.反而坚信自己有着要为时代问诊开方的使命.这就是《春尽江南》中,格非赋予“失败者”的新定义.所以冯延鹤说“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所以端午“自甘堕落”、“他没来由地喜欢一切失败的人.鄙视成功者.”但似乎是格非对于失败的理解过于推崇.他把端午塑造成新世代诗人的典型形象,又让他集艺术才华和道德猥琐为一身,仿佛在告诉人们,这就是诗人,是被时代抛弃、注定失败的族群.这似乎太过于双重标准了. 与失败同样迷恋的,便是死亡.格非毫不掩饰他对于死亡的描写的痴迷.而他笔下的死亡,因其细腻而更加摄人心魄.死亡是文学与共同关照的话题,一旦文学作品涉及死亡.便能从文本的缝隙中窥见作者的道德立场和隐含的道德态度.死亡是对命运的终极阐释.从对死亡的观照与参悟中获得生的意志和力量,死亡便成了悲剧的核心和峰巅.
《人面桃花》里薛举人被砍头、丁树则得怪病而死、花家舍当家离奇死亡；《山河入梦》里姚佩佩母亲死后掉给她带来的巨大阴影,自己死后器官被做成医学标本死无全尸；《春尽江南》里庞家玉自缢而亡、陈守仁生前富贵被害时却没有任何挣扎的机会等从头至尾笼罩的死亡之气给人以生命不堪一击、死亡不可抗拒的直观感受,让人无力也让人恐惧.与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互相影响和渗透,作者的道德立场极容易在这种命题上从文本中透露一二.小说里的人物似乎对生存的乐趣漠然又怀疑,似乎活着就是为了来世上吃苦,遭了这趟罪后就可以迈向死亡,冥冥中认定死亡了的必然.格非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面临着现实与理想无法调和的痛苦.正是因为格非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文学触碰到时失败、死亡这种共同关照的话题时,便流露地更加明显.
三、历史时代与个人内心的重新把握
国家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时代精神的裂变与个人内心的激荡,经常构成对立.在文学中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向来考验着作家的水平和良心.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纵横百余年的历史,又恰恰是中国剧烈激荡的时段,传统道德与现论的冲突断裂.“动荡年代里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一不论它显得如何脆弱如何转瞬即逝.但在我个人的记忆和想象中,却显的不容辩驳.”在、亲伦与革命、暴力面前,张季元“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在“大政治时代的”面前,谭功达摇摆不定、痛苦挣扎；在“多元”的社会风尚前,端午勉力应付,身心疲惫等虽然百余年间历史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但格非在进行文学处理时,尊重考虑了各个时代当时的价值观,用最贴切的方式进行思考、筛选、呈现,符合我们判断中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因此读来并不生硬突兀,反倒妥帖自然.与文学在妥当的时机合轨时,对作品的理解便严丝合缝,紧凑衔接.
格非的三部曲,写的都是历史与个人的纠葛,时代风云变幻与个人内心动荡交织在一起.开卷之作《人面桃花》里,写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巨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人生经历图谱的重点却并没有放在革命行动上,反而更多的描写她少女、嫁人、失语的经历.但在旁人叙述和零散的故事中,却能够完整地穿起近代中国厚重的历史；第二部《山河如梦》也是如此,用谭功达在时代巨变中的曲折命运与精神求索,勾勒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社会现实图景：收官之作《春尽江南》抛开厚重的历史背景主要记叙当下生活,却也同样勾勒出时代风云里种种个人无奈,端午在家庭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和心态.正是当下知识分子在物质消费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而更为难得的是,在《春尽江南》里描绘端午这类知识分子近20年的生活历程和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困境时,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在不能完全脱离当下的生存环境的情况下,仍能较为客观、传神地把握和呈现,迈入当下现实：而最精彩的当数守仁之口谈论历史那一段,直白地表述“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诗人恨不得天下关女尽归已有,声色犬马之徒却呼吁社会道德重建”.如果说在《人面桃花》中,或许格非还在致力于如何更朴素、更宁静、更温婉、更细腻地去阐释人生,洞悉历史；那在这里,作者的文化态度可见一斑,道德倾向也终于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格非老练冷峻地观察着中国的问题、犀利强硬地给出自己的判断,深度切中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正如格非自己说的.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器,同时也是一种自觉反省的力量.作家也必须同时向内看,看到内部的问题.“江南三部曲”,诗情画意已不再,山河破碎入梦来.对乌托邦叙事的背反与轮回,文学书写中道德良心的反思,历史时代与个人内心的重新把握等都是他不愿直言却始终存在的态度.我们沉潜求索.沿着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溯流而上,终于祛除历史与人生遮蔽,发现文本之后道德的光彩.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场域里,日益匮乏的是纯净的文学精神和社会良知,宽容和漠视不该是我们需要的人文品格；探寻文本中隐藏道德判断,对文学进行观照.才是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