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85年,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年份.
但是,在1985年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或许才真正明白它的重要性.
周遭的世界变化太快.5年可以改变一座城市,10年可以改变一种思维,100年,曾经深入骨髓几千年的东西,就可能面目全非.
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同样如此.越是走到今天,它越是模糊了方向.
我们在走向现代化吗?但是现代化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在回到古早吗?可是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
27年前,中国文坛一批活跃的作家,擎起“寻根文学”的大旗,在文学创作上回头探寻传统的根.时隔27年,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音乐、舞蹈、美术等领域越来越热.每个人都想做出“中国的”东西,有人成功地迈出了一小步,有人却坠入迷雾之中.
“中国文化”,如何理解?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固然不是,样板戏和革命现实主义也不能完全代表,甚至诗骚这样本源性的文本,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棱面.
27年之后,当年发表《文学的根》的韩少功,于2012年11月4日,应著名作家方方之邀,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担任为期两周的“驻校作家”,参加对谈、讲座、沙龙等一系列活动.他仍旧在思考这个问题：根是什么,根在何处.
他渐渐有了答案.
一、
来到华科的头两天,韩少功讲了两次课,一个题目是《文学的变与不变》,另一个题目是《文化寻根与文化自觉》.这是韩少功熟悉的题目,甚至于这么多年,他就在两个关 键 词 ——“文学”与“寻根”——里面兜圈.一边兜圈,他一边看到圈子以外的世界,看到文学与时代,看到文化与未来.
范宁（以下简称“范”）：这次走进大学讲课,感受如何?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以前上课少,重复讲一些话题也没多大意思.讲题主要在我的专业范围和知识范围内,和文学、文化有关.现在跟大学生讲文学不容易.中文系的学生,文科生,压力很大,阅读的范围有限.有些学生连《红楼梦》都没读过.我做过一次测试,请这些大学生中看过《红楼梦》的举手,结果是不到三分之一.我降低门槛,请看过电视剧《红楼梦》的举手,结果大概不到一半.但这些孩子们肯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的题目了,不然他们就不会坐在我面前.所以他们一是阅读作品较少,二是社会实践的感性经验较少.从他们的情况出发,要找到一种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得动点脑筋.
范：文学发展到今天,变化是非常大的.您所说的“变与不变”表现在何处?
韩：这个话题主要面对的是当今的电子传媒时代新型媒体的出现.就像从没有文字到发明文字,从没有纸张到发明纸张,从没有印刷术到发明印刷术,这样的一个个技术演进是不可逆的,会带来我们的文化生态,包括文学在内的重组.文学的某些功能在转移、在“外包”.比如认识功能.原来文学是一个认识世界和人生的主要工具,就像巴尔扎克十几页地写一个小街道,像雨果用十几页写一个修道院的场景,像《汉赋》这种百科全书式的铺陈,这在以前很正常.但是现在有其他手段在承担这一功能.又比如娱乐功能.原来文学是最大的娱乐（呵呵）,我们小时候读小说,废寝忘食,经常读到旷课、逃学的程度.但现在很多学生,包括文科生,觉得读小说是很大的负担.因为有别的更强大的娱乐方式出现了,现在有了T台,有了欧锦赛,有了电视,有了游戏机,大家都要“high”,但是文学不够“high”.
范：现在文学的门槛也降低了,文学要“high”,随时都可以,不像过去那样要苦苦等待发表了.
韩：是的.网络出现以后的写作,非常平民化.有一个IP地址,你就有自由发表的平台.文学的准入机制已经变化了,等级制已经被打破了.这样的好处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个时代被埋没被压抑的概率相对降低了很多；但问题是鱼龙混杂,大量的泡沫在你面前汹涌的时候,怎样去选择最好的书变成一个很费事的事情.作者也可能相对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因为参照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前参照的都是经典,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现在上下左右都比照着随地大小便式的时文,泡沫化的东西.发表太容易了.如果自我控制能力差一点,作者可能会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对文学而言是双刃剑.对每个写作者而言,要去适应这个“世界是平的”的时代,重新定位自己,把握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是很容易.
范：您说过,文学“扁平化”了.
韩：对,你看现在很多网站的小说是论“斤”卖的,一个网站几千个长篇小说,你根本读不过来.一个中学生写几个长篇也不算稀奇.文学的等级、门槛、批评标准逐渐消失,每个人都可以涉足文学,传播几乎零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还有哪些东西应该被我们珍惜?哪些东西应该被我们坚守?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因为人没变,还是一个脑袋、两只眼睛、两只手,这就是最大的“天”没有变.人与人之间需要情感思想的交流,还需要用语言文字来交流,这个也没变.所以我提出,不管形式、样式、手段、技巧、传播方式、受众状况发生多大的变化,作家仍需要经验资源的积累,这是应该坚守的一条；仍需要文化修养的积累,这是应该坚守的另一条.其实这同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接近的道理.现在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文学只是其中一部分,也许在一首流行歌、一段视频中,也有文字在发挥作用,那么,这都是广义的文学.我们有时说到的“文学衰落”,其实指的是纸媒作品的受众在减少.但是从广义的文学来说,段子、微博、博客都可以是文学,写得好就是文学,流行歌曲、视频节目、影视作品,也都有文学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何曾“衰落”?恐怕是更加扩张了吧.它只是表现形式变化了.
范：但是微博也会带来阅读和写作的碎片化,人们习惯了140个字的阅读和写作,还会去看长篇吗?
韩：长的短的,各有千秋.《诗经》也不是长篇巨著啊.《论语》、《庄子》也很短小啊.不管长短,不管是碎片还是大部头,都可能是很优秀的东西. 范：但是这个碎片可能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碎片,而是思想上的碎片.
韩：这是另一个问题.大部头也可能是思想的碎片,甚至是思想的混乱,现在很多长篇小说就是一地鸡毛,鸡零狗碎,不知所云.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如何面对这些太多、太乱、太繁的信息,没有一个消化的好胃,就可能暴饮暴食,就会吃出病来,吃什么拉什么.所以在文化上我们也要“讲卫生”,量的控制和质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拿起那些泡沫化的东西就胡吃海喝.欧美一些有识之士在这方面似乎已有些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家里不放电视机?为什么他们拒绝手机?也许就是要控制信息的量和质.有关专家也许应该研究一下：一个人每天接受多少信息最合适?对我们的精神健康最有益?要慢慢总结出一些经验,向公众提供合理的建议.
二、
2000年,韩少功在湖南汨罗乡下安家,养鸡、种菜、植树,天晴下地,天雨读书,俨然现代陶渊明,“要回海南的时候,我老婆都不想走,觉得在这里过得很惬意.”他说.
范：您在汨罗生活有12年了,汨罗的生活给了您怎样的体验?
韩：它给了我一些新的生活面.自大学毕业,我一直在机关供职.尽管那也是生活的资源,但是显然不够.比如我想了解文化圈以外的一些人,社会底层的人,希望更多接触大自然,接触文化传统遗产,待在机关就有困难.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更加方便,所以文化圈、知识圈里容易出现一种同质化现象,你读的书我也读过,你知道的那几条微博我也知道,这种交流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范：您现在在汨罗的一天是怎么过的?平常都做些什么?
韩：那是我的一个观测点,一个观测自然与社会的窗口.有一些乡下的朋友常来串门,有时候我也去串他们的门.我在那里种菜、养鸡、种树,在自然的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很多事.现在的乡村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变化,比如资讯传播的条件与城市完全趋同,一上网你就跟城里人没有任何区别,网速也很快.因此对于我从事的这种工作来说,没增加任何困难,倒是增加了很多便利.当然,做新闻、做学问、做音乐或戏剧可能是另一回事,没法在乡下单干.
范：您是2000年去的,那时候条件应该没有现在这么好吧?说说您看到的这十几年来乡村的变化?
韩：我2000年去那里的时候,那个乡只有我那一台车,很稀奇,来借车、来看车的很多.当时我说你们不用着急,20年之后你们也会有车的.但是没想到10年以后这个预言就提前实现了.到目前为止,乡里的干部和教师,一半以上有了私家车.大概有20%的农民也有了私家车.我住在一个学校旁边,有一次乡上在那里召集大会,小车停了半个操场.我说这哪是中国乡下,差不多就是美国嘛.现在很多人陪嫁都得有车,到了这种程度.你想想,这就是10年之内发生的变化.至于盖房子,我们那里大概有80%农户都盖了两层楼的小洋房,有些乡镇的这个比例可能达到90%.以前城里人下乡,最难接受的是厕所,但现在人家的厕所也都是按四星、五星级宾馆装修的,比我家的强.贫下中农根本不愿同我打成一片.
范：文化层面呢?
韩：传统文化流失了很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部分进了城,包括青壮年的三分之二经常在城市里打工,农村的文化人力资源就缺少了.现在的传媒,比如说电视覆盖“村村通”,这当然很好,带去了充分的资讯,但它对于有些本土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挤压和摧毁.传统形式保存得较好的可能是丧礼,包括唱夜歌啊,唱傩戏啊,等等.婚礼的变化就很大了,新旧交杂,有洋有土.文化生活总的来说比较单调,一是电视,二是,这两大件基本上填满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很多年轻人不安心农村,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后面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农业产出的附加值低,基本是一个夕阳产业,没有办法留住和吸引更多人才.当然城里的一些传统工业也是夕阳产业,利润很薄,但城里毕竟还有一些朝阳产业,像金融啊,IT啊,物流啊什么的,可以吸引人才和资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全球的农产品开始持续涨价,但农业能否重新成为朝阳产业?这个问题需要将来的技术革命来回答.
范：乡村生活给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
韩：首先,我在乡下节省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我在城市里会有很多应酬.海南岛是个旅游岛,人来人往,我们尽地主之谊,就会有很多接待任务.机关里会议也多,你逃不掉.我到乡下去以后把这些负担减少了,过得比较清爽.另一方面,能与底层、与自然重新建立亲密关系,可能是人生之幸.城市里没有月亮只有路灯,到乡下以后,你就可以经常看到月亮了,可以看到树、看到山、看到庄稼了.乡下的人都自认是最底层的人,不会有城市人那种互相琢磨、互相比量、互相提防、互相禁闭的等级化心态,最容易接近.他们直接来自土地的情感和智慧,可以帮助一个作家扩展视野,包括激活自己某些沉睡的感受.
范：您新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内容?
韩：暂定名《日夜书》,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写我的一些同代人吧,涵盖城乡两种生活和两个家庭的关系.我写东西从来不高产,写长的东西,大概也就是四五年一部.
三、
1985年,中国文学开始寻根.因为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化的根从来都不需要找,但在现代化的洪流里,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有些迷惘.与其说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寻根,是一次文化壮举,不如说他们的步伐中有些无奈.这种步伐到今天都没有停止.
范：作为二十几年前的文学寻根的发起者,您现在是否还在继续寻根之旅?
韩：首先要说一说“寻根”的背景.“大破四旧”,传统文化被视为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要被统统打倒.然后国门开放,又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这两种思潮看似完全对立,但都是要将传统文化割掉,给中国换血.但是能不能换,怎么换,引起很多人思考,就出现了《文学的根》这样一类文章.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的朋友,大部分是所谓“知青作家”,包括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经历过城乡两种生活.你知道,中国的城市和校园,是西方文化最先抵达覆盖的地方.而乡村慢一拍,慢两拍,与前者形成了一个时间差,一个间隙.一个群体在这个间隙中受到了双向的冲击、震荡,或者煎熬,积累了一些体会,即对不同文化的比较性感受,于是他们成为“寻根文学”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包括贾平凹、莫言、阿城、张承志、郑万隆、李杭育等很多人,没什么奇怪.他们的态度并非一个声音,比如有的怀念乡村,有的厌恶乡村,但这并不要紧.他们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感受是在一种很纠结的状态下产生的,共同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对话. 范：这个过程有点像20世纪初西方文化刚刚进入时的状况等那您觉得文学寻根现在结束了吗?对于现在的意义又在何处?
韩：它至今还是我们的问题之一,并没有完全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文学,甚至在更广泛的领域都在展开.我注意到包括法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都先后进入了类似的讨论,更不要说文学艺术的其他领域了,音乐、舞蹈、戏剧、绘画,各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油画怎么样中国化?吴冠中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画怎么现代化?潘公凯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比较敬佩的两个艺术家,一个是王洛宾,一个是杨丽萍,我觉得他们都是有根的艺术.西部歌王的背后有一个坚实厚重的西部背景.杨丽萍,她的故乡云南,红土地高原,有很多这样的资源为她所充分吸收.他们在我看来就是非常现代的艺术家,他们的经验值得文学家们重视.中西方的文明对话,既包括交融,也包括交锋,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按照台湾已故学者钱穆先生的说法,只有在东西方经济水平相差无几时,才能变成一个心平气和的讨论的问题.在此之前,讨论很可能是情绪化的,是不讲道理的,是偏离事实的.中国的很多文学家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文化自卑、自虐的状态,恨不得给自己换一身洋血.这种照搬心态是一种懒汉心态,守成于古人,与守成于洋人,其实都是守成主义,不是什么创造.更进一步说,世界上有一种纯种西方吗?有一种高纯度的“洋血”吗?从来没有.西方最牛的是科学,其核心工具是数学,但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人给他们的.西方还有一个很牛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这些都是发源于中东,不是发源于罗马或希腊.西方的公务员制度,按照拿破仑法典,是从中国的科举“山寨”过去的.西方的文化不过是他们融合世界各种文明成果以后的现代再创造.我们要学习西方,最重要的是学这一种创造的态度,创造的视野,创造的自信和自觉,而不是东施效颦.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肯定不是一种单质的、纯种的现代化,只可能是复数的、多重的现代化.法国人都觉得他们与美国根本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倒觉得他们可以成为美国第二?
范：但是现在的全球化程度,跟20年前相比,要强烈很多,现在年轻一代很难再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强烈碰撞的时期,那您觉得,这种文学寻根,还是否能够在年轻一代这里延续下去?
韩：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西方化了、美国化了?恐怕不是.在香港那种最西化的地方,深度殖民的地方,什么风水、财神爷、“黄大仙”不是反而越来越火吗?在台湾、香港、内地沿海很多地方,一些大公司看上去很国际化和现代化,为什么神龛、拜神、读经、算命一类现象倒是越来越多?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家族制在东亚的企业制度、人际关系、组织结构中为什么根深蒂固?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有些专家认为,现代化激发多样化和本土化,因此可口可乐也好,芭比娃娃也好,好莱坞的电影也好,一方面是复制,另一方面是变形,于是肯德基里卖油条.文明的演进不是切换,而是重组,呈现出非常复杂的一种状况.
范：那您觉得,现在这种专家学者来普及国学、传统文化这种,是否是文学寻根的一种延续?
韩：古董热、字画热这一类,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如果出现在提出“寻根”的八十年代,可能会被拍死.这证明中国民众的文化激进主义在这些年来已克服了不少,对本土传统渐渐有了一个较为平和的心态.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作为一种资源来看待,不宜神圣化,不能盲目膜拜,不能机械照搬.文明的生命在于创造,不在于守成,守自家的或守邻家的都不行.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博物馆,把所有老古董都保存起来,这是一种幻想,根本不靠谱.比如原来儒家的,君臣父子那样一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家族制的基础上.现在的工商社会早已把那个结构打得稀里哗啦,每个人面临的不是家族制共同体,而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一套旧的礼治规则怎么够用?有人谈佛论道,恐怕也无法解决当今的道德问题.以前我们怕雷公,是因为我们没有避雷针,雷公就可以成为一种威慑手段,强迫信徒孝敬父母.现在有避雷针了,谁怕啊?这就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现代商家发现大家道德上有迷惑,觉得商机来了,把雷公这一类东西拿来炒作,把四书五经、关帝爷、如来佛、土地庙这一类东西拿来包装叫卖,这都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让孩子们知道老祖宗说过些什么,不是坏事.但千万不要有一种幻想,以为文化守成或文化复古是一剂灵丹妙药,那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四、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要是一个中国作家,可能在面对媒体的时候都会被问及此事.韩少功说,他在第一时间对莫言表示了祝贺,希望对方高兴一个小时后继续写作.
范：有作家说,莫言获奖后,中国作家终于可以好好安心写作了.
韩：没错,中国很多作家此前有一种焦虑,有一种神秘感,觉得诺贝尔奖高不可攀.媒体、学界、官员也多少有种焦虑,百年之痒,不停地挠呀挠.现在莫言获奖了,很好嘛,让大家消停消停.大家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周围很熟悉的人就是一个诺奖作家.这种感觉会给大家一种平常心.
范：您觉得莫言获奖跟翻译的关系大不大?
韩：肯定有,这其实是诺奖的一个弱点.比如说一个瑞典作家,他是用原本来参评,我们中国作家却必须以译本参评,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就得看运气了.碰上了好的翻译家,你会加分.碰上了三流翻译家,你会减分.很多法国人纳闷：巴尔扎克在我们这里语言算是很烂的,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受欢迎呢?因为傅雷的翻译给他加分了.这样一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对其他语种的作家来说当然是不大公平,是会吃点亏的.诺奖评委尽量关注全球的文学,但瑞典的那几个教授,不是全球推选的,没有代表比例制,还受制于翻译障碍.评委们可能懂英文、瑞典文.瑞典文和德文同属日耳曼语系,所以他们也较容易进入德文.但是阅读法文、西班牙文这些,他们就须通过一些间接手段.对中文、日文、韩文、越南文、阿拉伯文、俄文等等,他们就有更多盲区,只能等待翻译家们提供机会了,也要依靠作家们的翻译运气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平常心,也不要太为难这些瑞典人,他们能这样已经不容易.
范：您也做过翻译,您会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吗?
韩：这个恐怕很难.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好的翻译状况是从外文向母语来译,如果从母语往外文译,难度太大.除非我在英美混个二三十年,否则这事我想都不会想.我的英文绝对好不到那种程度.一个说英语的人,可能说得特别溜,但写文章很可能一塌糊涂,就像13亿中国人会说汉语,但其中有多少人能写好文章呢?我们以前有一些翻译机构,包括对外文化推广机构,不了解这个日常语言与文字表达的差距何其大,以为逮个洋面孔就可以做翻译,太幼稚了.一定要很好的汉学家.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国运兴旺,才能吸引国外的一些优秀人才加入汉学队伍.我们眼下离这一个目标还很遥远.只有到了那一天,整个国际汉学家的总体质量大大提升,使他们国家也有了类似傅雷、萧乾、李文俊、董秋斯、戈宝权、吕同六这样的翻译家,使他们的鲁迅、胡适、茅盾、巴金、老舍、钱钟书等等都来学中文和读中文,翻译中国文学时不至于减分,那时中国文学的影响才可说真正走向了世界.从眼下的情况看,虽然一些汉学家已经难能可贵,但是整个汉学家的队伍还是太小,总体素质也还存在很大差距.五十年内能否消除这个差距?我看都未必.
责任编辑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