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复兴文学批评领域,它汲取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流派的先进营养,形成一系列独特的、属于“文化诗学”范畴的研究方法.对此,笔者将以《亮剑》为例,撷取新历史主义中“颠覆”与“抑制”这两个关 键 词 展开论述.
关 键 词 ：新历史主义；颠覆；抑制
新历史主义产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这一批评由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提出,他研究的领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当时文艺复兴文学研究在学界及理论批评界并不占主流,但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一经提出即产生广泛影响且声望日隆.与传统的文学批评者不同,格林布拉特、蒙特罗斯、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者认为,社会历史语境对于理解文学作品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从那些布道词、司法文书、私人日记、域外游记等人们习焉不察的非文学文献中爬梳出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将论者的视角吸引到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力图重现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原生态,在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文献的互动中,追寻和重构文学文本的意义.
一、
格林布拉特在《看不见的》一文中曾提出两个颇具政治化的概念：“颠覆”、“抑制”.格氏用这两个概念形容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中哈尔王的统治手段.他认为,“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抑制”则是对这种颠覆力量的抑制,统治者允许并鼓励颠覆和抑制同时存在,通过适当地刺激普通大众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颠覆,在不危及统治阶级的实质利益和不改变统治关系的基础上,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从而达到对真正有破坏力的颠覆给予安全抑制的目的.
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自1999年底问世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到2006年10月,小说印刷23次,印数达40余万册,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一度在各大电视台热播,受众激增,甚至出现电视剧在几年内再次重拍的情况.作者在书的封底留言：咱老百姓看书,没有别的要求,故事好看就行等我写出的故事,要能得到您的认可,我就知足了.②窃以为作者的目标达到了,而且超额完成任务：它为我们对刚刚逝去的那段岁月的解读提供了一些佐证.
《亮剑》讲述的是一位当代军人叱咤风云的一生,李云龙是一个驰骋沙场的职业军人,他1927年入伍,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组建我国第一支特种部队,可谓我党、我军的元老级人物,他为人正直,性格豪爽、刚毅,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敌人,明知不敌也要亮剑.正是这一信念支持他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既而走完坎坷崎岖的一生.
与传统战争题材小说不同,《亮剑》一开始就呈现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抵牾的特点.在传统的战争小说中,敌我双方特征明显,叙述者主观褒贬跃然纸上,无论是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思想,还是现代小说《林海雪原》英雄主义的夸大张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这种敌我泾渭分明的创作潜规则到时期走向极端,“高、大、全”式的主人公在文学文本中比比皆是,“三突出”成为作家的创作原则,③(P167）即使进入二十一世纪,许多作家仍摆脱不了这一束缚.都梁摒弃传统军旅题材小说创作的不足,敢于以边缘和颠覆的姿态书写历史,重构读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李云龙是小说中的绝对主人公,他具有以往英雄所有的优点：骁勇威猛、“胆识过人、意志坚毅”,同时,他“桀骜不驯等处事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等对政治缺乏兴趣.”②(P84）他常常以没文化、“大老粗”自居,脾气暴躁,点火就着,动辄脏话连篇,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婚姻生活中他都是一个绝对的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优点与缺点并重、缺点突出的英雄人物,才能使读者手不释卷,掩卷深思.
小说对李云龙不同时期军事、政治上的敌人进行较为客观的刻画,李云龙对“受过教育,有的还留过学,懂战术,作战也顽强”的国民党将领赞不绝口,甚至对老对手楚云飞有“惺惺惜惺惺”之感；即使对令人发指的日本侵略者,李云龙也有客观公正的评判：“等坦率地说,你们日本军人虽然混蛋,但军人的气节还是有的,从这点看,很多中国军人就差远了,为了保命,给人家当狗都行,比如你身边的那些皇协军军官,他们的表现,确实让我这个中国军人感到很没面子,没办法,家出逆子,国出奸臣,自古难免呀.”②(P80）读《亮剑》,我们会发现人物形象是三维的,既有特定时期兽性的一面,又有鲜为人知的人性化一面,正面形象也好,相对反面也罢,所有人物都是血肉之躯,不是什么“超人”,也不是所谓的“牛鬼蛇神”.
格林布拉特认为,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新历史主义具有的政治性,并不是在现实世界去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并进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不安定因素,揭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和它们与权力话语的复杂关系.
二、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之一,阿尔都塞认为,我们都是深处意识形态氛围之内而不能自拔的“主体”,逃避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徒劳的.批评家、叙事主体受意识形态影响,向某种统治权力话语妥协,构成了与颠覆相对的抑制.
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权力话语对那些颠覆性的因素往往采取同化与打击、利用与惩罚的手段去化解、消弭存在的异己不安定因素,而文化产品及其创作者往往反抑制、反权威,对意识形态统治加以消解破坏,于是在反抗破坏与权力控制之间出现一种张力并达到一定的平衡,甚至是为平衡而达到某种妥协.⑤格林布拉特曾说：“颠覆性的声音产生于对秩序的确保,等但这种颠覆性的声音并不侵损秩序的根基.”“颠覆正是权力的产物”,“权力不仅产生了颠覆,而且权力就建在颠覆上”.①统治权力话语采取的抑制不再如动物般凶猛,而似狐狸般狡猾.普通大众无意识地受既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权力抑制的奴仆、抑制他人的帮凶,甚至自我抑制者.
李云龙无组织无纪律,三次违反军规,三次被降职,他的反叛、逆向思维、颠覆性在战乱频仍的三、四十年代被骁勇善战、战无不胜的光环所取代,随着和平世界的到来,那些“离经叛道”的特点愈加突显,他的政治观点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统治权力话语南辕北辙,他因刚正不阿的个性而成了那个时代“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坚定了一生的信条“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最终葬送了他的生命,他的最后一次亮剑竟是他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换来和平环境下的人民.新历史主义者认为,社会历史语境对于理解文学作品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他们强调文学作品对读者社会意识具有塑造作用.克罗齐说：“历史必须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⑥文学作品,特别是历史小说,往往以独特的视角归依历史而又不被历史所束缚,我们只有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只有回到历史语境中,才能更好地阐释诞生于此语境中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