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赛珍珠的《大地》自1931年出版迄今已八十余年.国内的赛珍珠研究方兴未艾,对《大地》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鲜有对其经典化问题的关注.本文借助国内外文学经典理论,探讨《大地》在中国文化场域中经典化的可能性以及难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作者认为作为美国畅销书的《大地》,却呈现出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蕴、可供阐释的广阔空间及艺术风格的独创性等经典性特征.在中国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学院派的持续关注、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的变更,都使得《大地》的经典化成为可能.尽管如此,《大地》要成为真正的经典尚需大众普及程度的提高以及时间的验证；另外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必须把它纳入某种文学传统中去.
关 键 词 ：赛珍珠；《大地》；经典化；中国文化场域
中图分类号：I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2-0097-07
赛珍珠的《大地》自1931年出版迄今已八十余年.因为此书,赛珍珠获得过太多的荣誉：1932年,她成为第一个获美国最高图书奖普利策奖的女作家；1935年,她成为第一个因写出“卓越小说”,获威廉·狄恩·霍威尔斯文学勋章的女作家；1938年,她成为美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大地》被翻译成三十几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的统计资料,《大地》英文本一共印行了七十多版次,印刷几百万册.在美国,任何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似乎必须先将《大地》拿来一读.这本书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在二战前对中国人的看法,而且成为两代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当年尼克松叩开中国大门时,提到了赛珍珠,并将其描述为“沟通东西方的一座人桥”.1998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也曾提到当初对中国的了解,以至后来对中国产生爱慕之情,就是从读赛珍珠的小说开始的.产生“爱慕之情”,应是一种恭维,但因此书而开始了解中国却是事实.两任总统都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这本书的巨大威力.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书,却一直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学之外,至今也没有取得经典地位.同时,我们能够完全肯定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也不是经典.
关于文学“经典”的生成,历来有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立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必定具有自己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即经典性,它铭刻了美学和道德品质的最高成就；后者则认为,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不是由其先天的美学条件决定的,而是被“经典化”的,即由外部因素生产出来,这些外部因素是复杂的、多元的.可是,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我们既不能无视其受“外力”——经济的、政治的、种族的、媒介的、教育的——宰制的事实,亦无法否认有些文学作品历经几千年的“权力斗争”依然可以保持牢固的经典地位.因此,更加公允的立场应是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寻求协调：文学经典的生成来自审美自主性和泛政治化之间的张力,它是以文本为基础,在读者的反复阅读中,在批评家的反复阐释中,在政治体制、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建构而成.据此,我们既应该充分发掘《大地》的经典性表征,更应该探究其经典化的可能性因素.国内的赛珍珠研究方兴未艾,对《大地》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鲜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一、《大地》的经典性特征
《大地》在美国文化场域中经典化的困难,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但至少这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大地》一直贴着“畅销书”的标签,通俗小说似乎是难以成为文学经典的.不可否认,赛珍珠当年创作《大地》时,首要的动机是把它当作赚钱养家的工具.她最熟悉的只有中国,而中国题材的书在彼时的美国是饱受偏见的.接受这本书的庄台公司正面临经济困难,等着出一本畅销书救急,《大地》更像是赛珍珠和庄台公司共同押下的一个赌注.事实证明,它赌赢了.《大地》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是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3年被改编为剧本在纽约上演,1934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影片中女主角获奥斯卡金奖.1943年,有些学者借助《大地》在民众中的知名度,引用该书来支持废除1882年拟定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时至2004年9月,在美国大众读书界最有名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奥普拉·温弗莉,将《大地》选为其读书俱乐部秋季推荐图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迅速再版,加印80万册,一时间,洛阳纸贵.多年来,《大地》都被认为是一部适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那么,通俗文学是否注定了与经典不沾边呢?
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确存在文学意蕴与艺术品味的区分,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价值系统.但是,它们之间又并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高雅”与“通俗”的对立是人为的,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雅俗的位移,有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也会成为高雅文学中的精品,进而成为经典.历史上那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伟大的莎士比亚剧作起初都是通俗的、大众的.所以,畅销书并不意味着没有成为经典的可能.“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1].“经典”虽不是对最好的作品的选择,但不好的作品也不能跻身“经典”之列.经典作品应该具备哪些特征,是一个不易谈清楚的问题,但我们却可能从公认的经典作品中抽取一些共有的特征进行观照,这些特征包括：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蕴、艺术风格的独创性、可供阐释的广阔空间及作品的世界性因素等.
文学作品本身描写的世界是否广阔,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远而丰富,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可供言说的空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品艺术独创性的体现.如果一部作品是“说不尽”的,那么纵然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更的干预,作品也能经得起考验.《大地》以皖北农村为背景,描写了终年在大地上劳作、在天灾人祸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生命形态.它的内涵相当丰富,举凡风土人情、农民精神世界、传统与变革、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异质文化碰撞等等,在小说中都有所表现.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大地》的阐释视角广阔,主要有：探究作品中的乡土民俗；分析其中的农民形象以及恋土情结；从女性主义（包括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析女性形象；从神话-原型理论人手探讨人与土地之关系；借助形象学研究方法分析《大地》中的中国形象；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讨论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比较研究《大地》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同异；探究作品的叙事特点,进而说明其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事实；从跨学科角度对其改编成的电影进行研究.另外,近年来也有学者引进文学人类学和后殖义理论对《大地》进行解释,还有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大地》中的“三农”问题,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大地》是一部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作品,故事的内容、人物的刻画、文笔的格调、结构的剪裁都充满了中国化特征,这与赛珍珠的创作受惠于中国小说关系甚大.虽然使用英语写作,赛珍珠却说自己“在描写中国人的时候,纯用中文来织成,那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的故事,我不得不再把它们逐句译成英文”[2].她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公开宣称自己从中国小说中学会了写作,“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3].她所认识到的中国小说是自由的,在普通人民中成长起来,“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等我指的是吸引和占有整个思想注意力.我指的是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我指的是鼓舞人们的志气,但不是凭经验谈论艺术,而是通过关于每个时代的人的故事,使人们觉得是在谈他们自己”[3].赛珍珠还指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注重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塑造人物典型的特征,像《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值得世界各国作家学习借鉴.同时,赛珍珠严厉批评了一些中国新文学作家摒弃传统中国小说创作方法和文化财富的做法,“他们已丢掉了旧的,却又被新的束缚着,读现在的新小说就觉得缺少一种旧小说所常用而一般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固有的幽默的感想,倒是被从西洋某种学派或则特别是从俄罗斯作家学来的不健全的自我解剖压迫着；中国旧小说中所固有的那种对于人性或是生命本身所发生的趣味,反而感觉不到!”[4]很久以来,《大地》的中国风格就是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同一时期,西方文坛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主流,中国新文学作家则以借鉴西方模式为己任.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地》质朴生动的写实风格反而显得独树一帜.
童庆炳先生在谈到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作为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时,强调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5]此言极是.赛珍珠曾经说过,自己的“宗旨不过在写小说,那可说是天地间最单纯、最无害的一种宗旨”[2].她认为,一位小说家必须这样做：“他不愿用他所具有的一点微力来为任何宗教、任何主义、任何国家、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谋荣耀.他要让他的作品自然地流露出来；他的唯一的主义乃是人道,不管那些人是什么颜色,信仰什么宗教,是善的还是恶的.他要把他所知道的人类如实地描写出来.”[2]《大地》紧紧抓住“恋土”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并以恋土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给了西方人“某种中国心”.[6]赛珍珠分析美国人爱读《大地》的原因时说：“并非因为它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其中有许多的‘人’,事实上,有许多读者绝不喜欢其中的中国的成分.他们真正喜欢的,乃是其中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相似而还可以了解的人类；他们所以喜欢那故事,乃是因为它与无论什么地方的故事有些相像.他们不爱那些中国的成分.”[2]《大地》发表时,恰逢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期间,于是,王龙、阿兰等坚韧有力的中国农民形象引起了美国普通人的强烈共鸣,这个带有普适性的命运故事说明,天灾人祸都磨折不掉人类的坚强意志.经由《大地》,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形象才走进了西方,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第一次被一位西方作家有血有肉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从而改变了自18世纪至20世纪初漫长的时间里,西方世界普遍将中国妖魔化、神秘化或溢美化的倾向.这也是《大地》艺术独创性的一个体现.海伦·斯诺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赛珍珠在《大地》上开辟了新的田地,在从未有人涉足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犁沟.”[7]不仅如此,今天我们捧读《大地》,依然可以产生心灵的撞击.《大地》写了“正常的”而不是扭曲的中国人,探讨了中西异质文化尤其是中美两个民族之间的共性,进而寻求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外国人提供了真实的中国形象,而且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参照.其中涉及的对人性的思考、关于文化对话的命题更是具有全球性意义.
二、《大地》经典化的可能性
大概没有哪一部作品不经过建构就自然地成为经典,将文本的“经典性”特征等同于经典标准的做法只是一种臆想.很多时候,“经典化”过程比作品本身的“经典性”因素更能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依据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文学经典的再生产和声誉的获得正是依靠文化熟知化（cultural familiarization）过程,而文化熟知化又得力于社会确认和更广泛的机构化”[8].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的变更、出版界的推波助澜、学院教育机构的持续关注、大众的广泛阅读,这些文学之外的诸社会因素的制衡与运作构成了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文化场域,并且与文化熟知化息息相关.经典的生成是整个文化场域的产物.
《大地》作为翻译文本,首先面临的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本身的操控.耐人寻味的是,1932年,中译本《大地》在中国出版,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有不少于七个译本相继出现.但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大地》中译本是空缺的.1949年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成为操控文学艺术的权威话语,文学翻译也被纳入到为政治服务的轨道上来.国家对民营出版机构进行整顿,限定翻译文学作品只能由调整后的几家出版社出版.翻译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并且被严格体制化,改变了20世纪上半期“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9]的状况.同时,对翻译提出的要求是：优秀和进步,就是指那些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品.其时,又正逢中美对峙的冷战时期.赛珍珠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10]和“反动文人”[11],被批得体无完肤.所以,从1949年到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大地》是绝无可能被翻译界碰触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赛珍珠”这个久违了的名字才重新被提及,并且被怀念.直至1988年,《大地》中译本才隆重推出.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大地》中译本仅有一个,即王逢振、马传禧译本,分别由三个出版社四次出版①.译本的非唯一性是翻译文学经典区别于原创文学经典的一个品格,翻译文学往往是在与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其他译本的对比中确立其经典地位的.此外,译本的多样也会直接促进大众对某一外国作品的阅读选择,因为读者的多次阅读也是文化熟知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的因素.在中国,赛珍珠被广泛地敬慕着,但却没有得到广泛的阅读.译本问题是这种状况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学界对于《大地》的评价.《大地》塑造的中国形象真实性如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折射出了意识形态的变迁.在1930年代,国内评论界对赛珍珠和《大地》毁誉交加.肯定者称赛珍珠为“民族的友人”,《大地》不仅写出了中国人的外形,也抓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赞扬全书浓厚的中国风格不像出自西洋人手笔.否定者则认为,赛珍珠抱有“白色优越感”,塑造王龙这么愚昧落后的农民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何况小说写的只是中国的皮毛,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鲁迅、伍蠡甫、由稚吾、朱雯、茅盾、胡风等都对赛珍珠进行了指责与否定.②究其原因,否定是基于《大地》中表现出的“局外者”姿态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潮格格不入,也基于一向自责民族劣根性的一些中国人愤恨外国作家画出了中国的丑陋,还基于赛珍珠的传教士身份和宗教文化观念.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对《大地》的观照必然纳入到左翼无产阶级文学的阐释模式中,意识形态的介入势必决定《大地》的命运.这使得国内多年来对赛珍珠的译介与评价保持低调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及其《大地》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1940年代,国内对赛珍珠的兴趣锐减,较有分量的对《大地》的评说也比较罕见.⑧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对峙长达二十多年,赛珍珠一度被看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遭到彻底封杀.学界面对意识形态权威话语时的集体无意识规避导致了赛珍珠研究变成了一个学术禁忌.直至1985年之后,政治环境的宽松和学术环境的宽容才让赛珍珠和《大地》有了重新复出的机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赛珍珠一生为之努力的目标——中西文化的相互认知与融合——也凸显出了重要性.于是,国内对赛珍珠的“人桥”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大地》丰富的意义空间不断被开掘.同时,随着文学批评观念的不断更新,学界开始采用多视域研究和阐释《大地》（本文第一部分中已列举）.
文学史编写是建构与重写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史既具有选择功能又具有评价功能,由于其在教学中的特殊地位,它对经典的遴选和解读会一再被复制,结果,文学史在确立着经典的同时,也制作了一套特定的诠释话语.《大地》被文学史广泛关注始于世纪之交,这从侧面反映了文学史写作也是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动的.虽然,由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2000）仅用六行的篇幅措辞谨慎地提到了赛珍珠,指出她的作品“大都以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她的《大地》三部曲“被西方评论家称为描写中国农村生活的‘史诗”’.[12]由汪介之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史》（2003）用两句话介绍了赛珍珠,其中引用了斯德哥尔摩天文台台长伯蒂尔·林布莱德在赛珍珠发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之前做的评论中的一句话来评价她的作品,说其作品让人们看到了种种家庭的兴衰,看到了作为家庭基础的大地.但是,如果与1992年出版的王长荣著的《现代美国小说史》相比较,还是能看出前述两本文学史寥寥数语的意义所在的.王本第五章第五节《擅长于反映异国情调的作家——赛珍珠》开篇就遭出了“本节所反映的观点纯属个人见解,难免有偏颇之处”[13]的声明.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文学史都给了赛珍珠专章专节的篇幅,如：杨仁敬著《20世纪美国文学史》（1999,第三章第八节）；李岫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2001,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刘海平等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2002,第二卷第二章第六节）；虞建华等著的《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2004,下编第十九章）；郑克鲁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2007,第一编第五十二章）；杨仁敬、杨凌雁著《美国文学简史》（2008,第五编第二章第六节）.这些章节将《大地》或归人浪漫主义小说,或归入现实主义小说甚至现代主义小说,但是,大多强调了《大地》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描写,肯定了其对中国文化传播西方的巨大贡献.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2007,第七章第五节）更是将赛珍珠与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的作品一道归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之自由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文学之列,对《大地》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析.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对《大地》的关注不仅表现在篇幅上,更重要的是,不少编著者指出：赛珍珠不是阶级论者,而是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大地》不仅仅是带有地方色彩的小说,而是讲述全人类的故事；《大地》将《圣经》式的语言与中国传统白描手法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新风格.这些阐释无疑厘清了以往赛珍珠研究中的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推动了《大地》的经典化进程.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由于异族入侵、民族危难、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等因素,“权力场”无法不成为《大地》经典化的决定因素,译者、出版机构、批评家、读者、文学史家也只能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
三、《大地》经典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地》经典化过程中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大地》未被纳入某种文学传统中去,影响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认知.
无论是从作品本身寻找使其成为经典的特征,还是从外部种种因素归纳作品被经典化的途径,都不能将一部作品孤立起来进行审视.许多作品的价值是逐渐被人发现并经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才赢得经典地位的.艾略特认为：“诗人,任何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14]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到经典的特征时更是这样认为：“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15]如果有幸被纳入某一种文学传统之中,文学作品的经典特征就会通过在这一既有的传统中有所超越和创造而得到彰显.同时,如果有一批批评家不断地描述这一传统并且去推崇它,文学经典的地位便进一步得到巩固.比如,利维斯权威性地为英国小说描绘了自简·奥斯汀以降的一脉相传的文学传统,无疑巩固了这一脉传统中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返观赛珍珠的《大地》,跨文化的创作使得解决其归属问题变得异常困难.迄今为止,它并不隶属于任何一种文学传统：它的作者浸淫于中国文化之中并受益于中国小说,它的题材是中国的,不能理所应当地进入美国文学正史；它以英语写就,亦被搁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 《大地》能否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中国学界对此缺乏认同,仅有少数学者持肯定态度.尽管如此,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赛珍珠,从小受过熟练的汉语语言训练,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北伐战争、日本人侵,感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氛围,将中国看作是自己的“父国”.[16]她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17]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滋养了她的精神气质,中国生活经历丰富了她的文学府库.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小说》的长达一万五千言的重要演说,宣传和介绍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就,严厉批评了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一些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变成了“杂牌产品”.《大地》就带有明显的“中国血统”：赛珍珠对文化激变中新旧势力冲突的思考、对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结构的剖析、对中国妇女地位的描写,与中国现代作家达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她从不讳言自己是借助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技法取得创作成就的（前文已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若干传统中,《大地》与之最相近的当属“乡土文学”.从20世纪20年始,一大批中国作家对于“土地”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其作品以描写风土人情为审美特征,展现现代乡村下层民众生活形式与生存状态,并寄托作家的乡情乡思,构成了稳固的“乡土文学”写作传统.《大地》细致描摹了皖北农村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把握住了几千年农业文明和封建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人的传统生存状态,深入刻画了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既和谐又斗争的关系,对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描绘,准确剖析了积存在农民深层意识中的根性,如生死不渝的土地情结、功利性的神灵崇拜意识、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等.可以说,《大地》取得了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相比并不逊色的成就.
《大地》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存在诸多可比之处.首先,中国乡土作家带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示了30年代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农村经济破产和阶级矛盾激化,出现了一系列描写“丰收成灾“的作品,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牧良的《高定祥》、荒煤的《秋》等.《大地》有类似于中国乡土小说的人物与情节.王龙发财之前与老通宝（“农村三部曲”）、云普叔（《丰收》）这些旧式农民一样,勤劳简朴而又迷信保守,具有深沉的恋土情愫和坚韧的求生意志.老通宝们安分守已地终年劳作,老死乡土,但是儿子一辈却摆脱了父辈的陈旧观念和精神负累,阿多（“农村三部曲”）领导了“抢米囤”、“吃大户”的农民自发斗争,后来又开始了武装斗争；立秋（《丰收》）也坚决摒弃了云普叔用拼命劳动换取家业好转的幻想.叶圣陶提出了“农民为谁种田”（《多收了三五斗》）这个尖锐的问题,喊出了动荡中乡村的愤怒.新一代觉醒的农民起而回应了这一呐喊.《大地》描写王龙的发家史间接地反映了地主兼并土地、出租土地的情况和农村的贫富对峙,也写到了饥民哄抢王龙一家以及王龙逃荒到南方时参与的饥民“抢大户”事件.然而,《大地》虽触及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带给农民精神和性格的变化这一问题,但并非像现代中国乡土小说那样以此为主题,王龙不仅没有经历像云普叔那样的觉悟过程,反而后来变成了地主,脱离开了他的阶级,新一代农民反抗者的形象更是小说欠缺的.其次,《大地》对土地做了道德和学的延伸.“城”与“乡”作为两种精神的载体出现,在二者的冲突中,流露出明显的贬“城”颂“乡”的价值取向,这与同时期“京派”小说作家的价值取向一致.当然,“京派”作家往往身处城市,回望故乡,如蓬飘萍寄,站在“乡下人”的立场批判城市文明,其笔下的乡土是实体性的.沈从文看云摘星,构筑“心与梦的历史”；芦焚带着一点泥土气息,为“空空的心”寻找失去的乐园.他们的怀乡恋土更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是为了保证其情感与生活的完整.赛珍珠也是一个精神流浪者,美国的都市、中国的乡村都不是她真正的故乡,其情感只能寄予辽阔的大地.“大地”便是勤劳向善、崇尚和平、尊重生命的象征,是人的生活原则所系.因此,从人与土地的关系自然衍生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赛珍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信奉“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以土地的深厚与宁静挖掘生命与精神的本源.《大地》中早年的王龙、阿兰、梨花们磨折不摧的生命力连同仁厚的本性皆由与自然保持和谐而来,他们都被赋予了很多恒常美好的人性.同样,30年代许多中国乡土作家都重构了一幅关于“合理人生”的“自然存在”的画面,从贴近自然的人们的生存形态中挖掘理想的生命形式,如艾芜《芭蕉谷》中的姜姓老板娘、芦焚《牧歌》中的印迦姑娘、茅盾《水藻行》中的财喜,沈从文构建的回荡着牧笛般清越音响的“湘西世界”更是如此.
赛珍珠的敏锐之处在于,她将构成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看作中国的真正代表,描绘其生存方式和观念系统,以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历史演进的方向.她最熟悉的恰恰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我住得越久,就越来越对那些居住在城墙外村子里的农民及其家庭充满了敬意,而非对那些富人.他们是生活的唯一主宰者,因为他们最贴近大地,生与死、笑与哭都是最真实的.拜访农家成了我观察现实的途径,在他们那儿我发现了人类应有的模样”[18].但是,赛珍珠的跨文化创作决定了她更重视的是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中国.她不能深入理解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动荡的社会状况,不以深入解析当时农民的出路以及阶级斗争问题为己任.她甚至会以无比宽容的笔调描绘农民身上的弱点,把愚昧、顺从和封闭也作为一种美德,把原始的农业文明视为人性完美的标志.这种博爱的同情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为当时中国严酷的现实抹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但是,即便是同属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家族,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三四十年代京派乡土小说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美质的歌颂,鲁迅的乡土小说则独树一帜地表现出多维复杂性,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时的两难抉择.可见,不同的乡土文学作品也存在着思想意蕴和审美旨趣的相异.《大地》既然呈现出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家族相似”的特征,完全可以归入此传统中去观照.这于我们,得以用别人的眼睛看待自己,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大地》,则更利于突出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经典的形成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大地》问世刚过了八十年,其经典化的道路是漫长的.《大地》的特殊性在于,它是长久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用英语写中国的一部小说,围绕这本书,折射出了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外国人写中国能否真实?身为传教士的赛珍珠是否动机不纯?有没有丑化中国人?一部中国题材的畅销书凭借什么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视线?怎样评价那种“落伍”的白描写作技法?有没有足够的理由进入中国的文学史?有没有可能纳入某种文学传统中?等《大地》能否成为中国文化场域中的经典,这些问题都是绕不开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更与未来中国政治环境、社会心理、新闻出版、教育体制、批评观念、大众阅读等各种因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