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奖机制改革与新时期文学

一、评奖制度化是新时期文学现代性的体现

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内部有一个明显而清晰的断裂.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模式、生产机制和时代语境迥然异于十七年文学的,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文化领导权的变化.十七年文学延续了延安文学的传统,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作协、文联的组织机构来领导、管理文学创作、出版和评价,另一方面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实施着对文学的文化领导权管理功能.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史来看,执政党第一代领导人对文学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关注,从文学创作与评价出发的文学批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成为引发思想、文化乃至是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事件.十七年文学依然被束缚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战车之上,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显现着非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形态.

随着新时期到来,文学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地位,尤其是“双为”方针的提出,为文学回归审美属性的艺术本原提供了无比宽广的空间.随着韦勒克等英美新批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纯文学”、“文学性”、“向内转”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极为突出而重要的审美转向,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等文学新潮迭起.


为适应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新形势,落实“双为”文艺方针,新时期文学生产机制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十七年文学生产的过程中的政治任务性写作、命题性写作已经悄然消解;文学评价日趋多元化,以往党和政府领导人直接干预文学评价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文学评价的尺度与准则在探讨中不断扩大.文学评价主体性力量从单一的作协、文联机制渐渐转向学院、民间和媒体等多元评价体系.但是,这决不是意味着党和政府的力量退出文学场域,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已经两不相干了.正如福柯、布迪厄等人对文化艺术场域的分析一样,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一种更加隐蔽、有效的方式参与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实现着文化领导权的潜在存在.

就新时期中国文学场域而言,文学评奖就是一种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下实践文化领导权的积极有效形式,是党和政府通过作协等机构来引领文艺的、具有新质的政治文化实践,是从单一粗暴干预文艺的专断式向客观科学的专家式现代转型.从1978年开始的文学评奖到1980年代中期,文学评奖已经在文学各个门类中确立了评奖机制,并且在长时间、宽范围的评奖实践中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新时期文学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经历了一个非常纯粹的“文学梦”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学梦”的时代,文学评奖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大众对此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力量.这为文学提供了超乎宽松的外部创作、批评与接受环境,也对作家心态、审美思维的革新等文学创作内在环境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从普通大众到专家学者,从民间批评力量到文学评价体制内的力量无不以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学目光来审视、评价文学,文学评价得到了整个社会群体的参与和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合力之下,文学评奖以一种积极有力的方式参与了文学现代化的过程.

显然,新时期文学评奖的尝试已经从当初的文学评价的暂时性安排中走出来,渐渐在文学评奖的实践中,建构起来一种具有新质的、通向现代性的文学制度建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评奖这一现代性制度的建立,以一种肯定的、鼓励的积极性方式代替了以往的否定的、惩罚的消极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为文学回归艺术审美属性提供了具有积极促进意义的制度性保障.“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一个主要面向.”

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评奖的历史来看,文学在评奖过程中,实现着文化领导权从个别人手中开始转向对大众的化诉求,从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退隐时刻在化的维度中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以及在大众和专家双重评价视野下的科学性追求中重新建构自身权威性.

1978年开启的新时期文学评奖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的化和科学性诉求.1978年文学评奖采用的是“群众推荐和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人民文学》在公布评奖启事的后边,都同时附有一个“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推荐表”,来为喜爱文学的群众提供参与文学评奖、表达自己的文学趣味与喜好的机会.专家评议无疑为文学评奖和群众设置了一道意识形态的保险套,使之能够不逾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同时,专家式的审美评价又为文学评奖机制具有科学性品质(这种科学性品质随着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家的兴起、大众评奖方式的取消,而进一步突显).这种附有“推荐表”的选票做法极大地调动了爱好文学群众的积极性,据统计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共收到读者来信10751件,推荐表20838份,推荐优秀小说1285篇;在1979年,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257885份,比1978年增长12倍以上;在1980年的评奖活动中,共收到“选票”400353份,是1978年的20倍.这种文学大众参与评选的文学评奖方式,大大促进了文学与社会、时代、民众的审美关联,在提升民众参与热情、作家创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成为了最初的、迅捷的、宽阔的文学优秀作品的传播媒介.因此,新时期初期这种有着广大民众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文学评奖,就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制度化、化与科学性维度.

二、1990年代文学评奖审美机制变革与多元化文学景观

1978年由《人民文学》杂志社组织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各类评奖的先河.1980年《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编辑部组织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活动;1981年茅盾先生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长篇小说评选的茅盾文学奖开始了.这些全国性的文学评奖的经常性地开展活动,评奖渐渐发展为一种党领导文艺的常态性、科学性的制度性安排.但遗憾的是,80年代中后期许多全国性文学评奖中止了,只有“茅盾文学奖”在这一萧条期间是一枝独秀,依然盛开在新时期文坛上,延续着评奖这一文学生产管理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文学评奖又一次活跃起来,而且打破了原先的单一的文学评奖机制,出现了基金会、刊物等民间团体评奖和网络评奖,如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庄重文文学奖”、“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中美文学交流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冯牧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浪网的“中国好书榜”、龙源期刊网的“年度期刊网络传播排行榜”、搜狐时尚盛典“年度十佳图书”、“新语丝”网络文学奖等;《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大家》、《小说选刊》杂志奖等.在评奖系列中,也出现了众多国家级和省市地方级的评奖.除中国作 协旗下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之外,国家级奖还有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省市地方文学奖主要用于奖励本省市作家发表的优秀作品,影响较大的有北京的“老舍文学奖”、山西的“赵树理文学奖”、山东的“齐鲁文学奖”与“泰山文艺奖”、四川的“四川文学奖”、云南的“边疆文学奖”等.这些不同级别、层次与性质的奖项彼此互相交织,构成了一道1990年代从到民间、从到地方的文学奖项繁荣新图景,推动了90年代文学多元化的发展.

90年代文学评奖的嬗变不仅体现在文学奖项、机构、层次的增多,更表现于文学评价准则、审美导向的变迁.新时期初期,文学评奖体现了大众和专家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获得了一种时代认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但是90年代以来文学评奖体现得更多的专家和媒体的审美趣味,以及混合于其中的、无形的“市场因素”.

从主流看来,文学评奖的审美导向在1990年生了一个从弱到强、再从强到弱的弧形曲线.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后期是文学评奖中的审美导向逐渐增强的过程,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新评奖的审美导向开始逐渐减弱,“市场因素”的商业导向在逐渐加重.文学评奖审美导向的变化体现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审美嬗变,即从对文学性倡导的向内转到召唤文学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向外突围的审美变迁.文学评奖审美导向的变化是与文学思潮变化密不可分的;文学评奖的文本历史化实践又加速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在文学评奖的审美导向的弧形曲线变化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90年代以来批评家队伍的更新.随着新时期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高校学位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和扩展,一大批经历过学院专业训练的硕士、博士批评家开始登上学术舞台,逐渐参与到文学评奖的队伍之中,在各种文学评奖中闪现着他们的身影,如最有影响力的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初选的读书班成员很多都是这样一批年轻的60年代文学批评家.在80年代世界性文学视野和文学向内转的思潮中,他们与新潮文学一起成长起来,成为坚定的文学审美属性的守护者.即使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渗透力进一步增大,这些学院批评家依然在继续坚守文学性的维度.因此,在90年代文学评奖中,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即具有文学审美属性和具有某种商业意味作品并立存在于某一大奖之中.

1990年奖审美机制的巨大变化.不仅表现在文学评奖设置、评价准则和评价主体的变化,而且对新时期文坛生态带来的极大影响,促进了多元化文学景观的呈现.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依然带有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寻根文学、90年代的先锋文学,文学显然呈现了一种对审美属性、文化属性、语言属性的探寻.带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审美导向的变迁,与评奖在一起推动了文学现代性的发展.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网络文学、80后青春文学、底层文学的出现,评奖也日趋多样化,从而与多元化文学共舞.

三、质疑与期待:文学评奖与新

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文学评奖在日趋繁荣的同时也饱受到人们的质疑.文学评奖的奖金越来越高了,可是文学评奖的大众关注度、认同度却是越来越低了;文学评奖的面越来越宽了,乃至走向了网络,把网络文学纳入评奖的范围,但是在质疑评奖的声音也从直面走向了网络,乃至出现了出现了“茅奖你何时不再矛盾”.“暂时中止茅奖评选”的声音.我们不仅疑问评奖怎么啦新怎么啦

事实上,人们对评奖的质疑,不仅仅来自对评奖机制自身不完善因素的指责,而且在深层意识上包含着对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疑虑与期待.这里仅以贯穿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茅盾文学奖为例,来审视新评奖和新创作现状.

从1981年到2008年,茅盾文学奖共评选了七届,共评选出31部获奖作品(不包括荣誉奖作品).这些获奖作品的不同艺术风格和习俗内容集中展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审美机制的内在变化.茅盾文学奖的一二三届作品大部分属于较为厚重的现实主义文学题材,人们的争议较少.这其中,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具有很大的戏剧性.《平凡的世界》在第三届茅奖评选过程中,就遭遇了很多坎坷,不被一些专家所认可.但出乎意料的是,正是这样一部不被主流研究界看好的作品,却获得了极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几乎在每次大型的优秀文学作品评选中都名列前茅,乃至是在不被作为备选作品的情况下,读者依旧把它从历史地下托浮上来;尤其是在民间获得最大数量的读者及其内心深处的精神认同.从第四届茅奖开始,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逐渐减少,随之增多的是对纯文学作品的重视.如第四届茅奖的评选,纯文学意味非常浓郁的《白鹿原》,获得了专家评委的一致认可,但是针对作品中的一些性描写,有人提出了异议.后以洁本的变通方式添加茅奖,从中呈现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审美机制的内在嬗变.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影响深人和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趣,文学审美机制和文学经典的认知评价准则又发生了新的变化.2008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鲜明体现了这一点.麦家的《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让很多专业人士惊讶不已.中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浅显“通俗”的语言、缺少统一连贯与鲜明人物形象、思想性匮乏的作品获奖自然引来很多争议.《暗算》电视剧的高收视率和经济效益,无疑为其获奖提供了一块极高的垫脚石和评价注脚.显然,《暗算》的获奖不是基于文学性的艺术品质,而是呈现了新世纪以来的市场化、视觉化的审美取向和评价方式.这种文学评价机制与审美取向的市场化、视觉化在给文学带来新的审美元素、扩展了文学经典化维度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损伤了文学独特的审美艺术品质.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新评奖中的市场因素、视觉化的警惕之心,以及对文学自身审美艺术属性与语言原创性的守护意识.

2008年茅奖作品《湖光山色》同样引起了一些批评者的质疑.与对《暗算》的市场因素、视觉化警惕不同,对《湖光山色》质疑更多地来自对茅盾文学奖的“最优秀长篇小说”的精品意识和经典化意识的坚守.显然,《湖光山色》作品以一种奇幻的故事要素来组织和推动情节和发展,以女主人公暖暖一步步耻辱的性贿赂方式换取生活资源,这就在根本意义上背离了现实主义最大的精神底色,造成主人公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下的与现实黑恶势力进行经济、生活与思想斗争的精神纬度与心灵苦难的缺失.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湖光山色》竟然是以其现实主义的名头入选茅奖.

在质疑、批评茅奖获奖作品的同时,我也在思考:难道这四年我们真的就没有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特色的作品来取代《湖光山色》显然不是.但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即新世纪中国文学显然缺少,乃至是匮乏文学精品,能够担当得起“最优秀长篇小说”的作品还是太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真是难为这些评委了,没有“最优秀的作品”,怎能评选出这样的获奖之作呢硬是要评的的话,也只能是鱼目混珠了.

因此,比之对评奖的质疑而言,我更加忧心的是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现状.评奖负面效应在新世纪已经显现出来.且不说评奖的审美模式化、审美理念的滞后性、评奖机制的不完善,单看评奖本身,其“物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奖金越来越高、地方政府的数十倍的经济奖赏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待遇,都让很多作家难以气定神闲,从容写作.与评奖一起升腾而起的不是作家的自信心,而是作家的浮躁的、逐利之心,这才是可怕的.“在中国的文学奖项中,茅盾文学奖的影响最大,对作家最具有诱惑力,其价值导向对于作家的改塑也最为典型,也确实催生了不少为获奖而写作的长篇小说.”“为获奖而写作”,无疑是创作主体审美创造意识的迷失与悲哀.因此,不仅是评奖主管部门、政府相关机构应该反思与完善的,也应该是新世纪中国作家应该反省的,即如何回归文学、回归本心、回归大地的写作,具有精品意识乃至是经典意识的写作.

与西方长达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非常成熟完善的文学评奖相比,新时期中国文学评奖才经历了短短的三十几年,还很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我们丝毫不应该因为它的不完善而否认文学评奖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的制度性、性、科学性的现代性意义与价值.借用我在另一篇关于评奖文学对话中的话,就是“我们依然期待伟大的中国文学”,依然期待文学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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