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诗学对泰国诗学和文学的影响

[内容提要]泰国文学传统中存续着丰富的印度诗学元素.印度巴利文诗学理论是泰国诗学的本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味论和庄严论.印度诗学的部分原理在泰国被接受并对古典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是基于印、泰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相似性.两国诗学的相异特征则体现了民族审美经验的差异,以及泰民族在吸收异质文化过程中对原创诗学的分解、融合、改造和发展.

印度作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对东南亚的影响是深远的、多方位的.印度文化进入东南亚大致是在公元前后.我国史籍和西方学者的著述对此多有记载.13世纪中叶泰国的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建立之前,印度文化在这片领土上的影响已达千年之久.印度文学,作为宗教传播的载体,也同时在东南亚各国以多种方式广泛流传.《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佛本生经》、《五卷书》等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菲律宾都有多种形式的文学文本和艺术文本.泰国文学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与印度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印度文学的多种文本在泰国的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建构,就是印度的诗学理论也同样对泰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生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古代诗学,特别是庄严论和味论是泰国早期诗学的圭皋,庄严论和味论都已被普遍应用于泰国的古典文学批评,对泰国诗学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泰国文学传统中的印度诗学元素

虽然11世纪之后,印度本土的梵文文学和戏剧艺术开始衰落,但基于梵语戏剧的诗学却随着佛教、婆罗门教经典的传播在东南亚开始发挥其影响.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越南中部)把印度文化作为典范不断吸收并融合进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来,使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文学传统,明显地带上了印度文化的印记.然而,这种特征不再是初期那样对印度文化的简单接受和模仿,而是濡化进本土民族文化之中,发生嬗变之后的结晶.泰国文学传统中的印度诗学和文学元素非常明显.仅就泰国诗歌的形式而言,来自印度诗学影响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如果从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和影响广度看,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泰国古代诗歌形式主要有五类:“莱”(Rai)、“克龙”(Khlong)、“禅”(Chanta)、“伽普”(Kaab―ya)、“格伦”(Klon).其中“莱”、“克龙”的产生,多数泰国学者认为属于泰民族自己早期的创造.也有懂汉语的西方学者(James J.Y.Liu:TheArt of Chinese Poetry)和泰国学者(Dr.PrapinManomaivibun)认为是受到汉语五言诗、七言诗的影响.“格伦”是否泰民族的原创则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格伦是从民间劳动歌谣发展而来;也有学者推断可能是在印度输洛迦(又译“颂”)的基础上变化而来;更有学者认为,巴利文诗体“巴陀耶哇达禅”(Padhayattachant)是“八言格伦”的源头.理由是“巴陀耶哇达禅”是由锡兰(斯里兰卡)传人的《韦讪达拉本生经》(《千篇故事集》)使用的诗体,在泰国影响深远,尽人皆知.较晚出现的格伦诗体受其影响应在情理之中.“巴陀耶哇达禅”是梵语禅体诗“维萨玛珀特禅(Visamaphrut)”的一种.八言格伦与“巴陀耶哇达禅”一样,是每首四行,每行两句,每句八言(八个音节).区别则是八言格伦没有轻音和重音的要求,而巴陀耶哇达禅则没有格伦那样的韵律.另两种形式的“禅”和“伽普”都有证据表明与印度诗歌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泰国的伽普出自巴利文的《伽普讪维罗西尼》(Kaabya-saarilaasi―nii)和《伽普坎陀》(Kaabya-gantha)两部诗论.这两部诗论的产生年代是在大约公元14―15世纪泰国北部地区盛行巴利文的时代.书中的伽普是广义的,泛指诗文.与印度诗律不同的是它们都讲究韵律,而印度的梵文、巴利文甚至锡兰诗歌都是不讲究押韵的.显见这两部书虽然是用巴利文写成,却不能算是属于印度诗学的著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出自熟谙巴利文的泰国诗人的手笔.后来的泰文伽普诗仅采用其中的三种:伽普雅尼11(Kaabyanee 11)、伽普卡邦16(Kaabya-cha―bang 16)、伽普苏朗卡囊28、32、36(Kaabya―surangkhanang 28 32 36).“禅”即梵文的“输洛迦”.“输洛迦”有108种,对轻重音节有严格的要求,但没有韵律;泰文的“禅”常用的只有其中的6种(也有8―10种之说),且根据泰国诗学审美的需要加上了韵律规则.“禅”的来源是巴利文的诗学著作《乌都台))(Vuttodaya).这部著作是12世纪锡兰的桑伽拉奇达长老(SangharakkhitaDhera)收集了巴利文、梵文典籍中的新旧诗律整理而成的.大约是在素可泰晚期或阿逾陀耶初年传人泰国.曼谷王朝三世王时,著名诗人、恭帕巴拉玛努奇琪诺若亲王遵照三世王御令,把《乌都台》改写成泰文的《诗律》(Matraphrut)和《诗文》(Vannaphrut)两篇,镌刻在曼谷帕切杜蓬寺的廊壁上,供世人学习.1922年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恭帕简陀布里纳乐那又据该书的巴利文本和弗莱尔(K.E.Flyer)的罗马文转写本进行了校勘.当时对这部诗学著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印度古代文学理论一般指梵语诗学.我国出版的有关印度文学理论的书籍也基本是对梵语诗学的介绍和研究.然而,在泰国及缅甸、老挝等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印度诗学却主要是来自锡兰的巴利文诗学.泰国的修辞学理论最初受到巴利语《胜庄严》(Jinalankaara)的影响.《胜庄严》是帕普陀罗奇多(Bhrabhudharakkhita)于公元1156年仿照6世纪梵语诗人婆罗维(Bhari)的著作写成的.对泰国诗学影响最大的印度诗学理论著作是巴利文的《智庄严》(Subhodhaalankaara),这部著作的作者也是《乌都台》的作者桑伽拉奇达长老.它脱胎自7世纪的梵文诗庄严理论,但内容只有庄严、诗德、味三个部分.泰国有该书的注疏本和缩写本以及1811年的泰文译本.该书在锡兰和缅甸影响很大,在缅甸名为Alankaani―saya,作为诗学工具书被普遍采用.

但是,泰国人大多认为1672年阿逾陀耶中期帕那莱王的星象大臣霍拉提波迪(Horathibodi)所著泰文《金达玛尼》(Jindamani,又译《如意宝》)才是泰国自己的第一部语言学和诗学著作.这部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泰语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后部以较少的篇幅引用泰文经典诗歌为例,阐述了禅、伽普等多种诗体的写作规则.其中有禅体诗25类,各类的名称大多袭用巴利文诗学著作《乌都台》中的叫法,有些种类的名称是《乌都台》中所没有的,应该是泰国北部流传的诗体.《金达 玛尼》在语言修辞方面对诗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诗人应该懂得暹罗语(泰语)、高棉语、摩揭陀语(锡兰人传统上认为,摩揭陀语即巴利语.实际上二者在语法上存在差异.)等.这说明当时泰国诗人的诗学修养离不开印度的巴利文和柬埔寨的高棉文(柬埔寨是比泰国更早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印度文化对高棉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泰国诗学源流与印度诗学密切相关.《金达玛尼》虽然很难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诗学论著(它更像一部泰语教科书.此类形式的教科书在古代南印度、锡兰都有),但它却清楚表明,泰国诗歌的文学样式相当一部分是在印度梵文、巴利文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经过改造之后生成的.书中所引经典诗歌及其修辞(庄严)原则得到普遍认可和推崇.后代诗人在诗歌创作和鉴赏方面基本上遵循该书所制定的法则.

泰国古典文学鉴赏所依据的文学理论,最初是巴利文撰写的、已经简化了的庄严论和味论诗学.泰国人依据本民族的文学、文化传统和泰语特征有选择地采用了部分内容,在长期文学实践中使之逐步衍变为泰国古典诗学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依归.到20世纪初,梵语文学作品开始直接或间接(通过英文译本)传人泰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梵文诗学理论原著的内容才被介绍到泰国,最受关注的还是味论诗学.当代学者就印度味论九种是否适用于泰国古代文学的分析和鉴赏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印度梵文诗学中的味论九种,只适用于泰国那些不带信仰色彩的文类,如纪行诗、消遣文艺作品等,而颂赞诗、宗教文学、仪式文学、信仰倾向明显的文艺作品则很难使不同时代的读者产生味的享受.

虽然泰国近现代文学批评中以味论分析鉴赏古典著作仍然普遍,但却自始至终没有一部系统的、明确而具有创造性的、属于泰国文化体系的诗学理论出现.也许,“一个具有生成能力的诗学并不必然是明确的”,正是对泰国诗学状态的恰当写照.

印度庄严论在泰国的影响

梵语传入泰国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末.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当时外国商旅往来频繁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交汇处的港口城市;二是通过从柬埔寨的湄公河口传到泰国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地方遗存有公元7世纪以跋罗婆(Pala―va)文字刻制的梵语碑铭.泰国东部和东北部的古迹也有不少印度和高棉文化遗迹,其中有以高棉文字撰写的梵语铭文.内容多是简单的记载,并无庄严(修辞)痕迹.公元8―9世纪时,泰国的梵文碑铭内容开始出现修辞文字.现存于西探玛叻省界碑寺(Wat Sema)中的一方用“后跋罗婆文字”刻写的碑铭,其内容已带有明显的修辞:

祈愿吉祥降临那伟大的国王.

对于象征着黑暗的敌人来说

他就像一轮太阳,

他的光洁无瑕如秋天的月亮,

他就像爱神,魅力四射,

他能彻底摧毁敌人,把他们的骄横一扫而光.

泰国东北部拉查西玛省公元868年的乌鸦湖(Bo Yika)铭文、12世纪的皮迈城(Mueng Phi―mai)铭文、帕侬隆石宫(Phanomrung)铭文,都使用了经过藻饰的词音和词义.这些铭文是用高棉文字书写的梵语.因为那个时期现今泰国的这片土地还是高棉人的领地.Mahesh Kumar Sharan说:柬埔寨阁耶跋摩和耶输跋摩时期使用的梵文非常接近印度南部的梵文,且符合波你尼语法.铭文中的错讹,应为刻写疏漏所致.但泰国南部和东北部梵语碑铭中的语法错误,以及混杂有巴利语词汇则可能是因为当时当地的铭文撰写者并没有完全接受繁难的梵语,而只是接受了梵语和巴利语的词汇.这一点与柬埔寨不同.关于泰国庄严论的生成是否直接受到梵语庄严论的影响,有泰国学者认为,上述铭文中出现的庄严不应被看做泰语庄严生成的直接影响因素,泰语文学作品中的美,部分是它自身的创造,例如辅音重叠、压辅音韵、腰脚韵、回文诗等,但也并不否认泰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梵语的影响.这一点从泰语中的一系列诗学词汇都是借用梵语词即可说明问题,如庄严(Alankaara)、味(Rasa)、比喻(Upamah)等.此外,泰国古典作品中习惯用“爱神之情勾”比喻美丽的鼻子,用“鹿眸”比喻美丽的眼睛等,与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中惯用的比喻如出一辙.

然而,作为诗学理论,梵语庄严论在古代直接传入泰国并被接受的证据却至今没有发现.印度庄严论原著被翻译和编译成泰语的只有两种.一种是7世纪巴利语的《智庄严》,有1812年延维吉缩译本和1961年彦姆巴帕通的翻译注疏本;另一种是泰国艺术厅委托婆罗门长老P.S.Sasatri翻译的印度12世纪的梵语《庄严论》(Alan―kaarasasatra).前者在14―15世纪初年传人泰国,对古典文学和诗学影响很大;后者译于1946年,1961年出版,对古代文学和诗学没有影响.但是,它反映出现代泰国文学界仍对印度的庄严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巴利语的诗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对泰国诗学和文学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巴利语作品在泰国的出现已有2000年的历史.从印度阿育王派遣须那伽长老和郁多罗长老到“黄金地”(今东南亚半岛地区)弘扬佛教开始,巴利语就被这一地区的僧人和学者所掌握,并仿照巴利语典籍撰写宗教作品达百部之多,从而接受了巴利语经典作品中的庄严手法.

巴利语的两部著作《胜庄严》和《弥林陀问道》(Milindhabanha)在素可泰时期已经传人.当时的著名宗教著作《三界经》中已提及这一点.在阿逾陀耶时期(14世纪中叶一18世纪中叶),《弥林陀问道》还被译成泰文,内容是弥林陀国王问道于帕那伽讪.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广博学识和语言技巧.上述两部著作均依照梵语庄严规则写成,尤以《胜庄严》为甚.

印度的第一部巴利语诗学著作《乌都台》和另一部《智庄严》大约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从锡兰传入泰国,后者对泰国诗学的生成极具影响.《乌都台》是一部巴利语的关于诗律的著作,系写诗必须遵循的形式规则.《智庄严》则讲述诗的修辞理论.传人之初,《智庄严》是作为学习上座部佛教经典的工具书来用的.尤其是在佛经学习的高级阶段,该部典籍是必读之物.这部书内容分五章:一、诗病;二、诗病的修正;三、诗德;四、义庄严;五、文学作品的味.《智庄严》之后又有《智庄严注疏》、《智庄严手册》、《智庄严简本》.1811年,延维吉(Yanvijitr)把这三部衍生本译成泰文.《智庄严》在锡兰和缅甸也非常流行.在缅甸,这部著作名为Alankaaranissai,即《庄严手册》.

《智庄严》的内容与檀丁的《诗镜》接近.就其五章内容来看,《智庄严》与《诗镜》一样非常看重诗德,认为“倘缀词成文,文无诗病,有诗德,则虽未加庄严,亦能引人人胜.譬如少女,但求无病,兼具女德,终能令男子动心.”至于庄严,则着重强 调义庄严,在对诗德的阐释中,也涉及音庄严.至于其他,则如作者所说:“庄严内容繁多,无从盖述其祥”,因而没有涉及.

泰国从这部巴利语诗学著作中吸收了诗德、庄严、味三种理论.关于诗德,彦姆巴帕通(Yaem Praphatthong)认为,其实“泰国人也没有严格遵循《智庄严》中诗病和诗德的(判断)准则,因为泰语的特征和这部诗学著作中阐释的巴利语一梵语相去甚远.”这里所指的是,泰语是汉藏语系的语言,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孤立语,而巴利语一梵语则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形态变化特征十分明显.因此,泰语不可能照搬巴利语一梵语诗德的全部准则.泰国所接受的只是诗德中最具普适性的部分,如诗应“清晰”、“易解”等.关于庄严,音庄严和义庄严都被泰国诗人用来指导和评价古典诗作.音庄严中的谐音、叠声等在泰语作品中同样适用.拉拉娜西里嘉仁(Lalana Siri―jareon)运用音庄严理论分析研究泰国古典宗教著作《大世经》,认为“用音庄严分析泰国古典文学作品,(发现泰语的音庄严)不足六类.因为两种语言性质迥异”,而且“泰语另有自己的音庄严规则”.至于义庄严,其中的隐喻、明喻、夸张、神助、奇想、有勇等在泰语古典作品中被广泛采用.某些复杂的、属于巴利语一梵语特色的修饰方式则没有出现,在泰国的文学批评中也鲜有提及.

总体来看,印度诗学理论中的诗德、庄严、味虽都已传人泰国,但庄严和诗德的影响比较有限,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味论诗学.

泰国味论诗学的本源及衍变

在印度古典文艺理论中,味是传统诗学的中心论题.味被视为超越世俗束缚的美的体验.早在吠陀时代,就已提到了文学审美中的味.味作为完整的诗学概念,出现在公元1世纪左右婆罗多的梵语戏剧学著作《舞论》中.《舞论》从对当时最有影响的文类――乐舞戏剧的系统研究出发,阐释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概念,从而促成了印度原创性诗学的诞生.《舞论》除了对印度戏剧学有着全面而详尽的论述外,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建立了诗学的味派理论,并提出了韵论、庄严论等诗学概念.公元10世纪末新护(Abhinagupta)撰写了关于《舞论》的注疏《新声》(Abhinabharati),发展了《舞论》,使味论更加理论化.新护之后,味论一直是印度诗学的主流.

上文提到,巴利文的《智庄严》脱胎自梵文的诗庄严论,泰国的味论即从这部著作脱胎而来.泰国学者古苏玛拉萨玛尼(Kusuma Laksama―ni)认为:“虽然《智庄严》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味论的基本原则,并不能为泰国诗人提供可资依循的(创作)道路,但这种理论并不受创作方法的限制.因为‘味’所关涉的是‘情感’,而‘情感’是人类的共有财富,‘情感’的表现和对情感表现的反馈则是人类的自然反应.此外,泰国人因受印度文化影响,在思想、信仰方面与印度人有诸多相似之处,从而产生了作为文学背景的思想框架的类同.一旦了解了‘味’的构成、产生‘味’的要素、‘味’的生成步骤,就能有效按照梵文味论诗学对泰国文学进行研究.”此外,泰国与印度在诗学思维方式、读者群体等方面也很接近,从而就使印度诗学在泰国文学中很容易找到生成点.换言之,味论对泰国古典诗歌文学具有无可置疑的解释力.当然,泰国人在借鉴和运用印度味论诗学理论的同时,也发现了两个亲缘文化的不同.例如,印度梵文味论诗学强调的是读者或观众对作品产生的情感反应;泰国味论强调的则是表现作者或剧中人物的情感.印度剧作在创作之初即以“味”为标准,泰国则始终以诗文之“美”为追求目标,“味”次之.

有学者认为,在长期的文学创作和鉴赏实践中,泰国人逐步总结出适合泰国诗学的味论四种.即:惊艳味、调情味、嗔怨味、悲哀味.这说明印度味论诗学是以一种被分解的形态介入泰国诗学领域的,在泰国本土文化中逐渐产生了变异体.泰国的味论四种及对味的阐释,与印度原创诗学所以明显不同就不难理解了.

在味论诗学中,味被看做一种超越世俗束缚的审美体验,文学的审美特质通过味使作者、作品和读者(观众)在审美层次上彼此感应,合为一体.

泰国味论诗学和印度的味论诗学是传播和接受的关系,具有亲缘文化必然存在的相似性.两国地理文化接近,宗教文化(婆罗门教、佛教)一致,味觉思维相同.因此,作为味论诗学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两者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但两者之间不同的民族特性又凸显出他们在审美经验上的差异.

以戏剧为例.梵语文学剧本的创作优先考虑的是作品的“味”,泰国戏剧则把诗句的“美”置于首位,其次才是“味”.这符合泰国文化的审美习惯:注重外在的形式表现甚于内在的情感体验.

文学人物的塑造.印度梵语文学中的人物,一般是善者尽善尽美,恶者十恶不赦.《罗摩衍那》中的罗摩、罗波那就是正反两派人物的典型.泰国的《罗摩颂》、《佛本生故事》以及戏剧、叙事诗等则赋予各类人物(包括神佛魔怪)以多面化的性格,使之更贴近生活.这与泰国人的文化理念有关:他们不喜欢太过理想化的事物和过激行为.

泰国味论强调的是诗人的情感阐发,印度味论强调的是读者(观众)对作品中各种情味的品尝.“这种品尝产生于超俗的情由、情态和不定情的结合.”两者的不同在于泰民族文学批评与生俱来的薄弱导致一向忽视欣赏者作为受众的情感反应.它的文学审美基于诗人的直觉思维和自我情感抒发.

印度味论中,情有四十九种,味有九种.情味九种是:、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奇异、平静.情味论在印度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泰国味论诗学在接受印度味论九种的同时,创造了自己的味论四种,即:惊艳、调情、嗔怨、悲哀,同样也是以情为基础的情味论.印度历史悠久,有原创诗学.在表述方法上,“繁琐复杂,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互参,主观判断加条分缕析,多宏篇大论”;泰国历史短,无原创诗学理论,广泛接受外来文学和诗学的影响.在表述方法上,直觉思维较强,逻辑思维较弱.对文学经验和现象缺乏理论思考,文学批评不存在明显流派,批评的依据主要是个人感觉和经验.


味论在印度源远流长,当代印度文学界仍在为构建味论诗学新体系而努力.泰戈尔等著名文论家都为现代味论的复兴和进步付出了极大努力;泰国文学界对味论的关注和研究已明显淡化,西方文艺理论和审美情趣逐渐占据了文论舞台.但是,作为对印度味论复兴的回应,以及对泰国民族文化传统回归的重视,仍有学者对梵文味论诗学与泰国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认为味论诗学是适合泰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重要文艺理论.

结语

印度古代诗学理论在泰国被接受、改造并最终衍化为泰国诗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重要影响,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印度的宗教文化对泰民族乃至东南亚多数国家的长期濡化,使得印度文化传统和泰国文化传统的背后形成了融洽的精神链接.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

不同的文学和诗学植根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必定需要不断接受新的、优于自身文化的元素.通过对异质文化元素的消解、吸收,最终使之融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印度诗学在古代的传人正好迎合了泰国文学和诗学生成、发展的需要.泰国古代文学史的辉煌与此密切相关.甚至到了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和文学传人泰国之后,曼谷王朝六世王仍努力倡导、推动并以身作则地译介了一大批印度梵语文学作品,撰写了相关学术研究论著,促使泰国古典文学再度呈现短暂的繁荣.当然,它终究还是无力与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比肩,印度文化和文学遂逐步衰退.进入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文化的多样性和东方文化的崛起,使得汉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泰国再度受到关注.印度文化和诗学在泰国文学历史上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在古典文学批评中的价值、两国诗学的深层关系等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探讨.这无疑对多边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和诗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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