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熔炉》:曹左雅的知青文学

“现在是时候来总结一下这场运动”

在网上搜索“曹左雅”的词条,在诸多条目中,有一条是来自山西阳高县的网站“中华阳高人”的,介绍“罗文皂吴家堡的北京知青曹左雅”,“曹左雅,系北京市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山西阳高罗文皂吴家堡插队六年,1977年考入大学.在美国获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在宾州林肯大学教授世界文学及中国语言文学.”拈出这个条目来说事,是因为我读过曹左雅的长篇小说《芳草天涯》(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书中显然是作者自况的女主人公芳思,一位个性分明、缺乏世故的北京知青,在作品中遭遇的每每是乡村境遇的孤寂与不堪,理想的追求在现实中屡屡遭挫.如今,这样的记忆不知是否已经远去,知青成为现实中和文化中的重要资源,却成为不争的事实.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文坛上,从新时期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阶段,知青一代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但是,比之于上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还只是后者的追随者和配角;到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时期,这一代作家取得了独立不羁的地位,与上一代作家二水分流,并峙;进入90年代以来,直至当下,知青一代作家仍然是文坛的主角,关乎知青生活的作品也时有新作问世,如梁晓声的近作《知青》,韩少功的近作《日夜书》.与之相比,对知青文学的研究,似乎总是不温不火,一直难以形成一个大的气候.也许不是妄断,在海外,中国的知青运动研究,包括知青文学,却是被置放于中国研究、中国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大视野下面,得到较多的关注的.2012年12月6、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知青问题国际研讨会的宗旨如下:

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持续组织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下乡是毛时代的一大历史事件,它的后果及影响在今日的中国依旧显现等

对整整一代城市人来说,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重大事件.称之为“失落的一代”,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被剥夺了正常的受教育机会,而将许多原有的理想丢失在了农村.但是,这一代人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学会怀疑充满欺骗性的口号,而且对中国的穷乡僻壤、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原住地,都得到个人深切的体会,这是城市青年难得的经验.

然而这一代人今天却处于一种极为反常的状态中: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已经退休,并且满尝经济改革的苦果(失业、丧失社会地位,甚至被逐出城市中心),相反地,现在有少数一部分在“脑力劳动者”圈子里爬上了事业顶峰,当上了干部、企业领导、工程师、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等等,更有这一代的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正准备在2012年秋召开的十八大上进入政权的最高领导层.他们将接替在非常传统的模子中培养出来的老一代,那么人们不禁会问,这些精英基于他们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会不会采取另类的管治作风呢.

所以,现在是时候来总结一下这场运动、它的前因后果,尤其是对那特殊的一代人所施加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当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还将继续影响它的命运.这次会议的目的不仅仅是做一份历史总结,同时也是告诉大家这一历史事件在今天的中国仍然继续通过文学电影绘画各种方式进行等{1}

国际语境下的言说,和本土的叙述有所差异,但是,它对于知青一代的历史分化和当下处境之复杂性的描述,却是视野开阔、很有见地的.它也充分地关注到了今天的文学、影视和绘画等作品中对知青往事的诉说.两天的会议中有一个专场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文艺体现”,发言者计有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知青小说叙事中的红卫兵经历:记忆和遗忘与一代人的文学》),黎服兵(广州学者,《知青与文学——一个老知青和编辑的观点》),王力坚(台湾大学,《众眼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多向度观照》),吴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银幕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浅谈知青电影中的理想主义》),杨健(戏剧学院,《21世纪初10年的知青文学和文化思潮》)等.笔者后来看到梁丽芳教授的论文,锋芒犀利,击中了知青文学的一大要害,就是对于知青一代的红卫兵经历的回避和遮掩.杨健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而著名,他还撰写过《中国知青文学史1953—2000》.有这样的重量级学人做专题发言,可以见会议之一斑吧.

“苦难”抑或“熔炉”

回到本文的话题.美国华人学者曹左雅(Zuoya Cao),2003年5月出版了英文著作Out of the Crucible:Literary Works about the Rusticated Youth,我将其酌译为《出自熔炉:知青文学研究》(以下简称为《出自熔炉》).曹左雅,笔名米琴,学者、作家,现居美国.系北京市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山西插队六年,1977年考入大学.198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林肯大学、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授世界文学.1999年获美国国会梅隆基金(Mellon Fellowship)资助,进行知青文学专门学术研究一年.《出自熔炉》就是其研究成果.此外,她还著有《内外之间: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中国经典诗歌中自然意象的艺术运用之比较》(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A Comparison of the Artistic Use of Natural Imagery in English Romantic and Chinese Classic Poetry),及前述长篇小说《芳草天涯》等.

“Out of the Crucible”,有人将它翻译为“出自苦难”,不是那么妥帖.在该书封底所做的内容简介说:它勾勒和讨论了1970—1990年代末期的知青文学状况,探析其作家、作品、主题、人物等,彰显了知青文学的主题: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痛苦和内在转变,道德困境和纯真的丧失,青春、爱情与性,文化差异和精神压迫,知青与农民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知青离开农村的愿望及其怀恋乡村的矛盾心态等.以是观之,其主题词不仅是“苦难”所能概括.用“熔炉”一词对译“Crucible”,不但是从字面上说,后者就有“坩埚”之意,而且从语源学去追溯,当年将知青前往的农村和农场,都称作是“革命大熔炉”,要让来自城市的、对现实生活所知甚少的青年人,在艰苦的劳动和“阶级斗争”的大熔炉中百炼成钢.而“出自熔炉”,恰好是指知青生活结束以后,他们对当年往事的追忆与反思. 大陆的知青文学研究专著,分别有郭小东和杨健的知青文学史,姚新勇的《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不同于前者对知青文学发展演变历史脉络的爬梳,也有别于后者以知青文学的主体建构及其消解为主线的专题研究,曹左雅的《出自熔炉》,介乎两者之间,它将知青文学的基本脉络,爬梳为九个专题,从多个层面讨论了知青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内在冲突.它的再一个特点是对90年代出现的许多知青回忆录,予以相当的关注,以此作为具有虚构性特征的小说作品的参照和补充.而身为先后经历过“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留美学人,曹左雅对于大洋彼岸的前知青的往事回忆文字,也有较多的关照,这也与本土的知青文学形成一种积极的互动.对于《出自熔炉》的各个专题研究,以下分别予以评述.

悲剧性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

知青文学作品,写一代人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不在少数.梁晓声就是其重要代表.但是,对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如何进行评判,却是颇费心思的.在论述苏炜的《岁月甘泉》时,我就意识到了它的内在复杂性.我的一位学生在对苏炜做整体研究时,也强调了苏炜从上世纪80年代的《渡口,又一个早晨》到21世纪的《米调》之间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情怀.曹左雅讲到了梁晓声作品中的主人公,《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一个具有崇高的英雄主义、无私地牺牲自我的女知青.尽管说,梁晓声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理想精神越来越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曹左雅指出,就文本自身而言,除去其不真实的结尾,它无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真实性上,都是可以信赖的.李晓燕是典型的先进知青的形象,也确实具有现实中人物的依据.与之相佐证,曹左雅还论述了梁晓声的《为了收获》《今夜有暴风雪》等.

然而,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特定的时代氛围,狂热的献身理想,在时过境迁之后,是否还能保持其强大的精神魅力?曹左雅指出,孔捷生显然地不同意梁晓声的这种盲目歌颂,其《大林莽》揭示了问题的更为严肃的一面,就是质疑这种盲目冲动裹挟下的自我牺牲究竟有什么积极价值可言.王新华的回忆录《一点苦难,一点光荣》,写了知青无谓的牺牲,在修筑大坝的工程中,暴雨袭来,黄土崖随时会崩塌,两个延安知青却不顾他人劝阻,坚持留在现场施工,以致村支书米怀亮为说服他们撤退而遇难.(据有关资料,在洛杉矶,当地中文报纸《中国日报》于1998年举办了“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回顾”有奖征文活动.据报导共收到稿件近300篇,约110万字,经过3轮评审,选出了37篇获奖佳作发表,其中王新华的论文《一点苦难,一点光荣》获特奖.{2}在笔者读来,此文声情并茂,尤其是采用了大量的陕北方言,在作者是乡情难忘,在文学性上可以说是乡土气扑面而来吧.)

对于知青中在劳动和灾害中遇难的死者,如何评价他们的牺牲是个复杂的难题.曹左雅指出,邓贤《中国知青梦》对知青运动表现出完全的否定,知青们当年栽种的橡胶树,已经全部死亡.他也否定那些死者的意义.而虚幻的理想主义光环的暗淡褪色,在李锐的《黑白》中得到无情的揭示.李锐对“青春无悔”予以坚决的否定,如曹左雅引用的一段李锐的文字:“作为一个知青,作为一个过来人,看见我的同伴们至今还有人躺在浪漫的怀抱里‘青春无悔’,心里翻涌着的,不是愤怒,不是鄙夷,而是一言难尽的悲哀.”“在一颗不会记忆苦难的心里,永远不会有理想的种籽生根发芽.在一颗没有刻骨痛苦的心上,也永远留不下痛苦的铭文.”(《记住历史,记住苦难》,见李锐的文集《拒绝合唱》)

与梁晓声盲目的理想主义相类而又有所区别的,是晓剑的青春的理想主义.曹左雅对理想主义的辨析,可以见出其思致缜密.她指出,晓剑与梁晓声相似,也曾经高调地肯定理想主义,不过他更多是从青春的虚幻浪漫和英雄主义落笔.如他的《世界》和《青春梦幻曲》中所描写的那样,尽管知青在现实中的追求劳而无功,一无所获,但是其沉重的经验对于后来人是有教益的.晓剑笔下的人物,受到苏联小说《勇敢》的影响,青春气息洋溢其中.但是,晓剑在近作《我的知青岁月》中对这种青春至上的心态持有反省.

此外,还有一种悲剧性的理想主义.从理性上讲,对知青一代的理想主义,恐怕是很难完全否定的,每一代青年人,都有其成长的背景和社会语境,而且各有利弊.知青一代的精神追求,内蕴丰富,也应该予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曹左雅指出,《芳草天涯》中的主人公芳思,也想改善乡村的生活(在作品中被他人称作是“想得最高,跌得最重”),在同来的知青已经用各种方式相继离开村子之后,仍然不改其志向,但是迫于情境而无所作为.现实和理想难以弥合,最终成为在现实中惨败而在心灵上有所收获的悲剧英雄.与此相似的是王爱英的《当代骑士》,所谓骑士,显然是喻指堂·吉诃德.作品主人公陈英男,也和堂·吉诃德一样,缺少现实感,他们的行为是混乱的、荒诞的.但是其悲剧性,仍然值得尊重.

苦难与内心演变

知青文学的悲剧性,还在于知青一代在现实中经历的种种苦难.我在前文中讲到对于本书译名的推敲斟酌,是因为苦难不是知青生活的全部内涵,但曹左雅对于知青的苦难,并不曾忽略,她将知青的苦难分为若干类型.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政治迫害.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年代,因为各种原因而落难的知青形象,不在少数.曹左雅的独到之处,是通过苦难来展现他们的身心变化.例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我们通常都是讲到作品与“伤痕文学”的关系,讲到血统论对青年人的戕害,曹左雅却做起了反面文章,她认定作品的女主人公穆兰,经过重大挫折之后顿悟了,在知青中是个觉醒最彻底的人物,穆兰就认为知青全是时代的牺牲品.王小鹰的《可怜无处山》写了一位罹难的知青沈志,他因为思想上具有叛逆性,特立独行,被堆砌了种种罪名,放逐到深山,即使是因扑救森林火灾而牺牲,葬身于荒野,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结局.一位曾经与沈志有过情感纠葛的女知青阿兰,在知青纷纷返城之后,却自愿留在山区,和当地人结了婚,默默地守护着沈的坟墓.她原来的自私散漫,也在沈志的精神感召下,转变为忘我的爱. 同样让这些知青感到不堪忍受的是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不过,对待它,仍然是因人而异.老鬼《血色黄昏》中写到的作者所在的内蒙农垦兵团,来自乡村的军垦战士,对来自大城市的知青的敌意和排斥,得到了充分的描写.作品的主人公林鹄,老鬼的化身,在被判决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接受常人无法承受的“劳动改造”,从灵魂到肉体饱受摧残,林鹄却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自虐,去承受自己的命运,进而以此作为自我救赎和忠诚证明的一种表征,还以自己能够经受住这严酷的考验而自豪.李晶、李盈《沉雪》中的孙,却是在摧残脆弱生命的劳动惩罚中,近乎绝望地挣扎,濒临崩溃,这也是她被动地接受另一个女知青的同性恋情的关节所在——这样畸形的感情,成为拯救其免于彻底沉沦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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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知青作家都在渲染和倾诉苦难,也有对知青苦难的否认与升华.阿城的《棋王》就把知青的心灵拯救导向道家和禅宗.《棋王》受到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雷金庆(Kam Louie)的批评.在其所著《事实与虚构之间》(Between Facts and Fiction)中,雷金庆举出甘铁生的《聚会》,与阿城将知青时成青年人的黄金时期和建立真正友谊相比,《聚会》中的残酷阴暗显然更为真实.阿城则声称,比诸农民,知青未必有资格一味诉苦,农民比知青更苦,是真苦.相比之下,知青还是优越许多.李锐也做过类似的比较.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则解构了知青的“苦难”,揭示了其在苦难叙事下被遮蔽的另一面,对乡村和农民造成的骚扰和损害.

知青与农民的关系

比起到军垦和农垦农场落户的知青,直接到乡村插队的知青,他们和农民的关系,在知青文学中被刻画得更为丰富、多样化.

有一批作品,着力地描写知青和当地农民之间的和谐交融.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所写的云南边塞,新来的知青们就和当地的傣族民众相处和互助得很愉快,生活、劳动、青春与大自然的相谐,令人神往,在天性纯然、情感自由而极度爱美的傣族少女面前,心灵扭曲、情感压抑的知青,心态显得非常苍老.由此,下乡知青开始向乡亲们靠拢,发生了内在的变化.但是,对现代教育和现代文明的向往,使得知青们仍然渴望求学和回城.陈村的《蓝旗》和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在追忆乡村和乡民的善良与蒙昧.懿翎的《十三阶》更是一个异数,贫困山村的艰辛故事,被一个个性怪诞而没心没肺的北京女孩(她前来插队时只有13岁)诉说出来,充满了风趣和幽默,她竟然浑浑噩噩地爱上了一个当地的农民.爱情的选择,显然就是价值的选择吧.

知青与农民的更为复杂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展开而变易,这在《芳草天涯》中有较为深入的描写.出身于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的芳思,曾经的理想是做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下乡之后,她抱着改变乡村现状的理想主义,迭遭浮沉,在乡村的六年,她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从疏离到逐渐有了若干的朋友,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交流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而且卷入了乡村的权力斗争,尽管说她仍然是从理想出发,与那些从利益出发的村民有所差异,但六年的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具有了充分的丰富性、戏剧性.

在知青与农民的关系上,毫无保留地表达出对农民的崇拜之情的,是在内蒙牧区插队的张承志.他笔下的蒙族“额吉”,是知青们信赖和敬慕的母亲.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绿夜》《金牧场》.

与这种崇拜之情相对应的,是知青以外来人和思想者的身份对农民的观察与批判.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中,“我”与村支书李金斗的关系的展开,就伴随着了紧张的思索.农民本来害怕这些知青,因为他们作为红卫兵曾经向李金斗们畏惧的县里省里的领导们造反.农民们也厌恶这些知青,因为他们本来就短缺的粮食还要被知青占用.而“我”也对乡村风俗的愚昧和李金斗的权术予以拒斥.持这一立场的,还有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作品中的“我”,女知青王晓云,在插队生涯中,以纯真少女的情怀迸发出对乡村政治家田家祥的爱情,在乡村工作中也成为田家祥的得力助手;这也给她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乡村政治、推进情节的一个缘由.她对于田家祥,从最初的近乎狂热的迷恋,到逐渐冷静和慎思,直至冷峻批判的过程,既是一个少女的成长史,也是田家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选择和蜕变的性格变迁史.

与知青作家对乡村生活的观照和思考相对应,刘醒龙的《大树还小》表达了本地农民对知青的敌意和仇恨.《大树还小》展现了另一种现实:当年的知青,在乡村中偷鸡摸狗,骚扰乡亲,也骗取了乡村少女的爱情而始乱终弃;如今“事业有成”的前知青们,一方面打着怀旧之情到乡村寻找新鲜刺激,一方面在城市中对进城务工的乡村少女进行新的戕害.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桑拿高地的太阳》,写出了那些很少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老兵团战士对知青的蒙昧化教育和精神毁灭.曹左雅如是说:在知青文学中,“对红卫兵/知青的畏惧,是一个不真实的理由;知青一开始会以为凭借自己的知识优势可以教育农民,农民缺少教育,对革命也不那么热衷.但是,知青最终发现,他们被农民所教育,认识了中国社会真相.”而农民的坚韧、坚定、宽容、淳朴,也感染了知青.

纯真的丧失

知青的前身是城市里的中学生,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的前期曾经充当了“革命造反”的急先锋,但是,他们仍然保有年轻人的纯真和浪漫的想象,对中国的现实缺少了解.在乡村的粗粝和艰辛中,逐渐消退了少年的纯真,接受了严酷的生活教训.

一批软弱的女知青,沦为邪恶的牺牲品.竹林《生活的路》中的娟娟,为了被推荐上大学而被迫献身于乡村里的权势人物,大学梦也未能实现.与之相反,男知青梁子才是独立不羁、具有自己的精神支柱的青年人.作者的本意,是要展示知青中的两类人物,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向错误和权力作斗争,或者向其妥协屈服.农村成为知青的检测试剂.但是,如果没有知青运动,娟娟本来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学,与其说娟娟遭难是性格因素使然,不如说是时势把她扭曲为牺牲者.而在《生活的路》问世二十年后出版的《饥饿荒原》(及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也描写了女知青由于软弱而成为权力的猎物. 知青中还有与现实的腐败合作乃至道德堕落者.王安忆的《广阔天地的一角》、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都描写了下乡知青为了能够离开乡村而扭曲自己,失去纯洁真诚,互相倾轧.田雁宁的《知青生活散录》,则以嫉妒的口吻写了一个女知青,出身于书香之家又酷爱学习的倪芳,以欺骗手段和村干部的儿子订立婚约而进入大学,然后立即解除婚约.当其他知青也陆续回城之时,她已经是一个著名学者,但她的上述行径却不被知青群体所认可.张抗抗的《隐形伴侣》深入到道德的层面,潇潇因为发现丈夫的道德堕落而与之离婚,但后来她自己以另一种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她发现自己变得比丈夫更坏,她用公开的谎言为自己谋得利益.王明浩的《那年我们十八岁》写两个知青偷老乡的鸡,导致那一家的妻子.在畏惧之下,他们前去忏悔,却被死者的亲属殴打至半死.这也是现实一种吧.

知青人物的三种类型

曹左雅把知青文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模范.在“”结束之后的新时代,这样的文学人物很少了.《生活的路》中的梁子,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重回乡村奉献知识和青春.这样高度的理想主义,显然是不完全真实的,它也被老鬼的《血色黄昏》彻底颠覆.《血色黄昏》中就写了这样两个知青模范人物,刘英红和罗晓歌.按照当时的政策,刘英红本来可以不下乡,但她却不顾母亲的反对,志愿到军垦兵团去.因为表现出色,她在被推选为模范时又坚决拒绝这份荣誉.最后她和其他六位知青在扑救山火的过程中牺牲,而这种牺牲的意义又非常可疑.

不同于早先的模范都是出身于工人或者干部家庭,叶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等作品中的先进人物,都是“坏”的家庭出身.他们都努力劳动,和农民关系融洽.后者中的郑璇,被利用,说假话,集模范与牺牲品于一身,这样的人物在《隐形伴侣》中也很突出.而在后出的赵维爽的《老插春秋》中,我们却看到,被时势愚弄的模范人物,最终获得了政治上的觉醒.

其二是不称职的、被否定的人物.

不称职者,是指那些身在乡村渴望回城的青年.《生活的路》中的娟娟就是.叶辛早期作品也写了与扎根者模范相对照的渴望回城者.他晚些的作品,不再写扎根,渴望回城是普遍的心情.其《爱的变奏》所写的,是青年人都对乡村的繁重劳动和艰苦生活感到畏惧.晓剑的《青春梦幻曲》中也有这样的渴望逃离乡村的人物形象.叶辛、晓剑作品中的否定性人物,没有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坏”的家庭,像小说通常描述的那样,相反地,他们大都出自高干之家.否定性的人物,好逸恶劳,有特权可以得到关照,不热爱当地农民.人物表现上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赵维爽的《老插春秋》、严亭亭的《但愿人长久》等作品.

其三是积极的奋斗者.其中一种是努力改变政治环境:《血色黄昏》中的许卓,本来带了很多养马养牛的科学书籍来到草原,以贡献自己的知识,发挥自己的才能;到了农场才发现没有用武之地,他转而投身于政治斗争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同时创作表达觉醒意识的诗歌.另一种是因势利导地发挥专长:《棋王》中的王一生是也,更多的人,介乎两者之间,他们认真地劳动,认真地读书,如刘军《噩恋》中的罗南,他从一个奋斗者开始,经由生产大队、公社、县的领导,最终成为省部级高官.

爱情、性与文化的差异

知青下乡之后,婚恋问题凸现出来,也形成知青文学中的多种戏剧化冲突.

为爱情而留在乡村,还是为回城而放弃爱情离去.这里主要是表现男性知青与农家姑娘的爱情困惑,作品如陈村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吴欢的《雪,白色的,红色的等》、叶辛的《爱的变奏》、肖亦农的《红橄榄》等.叶辛的《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则写了男知青与当地已婚妇女的情爱纠葛,进入更为复杂纠结的人事与情感的层面.

造成相爱的青年人被迫分手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女性的.张承志《黑骏马》中的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和赵玄《红月亮》中的男主人公苏亚柯,他们的恋人都被他人玷污,爱情被破坏.不过,前者是男主人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而放弃了恋人,后者是女性青草儿选择了她的玷污者,另一个知青许一明.

知青与农民之间、知青与所在农场的干部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也给知青们的婚恋困惑增添了新的要素.表现知青与当地农民“有情人不成眷属”的作品有韩少功的《远方的树》,写知青与农场干部的权力与爱情纠葛的有乔雪竹的《荨麻崖》.农家出身的连长与北京来的女知青副连长有五年的肉体关系,却无法获得她的心.在邓贤《中国知青梦》中,那些出身农村的兵团干部,一方面要控制和教育知青,一方面对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又感到自惭形秽,女知青不仅是泄欲,也是作为一种报复.铁凝的《麦秸垛》中,也是处理了知青间爱情与文化差异的难题.陆野明与杨青的有爱无性,是由于其文化教养和禁忌,但是,最终无法克服,他却与野性的沈小凤钻进麦秸垛.更为罕见也令人震惊的,是一部表现女性的同性之爱的作品,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中国的传统禁忌是反对异性间的性关系,却对同性之间的暧昧缺少警觉,这却给《沉雪》中的孙晓樱和苏迪提供了一定的感情空间.

在人性扭曲的时代,爱情曾经是一代人的禁忌,知青的情感遭受剥夺而不在少数.晓剑、严亭亭的《世界》中,知青恋人被知青集体所批判,因为他们偏离了革命目标;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男主人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欲念而忏悔.在《知青备忘录》等纪实性作品中也对此有描写,集中描述知青婚恋问题的《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三卷本,总括了知青的三种情形:知青因为“爱之罪”受到惩罚;知青为了失去其最深刻的爱情(为了回城,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而忏悔;知青当年造成了错误的婚姻.

知青的谈情说爱,经常会遭受批判和自我批判,那么,性的命题,就更加大逆不道,遭遇的是严加惩戒.然而,食色性也,性的命题,仍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一,性被禁止,成为“丑恶”.

表现此类情节的有金平的《蓝夜》(《血色:知青文学经典》第2卷)、乔雪竹《郝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等.后者尤其写得触目惊心——在内蒙军垦农场,两位知青死于开山的哑炮,同时受伤的还有同为知青战友的“烂桃儿”和“老坦儿”.“烂桃儿”得到有关方面的关照,办好了回京手续,却偶然撞上“老坦儿”在夜色中和女护士拥抱接吻.为了封堵住“烂桃儿”不去汇报其恋情,两人发生打斗,“烂桃儿”意外死亡,“老坦儿”也因为“流氓加杀人”罪被决,而女护士则变疯了. 其二,性意识的唤醒、放纵与颠覆.例如彭瑞高的《贼船》.几个知青朋友,阿崇贪色,汤荣馋食,两个人都是悲剧的结局.与阿崇、汤荣相比,“我”就高雅多了,“我”好读书,通情达理.但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一心想当学者的“我”,却在摆渡船时被农民们公开的性话语所震惊,而在场的公社干部也不加以制止.谈论性话语成为农民少有的乐事,解除疲劳,打发时光,也让“我”初晓性的奥秘.与之相关的,还有描写知青特定情况下性放纵的作品.芒克的《野事》、王安忆《岗上的世纪》堪为代表作.而同样操持性话语,以性的狂欢去颠覆精神压迫的,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知青上山下乡,走进了乡村田野,也走进了大自然,在那个宣传人定胜天的年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被扭曲.老鬼的《血色黄昏》就为盲目的农垦把草原变成荒漠而忏悔,孔捷生的《大林莽》、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则展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觉醒.还有部分作品从正面表现了农民为保卫大自然而做出的悲壮抗争,如在肖复兴的《北大荒奇遇》中,知青常梧迷路在森林中,意外被沙景昌搭救,沙氏父子当年开荒造林,为了保护树林父亲身亡,沙景昌也在后来的抗争事件中被捕,坐过监狱.到知青返城之际,知青到七星林去伐木想带回城,再次与沙景昌父女发生冲突.阿城的《树王》,更是广为人知的表现自然的杰作.

逃离与怀旧

身在乡村的大多数知青,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醒觉,最终爆发大规模的返城风潮,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写北大荒知青大返城中爆发的骚乱和冲突,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和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则以纪实方式写云南知青为了争取返城权利而进行的悲壮斗争.但是,返城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知青们又产生了怀旧情绪,表现此类题材的有陆星儿的《达紫香悄悄地开了》、孔捷生的《南方的岸》、韩少功的《归去来》等.

向北美读者讲述中国知青文学

将论题条分缕析,次第罗列,既是因为北美学风所致,也由于这是第一部在美国出版、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知青文学的专著,它介绍了大量的作家作品,也选译了其中的一些片断作为佐证.在总结部分,曹左雅写道:“1960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主席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在未来的20到30年间,将亲手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身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形成讽刺的是,30年后,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体制,在经济领域,则是正在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合作.本书对知青文学进行研究,就是试图揭示从它的源起的目标,红卫兵/知青一代,在的意识形态设想的指引下上山下乡,在乡村的实践中,却走向其反面,如何实现了完全的逆转.”

具体而言,广大知青又可以分为农场知青和乡村知青.直接走向农村,让知青认识了乡村的落后与沉重,也识破了长期的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假面.但他们与农民的关系是融洽的,体会到社会底层的温馨.在农场的知青,他们的生活保障和收入情况可能会优于前者,但是组织严密,管理者又缺乏相应的文化水准,知青因此受到太多太严格的管教,精神压力和超强的劳动,都更为显眼.在另一篇论文中,曹左雅揭示了一个我们通常会忽略、一旦说穿却也发人深省的问题:“表现插队生活的文学作品数量相对来说远远不足.当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青插队,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知青去农场.但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写农场知青的.”{3}这里来不及进行统计,就阅读印象而言,除了新时期之初的竹林、叶辛外,老鬼、张抗抗、陆星儿、晓剑、郭小东等都是来自农场,而北大荒知青作家群、海南岛知青作家群,更是知青文学的绝对主力.个中原因何在,确实令人深思.

由此看来,曹左雅是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向美国读者讲述了一个宏大的知青故事——它由众多的小故事组成,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而又总是顾及到事物的两极,以及加上居处其中者所形成的三个层面;有的地方在我们较为熟悉中国知青文学的人来看是失之琐细,但基本勾勒出知青文学的整体轮廓和基本命题,也让美国读者了解到知青文学的内在肌理和细微差别.

此外,曹左雅还力图同时对大陆学界和读者发言,从这篇在大陆传播较广的中文论文中,可能会看到她从事知青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另一个视点:

知青文学的主要意义还在人文方面.知青文学不是一个艺术流派,仅是同一种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汇集,这同一题材便是知青的共同下乡经历.这一经历在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不会有来者,是极其独特的经历,又是千百万人共同分享的经历,所以知青题材便有了其特殊也是普遍的意义.知青文学涉及到人的生存价值,人的生活意义,人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和潜力,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人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的矛盾,人对苦难的种种不同反应和感受,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人在普通环境中不易暴露的弱点等等.知青的经历有共同之处也有大量的不同之处,为人生提供了种种启示.知青因为自己那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也对人生有着某种深刻的认识.因此,不论知青群体是否在历史、社会上体现出重大作用,知青文学会永远流传下去,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4}

注释:

{1}转引自阿陀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s/blog_8e5a5b1601017q8j.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东北网·知青频道”:http://zhiqing.dbw./system/2012/11/06/000586095_01.s

{3}{4}曹左雅《知青文学的沿革及意义》,转引自“北京知青网”:http://.bjzqw./lanmu/whyj/2011/1226/2225.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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