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鹿港经验是李昂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动力和源泉之一,在作者的地理书写中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和多重的艺术特质.在李昂的青春期创作中,鹿港经验主要表现为对古老传统的反叛和突围；随着创作深入,作家超越单一的批评层面,在鹿港经验中融入转型期社会的现实图景；成年后的李昂,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冷峻观照不同文化碰撞中鹿港女性的双重生存现状,使得作品中的鹿港经验能够在开阔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有力的展现.
关 键 词 ：李昂；小说；地理书写；文学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0—0156—06
从16岁以小说《花季》初登文坛开始,李昂一直是台湾女性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她始终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不断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对于敏感的女性问题敢于以各种方式进行大胆的揭示,翻新话题,碰触禁忌,走在了文学探索的前沿地带.
在李昂漫长的创作历程中,家乡鹿港一直是她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之一.这个曾经有过三百年光辉历史但如今又衰落的小镇,那些如鬼魅般迷人的灿烂过往,作家一直在挖掘并始终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原因就在于鹿港所具有的多层次文化内涵正是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和旨归.关于原乡的探寻,作家经历了一个迂回推进的过程：一方面鹿港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记忆纠结在一起,成为作品中无法摆脱的情感反应,使得作家频频回眸遥望故乡；而另一方面对于鹿港经验表现出的审视和关照的态度,使过去的经验总是和现实的生活交相佐证、并驾齐驱,凸显出作家“在路上”的创作心迹.作为台湾最古老的小镇之一,鹿港光辉灿烂的历史造就了它崇古尚雅的地域气质.李昂从小深受鹿港特定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浸润,通过对鹿港文化不断的自度自审,这些由人情、风情、风光和习俗等所构筑起来的特殊的精神文化气质得以从她的作品中曲折地传递出来.
一、青春期的徘徊与突围
1969年,小说《花季》一鸣惊人,李昂以才女之姿挺进文坛.高中三年陆续完成了《花季》、《婚礼》、《混声合唱》、《有曲线的娃娃》、《海之旅》以及《长跑者》等7篇小说.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女,“能如此热切的创作,鹿港的闭塞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原因,简单的小镇生活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并使创作成为唯一的情感宣泄”①.
在台湾历史上,鹿港是一个有着厚重的文化历史积淀的古镇,其兴起与彰化平原的开发和大陆移民的涌入有密切关系.由于鹿港开正口与蚶江对渡,有利于工商和军事的发展,一度达到了鼎盛时期.迄今为止,“一府二鹿三艋舺”仍为台湾人耳熟能详的俗谚.经济的繁荣必然带动文化的兴盛,鹿港诗人在台湾竹枝词的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战争爆发后,受战争及港口淤浅的影响,鹿港渐趋凋零,沦为等而下之的普通小镇.从鹿港的兴衰变迁而,少女时期的中我们可以寻到一条台湾殖民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感受到台湾人民数百年来经受的坎坷命运.然李昂对鹿港最深刻的体会,并不是具体的人和物,而是那些鬼怪传说和幽深曲折的巷弄给她带来的阴森鬼魅的压抑感受.那种繁华落尽后的颓败,处处弥漫的鬼魅色彩和神秘气息更构成了她创作中乡土经验的底蕴和基调.
尽管李昂很善于在作品中营造神秘的氛围,但小说中所展现的那些沉重的怪诞感受,日常的压抑无奈,并不是她刻意要营造出来的,而是青春期少女感性体验的直观表达.正如评论家赵园所言：“《花季》一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作者的内省体验及传达.”②例如《花季》中,在经过阳光无法穿透的甘蔗园时,女主角感受到枯残了的叶子和红棕色的蔗杆所带来的隐隐邪意,脑海中顿时闪现出地藏王庙里神像的脸,心中泛起的阵阵寒意,使人不自觉地要打冷颤.在《婚礼》中男孩感受到的是黄昏时像发臭的蛋黄的太阳,黏浓蛋青样的云,长着青苔的古井,潮湿阴暗的狭长过道,眼睛像墓地绿色磷火的猫头鹰挂钟,漆黑腐朽的楼梯,新娘消瘦惨白的脸.作品中的主角们身处这种憋闷的环境,时刻感受着年轻生命与古老传统之间出现的隔离,但是却只能采取最无望的自卫方式——一种“只能等待变化或救赎的空茫”③.由此可见,原乡经验在李昂笔下首先由感觉、体验入手,凭借自己早慧的敏锐直觉体会到传统社会加诸在自己身上无形的沉重与窒息,借着小说中的人物与压抑的现实环境暗暗抗衡.但是这种感受此时并没有上升到自觉地去发现那种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所以作家只能是被一片虚无感和荒谬感紧紧地包围着.
除此之外,当时台湾盛行的现代主义思潮,给她提供了表达生命内省体验的方式和途径.在现代观念的折射下,封闭落后的乡俗世界以扭曲、变异的形式被呈现出来.虽然高中时期李昂对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入,一些作品中存在着斧凿的痕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极具反叛精神与颠覆意识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想在她的写作道路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此后的创作更证明了这一点.
二、转型期社会现实图景的呈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台湾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西方现代文明的降临给民众带来了经济力量的提升、文化视野的扩大等变化；另一方面,跨国经济体制的介入使原有的经济体制、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受到强烈的震撼与冲击.封闭式的社会文化结构也逐渐转向开放,传统经济下生活的人们在农业经济衰退的过程中遭遇到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的失落.因此,我们也能在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品中看到一些“在幸福数据背后喘息的斗升小民的悲欢离合”④.此时,离开家乡在台北求学的李昂也感受到这种正在迅速发生的社会变迁,并在作品中加以反映.为什么从现代主义的拥趸者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李昂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一方面暂时从那个在她的心目中“只属于老年人”⑤的鹿港小镇中脱离出来,在台北接触到大都市的文明与进步,也看到其中存在的黑暗与堕落；另一方面,“对过往写了三年的充满心理分析与存在主义的小说形式与内容,感到无法再继续下去”⑥.在经历了一年多痛苦的思索之后,对于都市现代意识的充分吸纳使李昂的创作心态、创作思路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她将目光投向社会,敢于质疑既定社会成规,创作出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人间世》系列小说.同时,她还创作了以古朴的鹿港风情为背景,以鹿港人的命运为主线的《鹿港故事》,对传统鹿港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进行冷静的审视与批判. 《鹿城故事》充分展现了李昂驾驭现实主义题材的能力,并非是在尚未脱去现代主义阴影下“对乡土文学的揶揄”.小说的背景、人物、故事内容均与鹿港有着明显的联系,看似每一篇都是独立的小故事,但是人物和人物之间又彼此关联,可以作为一个疏离的故事集进行观察.在表现社会形态更替方面,《色阳》是较有代表意义的一篇,作家将老艺旦色阳的一生写入鹿城受到近代文明冲击后的人世转变,以质朴的文字叙述这段含着淡淡苦涩的沧桑故事.由于工业文明入侵小镇,色阳赖以为生的手工艺品如同鹿城旧日光辉逐渐凋零没落.最初是原先扎不够卖的草人,一年年竟逐渐滞销起来,因为人们已渐少相信七月大祭拜烧草人避邪的旧习俗.后来是端午节手工刺绣的香囊被工厂机器制作的低廉的化学海绵香囊所取代,接着是八月十五的花灯也因为塑料花灯的出现断了销路——“变化虽然来的迟缓,却一去不回”⑦.在这种变化中,作家洞察到了聚焦在色阳身上的丰富的人性内容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
与手工业者的困顿生活相比,更让人感到唏嘘不已的是世家大族的衰落.鹿港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有名的世家大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在崇尚风雅的古老小城格外明显.《鹿城故事》的多位人物皆出身名门,但后来几乎都家道中落.例如蔡官出身于文进士后代,嫁给吴家少爷之后,因家世衰微沦为洗衣妇；色阳的丈夫王本家财耗尽,只能靠打零工勉强度日.在一次访谈中,李昂也提到“鹿港最多的就是破落户”⑧,她的外祖母就是曾经辉煌过的世家后裔.《鹿城故事》抓住了世家没落衰颓的沧桑,别具鹿港地区的特色；1991年的《迷园》虚拟了鹿城第一世家朱家的“菡园”作为小说背景之一,同样表现了显赫一时的世家步入衰微的现实图景.
作为一个来自鹿港的言说者,李昂富含乡土经验的作品并不同于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等人创作的具有“反西化”意识形态的乡土小说.由于城镇的结构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无论是清新纯净的原野还是充满声惑的都市都与城镇存在着联系但又有一定距离,经济体制的转轨对城镇的冲击并没有对农村来得那么彻底.因此,我们在《鹿城故事》中看不到草根庶民们面临生存危机时心灵分裂的痛苦过程,作家用质朴平顺的文字讲述的是人们在遭遇价值观发生转变时内心的细微变化.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当“传统”在“现代”的压力下逐渐崩溃和消失的时候,像李昂这样离开故乡、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接触现代化的种种之后再度回顾自己的家乡,难免产生认同的矛盾,时常处于挣扎与困惑的冲突中,作品朦胧的叙述视角传达了一种对故乡鹿港既热爱又无限惋惜的伤感情绪,批判之中暗含同情.这种矛盾的思想造成了她对乡土的若即若离,边缘的文化身份使她和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均形成了距离,一方面促使她不断向乡土求索,另一方面也使她始终处于一种反复的对比和思考中,更为深切地体会原乡文化的内在精神.
三、传统女性双重生存现状的观照
转型期的台湾社会,现代文明和新的经济形态对传统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和道德观念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鹿港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小镇,但是特殊的家庭环境无形中给予了她潜在的良性影响,“基本上,我们家是女权至上,不会因为是女性而被排挤,也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就觉得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做”⑨.家庭的氛围给李昂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后期对新女性主义的接触,又使她潜伏的女性思想逐渐丰富.在创作中对传统或主流的对男人的审美价值和衡量尺度进行了大胆质疑.同时在这种质疑中融入女性创作意识,反抗社会成规,重新认知女性自身的历史处境和现实地位,张扬女性的生存意识.
从《鹿城故事》的创作开始,李昂就自觉地对女性命运进行思考,那些关于生活琐事的描述虽然简单,却使人深刻地感受到在鹿港这个封闭的传统社会中,健康的生命尤其是女性的生命力是怎样一点一点被男权社会虚伪的道德蚕食殆尽的.《西莲》中陈西莲的母亲面对丈夫的不忠坚决地选择离了婚,勇敢地承担起抚养女儿的责任.为了躲避外界不怀好意的眼光,她几乎不与人来往.可是幽居礼佛的生活没有熄灭她的,却扭曲了她的人性.当她面对女儿的幸福,因为十几年来难吐的怒气,她坚决反对陈西莲与前夫家的男子联姻.最后这位母亲更为了堵住悠悠众口,用强硬的手段将陈西莲嫁给自己的情人.从她的身上,我们眼前似乎再一次浮现出了曹七巧的形象,一个正常的女人（母亲）或是为了金钱,或是为了“清白名声”,强行压抑自己健康的人性,将内心的积怨转嫁到最亲的人身上,使自己的悲剧命运在下一代身上重现,似乎从她们一手导演的儿女的不幸婚姻里找到了畸形的精神补偿.在保守封闭的鹿城,传统的社会成规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旧道德的束缚所造成的精神压迫使健康的人性也变得病态扭曲,而鹿城的人们似乎就如此一代代重复着相似的悲剧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鹿港为背景的小说中,扮演道德评判者角色的并不是作为父权社会代表的男人,而是同样备受欺压的女人.阿罔官就是其中鲜明的例子.阿罔官是《杀夫》中的重要角色,也是《鹿城故事》里菜官形象的进一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看,《杀夫》中反复描写的“陈厝”一带,实际上也成为传统鹿港的缩影,因为有关鹿港的古老记忆、女性的生存历史,已经牢牢地渗透进李昂的创作意识中.在她早期小说的想象世界,鹿港作为一种压抑的生存环境被抽象地呈现出来,随着女性意识的加强,鹿港的这种象征意义不再局限于心理和感官阶段的表层滑行,而是从现实层面予以观照,用生活在鹿港的具体人物来表现自己对鹿港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将鹿港文化的深层含义熔铸在生动的女性人物形象中,注重对传统文化下生存的女性心灵的逼视.阿罔官就是这一类女性人物形象的代表.
作为小镇中口舌桎梏的代表,她们凭着自己身家清白,成为鹿城“厨房后院的良心”,搬弄是非、论人短长.“这一个早年守寡因而饱受压抑的老妇人,以她尖刻的批评来弥补她生命的损失.”⑩阿罔官在偷窥到林市遭受性的事实后,不仅不同情她,反而讥笑她,并且将这件事在众人面前大肆渲染加以宣扬.正是阿罔官的恶意讥讽将林市最后痛苦呼救的权利也变相地封堵了,间接导致了林市在各种精神和肉体压迫下的疯狂.阿罔官虽然身为女人,但是她没有意识到是男权文化对女人的奴役造成了她的痛苦和不幸,相反她完全承袭了男权社会的思考方式,代替男权社会发声.她们比林市更加可悲,在伤害他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加速着自我的毁灭. 保留着浓郁中原文化的鹿港,就像一切没落的沙文主义文化一样,它早已经徒留形式的传统,反而更加恐怖骇人.作为台湾早期市镇的代表,鹿港始终处于一种追溯往昔有限繁华的处境中.在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场景往往被设置在偏僻幽静的深宅大院里,那些远离光天化日的阴暗角落正是传统女性的活动范畴,也是其生活资源及想象力的最终归宿.封闭的古屋一方面是女性逃避外界威胁的安身之地,但同时也是其身心遭受禁锢封锁的幽闭象征.男权社会制定的种种禁忌就如同这古宅深巷一样在精神上紧紧地束缚着女人,使她们从此不见天日,性的压迫就是其中最根源的问题.因此,对男权阴影下性观念和性道德的质疑,成为了李昂小说中书写鹿港经验的又一个侧重点.
李昂在《杀夫》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像林市一样,许多女性在婚姻中获得温饱,但却必须忍受性暴力的威胁,当她企图反抗性的凌辱时,却又再次回到饥饿之中.林市刚开始也是为了食物,可以出卖身体,而且“几近乎是快乐的,林市走出房间,赶向灶前,这已经成为一个定例：在陈江水要她的那一天,他会带回来丰富的鱼、牡蛎,偶尔还有一点肉片,再特别的,居然会出现有肝脏类的内脏.林市仔仔细细的翻过今天放在灶上的食物,才满意的回到厅堂,挽起一盆未晒的衣服,走到屋外”B11.此时林市对自己的性换取食物,甚至是满意的,这也正是绝大多数妇女选择的道路——自我物化.B12
但是当林市无意间到阿罔官与一群女人在背后评论自己的是非,将自己受虐的呼救声恶意曲解时,她从此噤声了.“在陈江水持续的不带吃食回家,林市亦不再顺从陈江水等反抗自是遭到陈江水回报更甚的殴打.”B13林市的拒绝说明她不再将身体视为是丈夫的私有财产,而是自己可以支配,拥有身体的自主权.《杀夫》的结尾,当自始至终逆来顺受的她被逼到忍无可忍的绝境时,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还施彼身——林市分解了陈江水的尸体（肉体）.“在象征意义上,可说是代表了对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与控诉,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的肉体上.”B14
鹿港提供给李昂的乡土经验世界纠缠着死亡、性、疯癫和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这些因素一直都存在于她的创作中,只是到了《杀夫》,这些要素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例如描写林市饥饿难忍之下吞食面线一节,李昂将民俗的传统迷信融入小说,创造出带有“鹿港式”的诡谲魅影,林市由饥饿的知觉转自对鬼怪报复的恐惧,“她不能自止的总要想到,那无数细条面线,每条都附有一个吊死鬼的紫红色舌头,存留在她的肚腹中,嚷嚷说话,并伺机要有行动”,阴森的鬼气糅合在饥饿中,恐怖的感觉顿时扑面而来.对于发生在林市身上的种种怪异的,作者借助了诡谲的技巧,做徘徊在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解释.这种诡异感是中国古典小说“超自然”小传统的延续,其中含摄了佛教对因果、报应、冤孽等母题的诠释.B15鹿港众多的古刹名庙和终日缭绕的香火,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招魂、赶鬼、普度、占卜的民间习俗更使得神秘的鬼魅氛围在作品中有了实实在在的体现.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人鬼不分、圣俗杂处、异教相安的世界里,中元普渡的怪诞气氛、因果报应的冤孽传说、鲜血淋淋的杀戮场景才能有机融合,完整地诠释出死亡、性、原罪的意义冲突.
随着1987年“戒严令”的解除,台湾文坛骤然百无禁忌,政治叙述与书写大行其道.经历了青春的叛逃、成年的梦魇到人性的诡谲,李昂历时四年多创作长篇力作《迷园》,在鹿港这个极具文化张力的想象地,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之战.性别叙述是作者挑战既有性别制度的关键,在《迷园》中占据重要地位.《迷园》中朱影红和林西庚之间就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两人之间所缠绕着的是女性的自我认同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这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朱影红始终被一个男权意识的社会化标准来评判、来衡量,以一种通过他人的凝视或是自己的审视的方式,不断监督自己的举止行为,她要放弃自己喜欢的黑白颜色的衣服而穿着柔媚的服装来讨好林西庚,要“永远懂得示弱”.朱影红从小在极具鹿港韵味的菡园长大,传统、门族都是压抑人性的因素,虽然也曾留学日美,但从父辈那里继承的仍是本土文化的血脉.她了无着落的情爱、无路可退的处境都隐隐地与菡园的兴盛繁华、颓败迷离相契合.
朱影红的成长一直伴随着困惑、焦虑、矛盾与不安,她的思想中所呈现的传统与现代的女性观点的纠结,其实也正是台湾女性社会的象征.从鹿港走出的朱影红,身上亦有鹿港的影子.林西庚所看重的朱影红世家小姐的高贵气质,其实是她无法摆脱的传统女性的桎梏,温顺乖巧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传统的被动屈从.与林西庚的交往中,朱影红对林西庚的崇拜、屈服,对于男性文化被动接受,直至内化恪守,使她处于臣服者的角色中.但是作为价值观念急剧变迁时代的女子,时代浸染又使朱影红强烈感受到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猛烈碰撞,林西庚的若即若离带来的打击,使她的女性意识在巨大的创痛体验中逐渐觉醒.在朱影红的转变过程中,作为鹿港缩影的菡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女性的弱势地位使朱影红在商场、情场的搏杀中伤痕累累、身心疲惫,只有借助记忆不断地回归菡园,才能为千疮百孔的精神抚平伤口.李昂深刻地反思了当代女性的生存现状,发掘出传统中国社会平静而优雅的面具下女性绝望的生存真相.
四、乡土经验的时空置换
乡土作为一个文学话题,涵盖着社会情感和文化心理的内容,表现为某种观念或情绪的原型.B16从时空角度考察李昂小说中的鹿港经验,可以看出作为历史性构造的乡土文化经验所呈现出的开放性结构.《迷园》之前,李昂的乡土经验多集中在鹿港一地化身传统封闭性社会的缩影时,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困境的审视和批判.从1985年的《暗夜》到1991年的《迷园》,李昂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的转折,也经历了一个创作上的飞跃.她对鹿港的认知从最初感性体验的朦胧诡谲,经历了中期尖锐的抨击和批判,到《迷园》终于能够拨开迷雾,更宽容和理智地看待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相对于李昂的其他作品,《迷园》在女性主义立场下对台湾现实社会和隐形历史的书写是成功的,而她在女性乡土经验的空间开拓方面同样具有深刻价值.族裔与根源（roots）有其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你的身份并不由你在哪里而是由你从哪里来决定,于是便造成了祖先和家乡决定了人的身份认同.但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以及文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该看到一块土地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一个地理定点,具有单一、特定身份认同的地理区域,而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各种社群的利益冲突与相互融合构成的文化使这块土地有了被描写和想象的可能.因而,“‘土地’想象可以是以介入的姿态,探讨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群关系,想象不同势力如何争夺诠释、界定这个地理领域主要指涉意义的活动”B17. 李昂以福佬裔女性丰富的商业经验,敏锐地体会到台湾在经历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异质文化发生撞击时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商业文化透过其生产方式颠覆了传统文化的纯净性与优先权,两种不同质文化的静态差异变成动态的衍异.”B18从这一角度来看,《迷园》超越了传统乡土小说叙述空间的狭隘、封闭,在现代台北都会和鹿港“菡园”的梦幻般交叠与碰撞中建构女性乡土经验的时空场景,显示出更加开阔大气的创作格局.
“《迷园》的情节集中在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花园间复杂的情感联系.”B19作为女性乡土经验象征的“菡园”在文本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菡园”不仅是连接朱影红不断在回忆和现实的光影中穿梭的纽带,更是承载着台湾数百年历史记忆和族群身份认同的载体.而小说中采用的双线叙述手法也正是作家在构建乡土小说格局上所作出的积极尝试.一方面,作者借用了传统研究对土地的定义,塑造了“菡园”这一固定的家园归宿,它是主人公朱影红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更是其父朱祖彦一生被软禁的囚笼.朱影红生命中跟父亲、跟林西庚有关的悲欢离合都与“菡园”这个具体的地点紧密相联.另一方面,与传统乡土小说将情节、场景、甚至内容本身的要素都构筑在土地想象的基础上不同,李昂又以现代意识消解了“菡园”作为固有形象可能隐含的东西,并在消解的过程中,赋予这个花园更多的政治寓意和历史内涵.
“在一般乡土小说里,土地、乡土经常被赋予正面的意义,往往隐含救赎的可能.”B20所以,乡土作家多倾向于以自然纯美的乡土风物关照现实,那种超乎寻常的美丽安详常常是作为现实生活黑暗、压抑的反衬.然而关于乡土、关于精神救赎,李昂显然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从《鹿城故事》、《杀夫》等作品可以看出,李昂笔下的乡土世界所呈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朴素传统”,那一个个惨烈的场景向我们展现的是权力、的冲突交锋.而《暗夜》等描述都市生活的小说中,作家同样观察到现代商业文化的一些先天性缺陷.正如现代社会没有哪一块土地可以保有所谓的纯净,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也并不都是文明的光辉,面对看似淳朴的家园乡土和紧张激烈的现代都市,人们所遭遇的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如何将二者融合的艰难过程.
李昂笔北城市的繁华和故乡菡园的宁静总是在朱影红的脑海中交错变幻,时常两种影像会重叠出现.菡园和父亲所代表的“过去”、台北和林西庚所代表的“现在”形成了一条跨越时间的历史脉络.孩提时代的记忆和成年之后的回想使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比感十分强烈,作者利用都会的光怪陆离暗示着乡土复杂和脆弱的现状.这一点正暗合了鲁迅先生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所阐发的思想：家园已经丧失,我们只能面对无边的荒野.从某种程度上讲,乡土即是命运的归宿.
从《迷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家在经历多种文化浸染后已经将具体的乡土经验渐渐内化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定势,“藉着繁复的土地意象,铺陈错综复杂的认同转换、矛盾,让读者深刻体验‘乡土’最深层的定义,不是一块牢固不动的土地或纯净,令人怀念的农（渔）村社会,而是意义不断流动,提供我们不断反省身份认同建构问题的文化想象空间”B21.因此人类的文化经验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范畴,而是历史性的构造,其形式系统由个体的流动呈现出某种开放性的结构.在这样的变动中,人对自身的身份特征的认可也会不断发生变化.经过《迷园》的创作,可以看出李昂已经从面对乡土地域生存的层面实现了实质性的跨越,由族群意识的感性认知走向开阔宏大人类社会的思考,达到了一种更加开放自由的审美境界.
纵观李昂四十多年的文学实践,不难发现每一次社会思潮发生变化之际她都有突出的成绩.虽然李昂对现代主义、乡土主义、女性主义、后殖义等各种创作手法都兴致勃勃地尝试,然而变化之中也有恒常,对故乡鹿港的记忆如同血型一样深入到作家的创作中,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胎记式的鹿港文化意味.尽管李昂创作的外部世界是现代文化潮汐的冲击,但内心深处涌动着的却是本土文化的血液,当遭遇多种文化碰撞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鹿港文化基因就会自然显现.与此同时,随着作者对文学、社会理念的发展变化,原乡在其作品中的文化意义也做出相应的调整.李昂通过创作宣泄自己的情感,讲述生存的体验,追寻故土的记忆,探询生命的意义,以独特的原乡经验构成了作品的丰富性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注释
①③⑤李昂：《花季》,洪范出版社,1994年,第198、199、199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台湾地区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④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⑥⑦B11B13李昂：《杀夫——鹿城故事》,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42、100、176页.
⑧⑨邱贵芬：《（不）同国女人聒噪》,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4、98页.
⑩吕正惠：《性与现代社会——李昂小说中的“性”主题》,《台北评论》第三期1988年1月,第112页.
B12关于“自我物化”,列维·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指出：“女性是父权制度下象征资产的符号,在父权秩序中处于从属地位,并非自主的个体,在婚姻中担任‘物品’的角色.”
B14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当代台湾女性小说的觉醒与彷徨》,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小说论》,时报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3年,第55页.
B15B19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麦田出版社,1997年,第235、24页.
B16杨匡汉：《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B17B20B21邱贵芬：《仲介台湾·女人——后殖民女性观点的台湾阅读》,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79、82、96页.
B18张小虹：《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责任编辑：行健